郭梦妍
2023年7月，我又去了一次青海。
这次去青海，主要就是为了去看噶斯口。青海地处甘肃、西藏、新疆、四川之间，是沟通西北各省的四冲之地。虽说其地理位置四通八达，但碍于青海的特殊地理环境，离开青海的道路却很少。在古代，离开青海的道路大约有以下七条：（一）走西宁—兰州一线，向东走进入甘肃；（二）走大通—扁都口—张掖一线，向北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肃；（三）走德令哈—大柴旦—当金山口—敦煌一线，向西北走进入甘肃，进入甘肃后，向东可达武威，向西走玉门、柳园可达哈密，进而进入新疆；（四）走格尔木—茫崖—若羌一线，从柴达木盆地南缘经噶斯口进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五）从格尔木继续向南走进入西藏；（六）从西宁出日月山，然后继续往南走，经果洛州鄂陵湖附近，进入西藏；（七）从黄南州河南县附近向东南走，进入四川松潘。在以上几条路线中，（一）（二）（五）是常走的几条路，青藏铁路路经兰州、西宁、格尔木，并从格尔木南下入藏，其实就是沿着（一）（五）的路线。（二）线路是清初青海和硕特部进入甘肃的重要通道，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设立大通卫，就是为了堵住扁都口，限制青海蒙古的离青通道。现代的G227高速、兰新高铁张掖至西宁段路线的大体走向，仍延续着（二）路线。剩下的（三）（四）（六）（七）路线由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路途不便，并不常用。此次考察的便是（四）路线，是各条道路中最难走的一条。
一、民和访古
在前往格尔木之前，我先去西宁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会议主办方组织了一次短途考察，使我有幸跟着去民和走了一圈。
此次短途考察去了民和的两个地方：弘化寺与喇家遗址。
1.弘化寺
弘化寺又名“鸿化寺”“宏化寺”“红花寺”，位于海东市民和县转导乡红花村。弘化寺位置偏僻，从西宁开车至此需要将近三个小时。这座寺庙规模不大，也没有被开发过，我们去的那天，除了我们这些“游客”外，寺内只有两名喇嘛与附近的几位村民。
弘化寺的山门。该山门是现代新建的。
现代的弘化寺多少有些冷寂，但在明清时期，该寺在当地的政治、宗教与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弘化寺坐落于山间谷地之中，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弘化寺的藏语名叫“宗默卡”，意为“犏牛城”。相传，明朝永乐皇帝有三名皇子犯了死罪，永乐皇帝便罚他们乘坐犏牛拉的牛车，一直往西走，要走到“牛死车散”才能停下。三名皇子坐着牛车，一直走到犏牛城这里才牛死车散。犏牛死后，地上长出了一朵大红花，一只兔子绕红花跑了一大圈。三名皇子打开临行前永乐皇帝赠给的包裹，里面是一把剃刀，三人遂剃度为僧，在兔子绕圈的范围内兴建了弘化寺，由于地上还长出了大红花，故又称“红花寺”。
弘化寺后面的犏牛城遗址。图片右侧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城墙遗址。
此传说无疑与史实不符，只是当地的民间传说。但该传说反映出弘化寺的兴建与明朝政府有着密切的关联。
永乐六年（1408）、十一年（1413），明成祖两次召请西藏格鲁派大师宗喀巴入京。由于事务繁忙、路途遥远，宗喀巴婉拒了明朝的邀请，改派自己的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永乐十二年（1414）十二月底，释迦也失抵达北京，明成祖封他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永乐十三年（1415）四月，释迦也失离开北京前往五台山，一直待到次年五月才启程回藏。
入京朝觐后，释迦也失与明朝建立了通贡关系，永乐十五年（1417）、二十一年（1423）两次遣人朝贡。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再次召请释迦也失入朝，释迦也失应召，于宣德四年（1429）年底抵京朝觐。第二次朝觐后，释迦也失在北京长住下来，宣德九年（1434）明朝册封释迦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释迦也失自此成为明朝三大法王之一。次年十月二十四日释迦也失圆寂于北京大慈恩寺。
释迦也失圆寂后，明朝下令建造金铜佛塔，以贮藏释迦也失佛骨，正统七年（1442），明英宗下令建造弘化寺，作为大慈法王佛骨的供养地。《明实录》载：
敕谕河州西宁等处官员军民人等曰：“朕惟佛氏之道，以空寂为宗，以普度为用。西土之人，久事崇信。今以黑城子厂房地赐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盖造佛寺，赐名'弘化’，颁敕护特。本寺田地、山场、园林、财产、孳畜之类，所在官军人等不许侵占、骚扰、侮慢，若非本寺原有田地、山场等项，亦不许因而侵占扰害。军民敢有不遵命者，必论之以法。”（《英宗实录》卷95，正统七年八月辛亥二十四日）
明朝对弘化寺寺产的保护谕旨与西藏政府给寺院颁发的保护命令非常相似，不知二者之间是否有借鉴关系。
弘化寺内保存的释迦也失佛骨塔。我们去参观时寺院喇嘛很热情地为我们介绍，允许我们在大殿内拍照。
弘化寺建立后，一直与明朝保持着封贡关系，定期朝贡，并接受明朝的册封，寺内有国师、禅师、都纲等高级僧爵。明清鼎革后，弘化寺率先与清朝建立联系，以延续自己在当地的权势。顺治七年（1650），弘化寺主动上缴明朝的敕书、铜印，清朝为其换发新的敕封。次年（1651）二月，弘化寺又遣僧进贡。（《世祖实录》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己未十二日）这是岷、洮、河等州番寺中第一批进贡的寺院。
从明至清，弘化寺逐渐从一座宗教寺庙转变为具有政府性质的“寺堡”，在地方生活中扮演着多样的角色。清初时，弘化寺寺主张洛住坚错曾言：
（明朝）随给附近之高山穷谷，永作香火之需。该管僧五十五名，诵经祝胜。其星吉藏卜之徒裔，世给国师、禅师之职，世给山场，以中茶马而供僧食。（《循化志》卷4）
“星吉藏卜”是指弘化寺第一代寺主张星吉藏卜。从这段自述来看，明朝“世给国师、禅师之职”，使弘化寺代代受封僧爵，有着非凡的政治地位；“世给山场”，保证了弘化寺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弘化寺还负有有“中茶马”的责任。所谓“中茶马”，其实就是指明代的茶马贸易。弘化寺有能力与明朝国家进行茶马贸易，说明其寺院实力绝非仅仅限于犏牛城一隅，仅靠明英宗赐封的山场、田地是无法提供大量马匹以进行贸易的。
弘化寺能够参与到明朝的茶马贸易中，是因为该寺不仅是明朝官方敕封的藏传佛教寺院，还掌握着附近藏人部落的统治权。张洛住坚错的自述说明，弘化寺在明朝的帮助下，在当地取得了崇高的政治地位与稳定的经济来源。弘化寺后面的犏牛城遗址，其实就是明清时期附近的商贸集市，可见弘化寺也是当地的经贸中心。在政治、经济实力之外，弘化寺本身就是一处重要的佛教寺院，与格鲁派联系密切。在政治、经济、宗教的多重影响力下，附近的藏人部落逐渐归附，弘化寺从一座普通寺院逐步转变为集政治权力、宗教影响、经济实力于一身的强大寺堡。依附于弘化寺的藏人部落被称为“弘化寺族”。在明代的茶马贸易中，弘化寺族是明朝指定的“中马番族”，与明朝保持着定期的茶马贸易往来。
弘化寺作为具有政治权力的寺堡，其建筑构造与一般寺院不同。在弘化寺周围，建有厚达两米、高约三米的夯土城墙。结实的夯土城墙将整个寺院围了起来，站在城墙上可以俯瞰周围地形。大门口处的城墙甚至包了土砖，与内陆的城墙堡垒无异。
弘化寺的城墙。这张照片是站在弘化寺城墙上拍的，土房子后面可以看到一排白色水泥柱，那里就是弘化寺的城墙。如今弘化寺的城墙上长满了野草，庭院中满是野草与树木，从照片上很难看清轮廓。
弘化寺的大门口。门口处的城墙包了土砖，与堡垒无异。
弘化寺门口的城墙。弘化寺的城墙由夯土建成，下宽上窄，底部厚度将近2米，上方可以走人，非常厚实。
弘化寺的寺堡式建筑，与其说是寺院，其实更像官府衙门、城楼堡寨。在明末清初，弘化寺在当地也确实发挥着类似于政府的作用。清朝康熙年间的河州知府王全臣在《河州志》中就写道：
查河州沿边，有土司、国师共十九族，其中如弘化族弘化寺国师张老卜藏坚错、灵藏族马营寺禅师赵罗藏锁南、珍珠族永昌寺国师韩且令扎失，俱奉旨颁有敕札印信。他如沙马族土司苏成威、癿藏族土司王镇海，虽无印信，俱有部札号纸，世相承袭。其余则并无部札号纸，止因隶河司中马，遂各自分为族类，自立为头目者也。伊等各有衙门，各设刑具，虎踞一方，威势赫炎。其地与汉民犬牙交错。附近居民有畏其欺凌窜入者，有被其引诱窜入者，有犯法惧罪窜入者，有避荒抗赋窜入者，有佃种番地遂成部落者，有卖产土司，遂成番地者。种种弊端，难以枚举。……河州喇嘛最盛，寺庙最多。族大之家，必有佛庙。张姓有张家寺，李姓有李家寺。寺中喇麻尽属洪化、马营二寺管辖，名为下院。派中马匹，此犹得曰：以类聚也。乃河俗：乡民生有二子者，必将一子披剃为喇麻，其父置田产，勿论僧俗，一概均分，以自来纳粮之民产，一分与为僧之子，带入寺内，遂名为香田。止供给洪化、马营二寺之差，而正供钱粮不纳分粒。甚至为僧之子。苦于二寺之苛派繁杂，力不能支，求济于宗族，宗族怜而义助之，谓之帮中。此不过乡民亲亲之谊也，乃年复一年，遂为定例矣，竟岁岁派令帮中。又各寺每岁必作佛事，本族及附近居民，或布施银钱，或布施谷麦，谓之香钱。此不过乡民好善之举也，乃年复一年，又为定例矣，竟岁岁派纳香钱。（《河州志》卷2）
古代传统政府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钱谷与刑名（税收与司法），弘化寺设有刑具，具有司法审判职能，又向附近部落派征帮中钱与香钱，与税收无异。可以说，弘化寺本身已经具备传统政府的最基本职能，故王全臣直接称其为“衙门”。除此之外，弘化寺本身就有大量的私产、香田，经济实力雄厚，管理着附近的藏人部落，还有清廷颁发的敕封，政治地位特殊。王全臣站在清朝立场上，指责弘化寺招纳逃民、侵占土地，其实反映出弘化寺在清初不断扩张自身势力，通过蚕食的方式，与清朝州县争夺当地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王全臣的抱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对此颇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王全臣曾上书建议清查寺院的土地、人口，禁止“帮中”“香钱”“布施”，断绝寺院的经济来源。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仅靠河州府是无法与树大根深的弘化寺较量的，这些建议并未得实行，《循化志》载：“王公（全臣）请饬行各地方官将土司、国师现在耕种之地土，清其疆界；现在管辖之部落，查其户口，造具清册存案，而事未行。”（《循化志》卷4）
弘化寺命运的真正转折点是雍正四年（1726）。雍正初年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中，西宁附近的大量藏传佛教寺院听从罗卜藏丹津之命，起兵反清。战争结束后，清朝决定改变寺堡管理藏人部落的传统格局，将各部落统辖于州县之下，剥夺藏传佛教寺院的政治权力。雍正二年（1724）五月，年羹尧提出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其中便有两条涉及到了寺院及藏人部落的管理方式：
查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养之地。自明以来，失其抚治之道，或为喇嘛耕地，或为青海属人，交纳租税。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今西番人等尽归仁化，即系内陆之良民。应相度地方，添设卫所，以便抚治。将番人心服之头目，给与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衔分管，仍令附近道厅及添设卫所官员管辖。其应纳粮草，较从前数目，请略为减少，以示宽大。
……
查西宁各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污纳垢之地。番民纳喇嘛租税与纳贡无异，而喇嘛复私藏盔甲器械。前罗卜藏丹津侵犯时，喇嘛等带领番民与大兵抗衡。今臣于塔儿寺喇嘛内之老成者，拣选三百名，给与大将军印信执照，谕令学习清规。请嗣后定例，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仍每年稽察二次，令首领喇嘛出具甘结存档。至番民之粮，应俱交地方官管理。每年量各庙用度给发。再加给喇嘛衣服银两，庶可分别其贤否，地方官得以稽察。（《世宗实录》卷20，雍正二年五月戊辰二十六日）
根据年羹尧的建议，原本由寺院管理的藏人部落改归厅县或卫所管辖，向其征税，其内部封设千百户，以便管理。寺院此后不再有权管理藏人部落，也不能再向他们征税。寺院规模不得超过三百人，所需钱粮，由地方官征收后，再拨给寺院。相比于明朝赏赐给寺院田地、山场，并下诏予以保护，清朝对寺院的限制更多。寺院不再拥有统辖藏人的政治权力，也失去了征税权，寺院的钱粮只能从州县政府手中获取，经济命脉掌握在了地方州县手中。原本具有地方政府性质的寺堡此后退化为单纯的宗教机构。
其实，清朝对藏传佛教寺院的限制令在很多地区并未严格推行下去，尤其是贵德与循化地区，当地的藏传佛教寺院在清中后期仍然在地方上发挥着重要的管理作用。不过对弘化寺来说，该寺距离内陆较近，清朝的命令得到了严格的贯彻。
弘化寺并未参与罗卜藏丹津之乱，甚至在清军作战时为其提供粮食、车马。但在清朝的改革命令之下，弘化寺也难逃被削弱的命运。在清朝颁发限制令时，弘化寺也曾试图抗争。雍正四年（1726），弘化寺寺主张洛住坚错上书总管青海事务的达鼐，请求保留旧制，仍由寺院兼管附近部落。张洛住坚错在呈文中列举了保留旧制的八条理由：
一、历来招中茶马，在于沿边。上年虽暂行停止，究未奉有终不中马之文。今若改牧养之地一例起科，倘蒙用马，必派养于旧地。边地赤贫，既纳粮又养马，势必误公。
一、中马暂停，积茶变价。今以散茶之地，一例上粮，将来库茶再散，边民知上粮同于里甲，不言领茶为旧制，必从其一，不从其二。
一、沿边寺僧诵经祝寿，今若将香火之地改易，每日僧食无出，诵经无人，大典有碍。
一、边关土司寺院，数百年所管之人，藉其牧养资生，守墩防隘，为内陆悍卫。今改征粮，边民诚不肯再应苦役，转拨内陆，又互推不前。此关于封疆之大计也。
一、土兵出自边土，前因西海逆夷跳梁，沿边土司寺院，俱调土兵军前。今同里民上粮，佃民既改里民，必不再应兵役。
一、历年散茶征价，边民赤贫，拖欠历年茶价千万，今借名上粮，官仓茶价必致虚悬。
一、寺院在边末，山多地少，处处峻岭深谷，非同腹里肥田，所以自古迄今，并无额粮。边民常言，下籽重，打籽轻。今改征粮，征收难完，逃亡追捕，将责成有司，抑委寺院之土司乎？
一、寺院前当军兴之时，骡马、牛车、人夫等项，虽有官价，不能缓待。挪彼办此，皆是剜肉医疮。如鸿化、马营一隶河州，又分隶西宁之浪塘族，一寺兼应两族，所累各项千头百绪。若土民另行上粮，已往之军需负欠，万难清楚，身家莫保。此又寺院现在实可怜悯者也。
备实公呈，仰恳宪恩，转详钦差大人，仍依旧制，免其更张。边方僧俗，蒙慈靡既。
弘化寺提出的理由，基本是从政治管理角度来为自己辩护。张洛住坚错认为，如果将藏人部落改归州县直辖，在征税、派差等方面将面临极大的困难。换句话说，相比于州县，寺院对藏人社会有着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与社会资源汲取能力。张洛住坚错试图使清朝相信，借助寺院进行管理是一种更为高效的行政方式，能从藏人社会中获取更多的税收、人役等资源。
然而，对于清朝来说，相比于汲取资源，清朝更加注重河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寺堡的存在妨碍了清朝对地方的控制，寺堡掌控人口、土地，形同政府，普通的地方州县根本无力与其相争。一旦寺堡受到煽动，可以迅速组织起土兵队伍，就地起兵，威胁清朝内陆，不久前的罗卜藏丹津之乱便是最好的例证。河湟地区地瘠民穷，哪怕借助寺院从当地吸收资源，也很难在当地获得大量的税收或人役。所以，即使寺院管理可以效率更高、汲取更多资源，清朝也无意因此向寺堡妥协。总管青海事务钦差达鼐在看完弘化寺的呈文后，批注说：
细阅所呈情节，因历年久远，思循旧制。但种地上粮，普天同例。国家因时制宜，倘于理未合，不得谓行之于昔者，不可行之于今也。况新抚各番，尚按地输粮，岂若辈久沐皇恩，反不急公输赋乎？且此番系奉旨遵行之案，不得纷更。若云边地硗瘠，本都统、本镇自当体恤民隐，业已从轻定课矣。仰即饬知各番遵照。（《循化志》卷4）
达鼐用一句“普天同例”便否决掉了弘化寺的请求。此次改革的目标便是将河湟地区纳入州县管理体制内，使其与内陆划一同步。寺堡这种游离于清朝控制之外的政府“异例”，是清朝无法继续容忍的。
雍正改革之后，弘化寺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经济特权，成为一间普通的寺院。同治年间，弘化寺毁于战乱，后又重建。文革时期，弘化寺再次被毁，现在的寺院是改革开放后重建的，规模已经大大缩水，只剩一间大殿与几间平房。
现在的弘化寺的广场。现在的弘化寺是改革开放后重修的，除了大殿外，只有几间平房被布置成了简易佛殿。寺内广场甚至没有做硬化，仍是黄土地面。
弘化寺的寺主在明清时期一直采用“侄系传承”的方式传袭。所谓“侄系传承”，即是一个家族中，一人出家为僧，担任寺主，然后将自己的侄子或侄孙收为徒弟。寺主圆寂后便将寺院及僧爵传给侄子或侄孙，以保证寺院始终掌握在同一家族手中。弘化寺的寺主一直由张氏家族的人担任，《清会典事例》载：
（乾隆）九年奏准，河州宏化、显庆两寺国师兼都纲章珞柱坚错之侄章敦柱坚错请袭，从前议收国师禅师一应敕书。其作何酌给空衔俸禄，尚未议定。今章敦柱坚错请袭国师，俟该督议覆到日再办。其都纲印信，原为办理事务管束属人而设，应令国师章珞柱坚错之侄章敦柱坚错，暂行管理都纲印务。（光绪《清会典事例》卷975《理藩院一三·喇嘛封号》）
此处提到的“章珞柱坚错”即是前文上书达鼐的弘化寺寺主“张洛住坚错”，他在圆寂后，由其侄子“章敦柱坚错”承袭国师与都纲职位，成为新一任寺主。
弘化寺内的旧屋。据寺内僧人说，此屋是从前都纲的住所。这座旧屋也是寺内除大门口外，唯一包砖的旧建筑。
张氏家族对弘化寺的控制一直延续至1949年后，不过现在，张氏家族已经没有人愿意再出家为僧，枯守这座小庙了。现在弘化寺中只有三四名喇嘛常住于此，年纪最大的喇嘛今年86岁，是一位来自恰卜恰的藏人。
民和县是回族土族自治县，土族的宗教信仰是藏传佛教。不过，现在弘化寺的藏传佛教意味并不浓，我在寺内没有见到藏族或土族信众，反倒是遇到好几位回族人来寺里闲逛。同行的一位老师不禁感慨：“信仰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复杂啊！”
弘化寺内的回族民众。寂寥的寺院里除了喇嘛，就只有这几位回族民众了。
2.喇家遗址
我们在民和参观的第二个地方是喇家遗址。
喇家遗址位于海东市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现在已经开发成了遗址公园，内有博物馆与考古遗址现场。
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大门口。喇家遗址的发现被评为“2001年度中国考古十大发现”。据讲解员介绍，这个遗址公园2006年就已立项，在设计阶段数易其稿，换了好几家设计单位，最终于2020年才建设落成。遗址公园开放后，立即遭遇疫情，所以这几年业绩不甚好。
喇家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4000年前，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喇家遗址最为特殊的一点在于，该遗址是在一场山洪中被瞬间摧毁的。喇家遗址位于官亭盆地，周围地势低洼且较为开阔。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当时由于地震，引发了剧烈的山洪。山洪裹挟泥沙，在极短时间内淹没了喇家遗址。由于山洪几乎在一瞬间就淹没了喇家遗址，遗址内完整保留了那一瞬间的原始人生活场景，被人称为“东方庞贝”。
喇家遗址内最著名的一处场景。一位母亲在灾难降临的瞬间，跪在地上，将孩子抱在怀中，仰天张望。
我对考古一窍不通，回来后又查阅了一些考古报告，才对喇家遗址有了更多的认识。喇家遗址属于齐家文化的一支，其文明发展程度在被毁灭前已经非常高了。在喇家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粟和黍的种子，喇家遗址中最著名的一件文物就是“中国的第一碗面条”，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喇家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倒扣的陶碗，翻过来一看，是一堆条状物遗存。经过鉴定，这碗“面条”是由粟与黍制成，与喇家遗址的农业生产特征相吻合。可见在当时，喇家文明已经发展出了稳定的农业生产模式，其饮食习惯也随之变化。除了农业生产外，喇家遗址中还发现了用于祭祀的专门屋室，用于占卜的卜骨、龟甲，甚至还有打击类乐器，在墓葬中也发现了用玉器与牲畜随葬的现象。这都说明，喇家文化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有稳定的农业经济，有一定的社会阶层划分，在生计糊口之外，尚有余力进行祭祀、随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文化。
喇家遗址内发现的面条。面条是在一个倒扣的陶碗内发现的，原件似乎是被送到了中国社科院，博物馆里只有图片。喇家遗址公园内虽然有博物馆，但该遗址出土的大部分精美文物都被青海省博物馆拿走了，公园内的博物馆的精品文物很少。
“四千年喇家拉面”的店面。喇家遗址出土“中国第一碗面条”后，有商家借机打出了“四千年喇家拉面”名号，开起了连锁拉面店。这是该店在格尔木的一家分店。
喇家遗址内的仰身直肢葬墓。墓主人在生前应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是下葬时能用玉璧作为随葬品下葬。这是博物馆内的复制品，原墓中除玉器外，还有家畜随葬。
喇家遗址内发现的卜骨。在卜骨上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人为钻孔痕迹。
喇家遗址内发现的龟甲。卜骨与龟甲的存在，说明喇家文明在当时已经发展出了占卜祭祀文化，在最基本的生计活动外，还会进行一定的文化活动。
喇家文明在一场山洪中被瞬间摧毁，这场山洪也永久性地改变了官亭盆地的自然环境。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在距今3850年前，官亭盆地气候温暖湿润，水热条件较好，土壤肥沃，因此能够支持喇家遗址发展出以粟、黍为主的农业种植经济。在山洪爆发后，山洪带来的砂土与泥流粘土掩盖了原本的肥沃黑土，造成了当地土壤资源的严重退化。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在距今3850年后日趋变冷，气候条件恶化，无法为农作物生长提供足够的热量。
气候条件与土壤条件的剧变改变了当地人群的生计手段。喇家文明被毁灭后，部分卡约文化人群迁徙至此，但这部分卡约人群无法再像喇家文明那样发展稳定的农业种植经济，而是以谷物种植与牲畜畜养的混合手段谋生。这种半农半牧的经济生产方式也一直延续至今。
喇家村附近的土地。图片右侧是一片小麦田，与平原地区相比，官亭盆地的小麦成熟期要晚一个月作用。图片中间是一条干枯的河道，从河道中裸露的土地来看，当地的土壤以红土为主，且夹杂了大量的砂石，土壤肥力可能不佳。图片左侧是一片荒地。
二、从西宁到格尔木
离开西宁后，我乘坐7581次列车，沿着青藏铁路一路南下，前往格尔木。
7581次列车是一趟慢车，从西宁开到格尔木需要10个小时。西宁每天有13趟火车前往格尔木，最快的高铁仅需五个半小时就能到，一般的直达列车只需6个小时，7581是所有列车中最慢的一趟。我在2020年8月曾经坐这趟车前往德令哈，当时坐这车的人非常少，车厢里有很多空座。然而，今年坐这趟车的时候，整列火车人满为患，硬座车厢里不仅坐票全部售罄，走廊和过道里也站满了人。
7581次列车上站在过道里的乘客。车厢里人非常多，走廊和过道里站满了只买到站票的旅客。
7581次列车上的回族儿童。他们的母亲一个人带了三个孩子，但只买了一张坐票，只能先让小孩坐，大人站在。两个小孩脸上都有很明显的高原红痕迹。
火车开出西宁后，经湟源、海晏，向北进入海北州地界，之后沿着青海湖北缘一路向西。海北州的北部是祁连山，很多高山地带的气温常年保持在0℃以下，高山冰川与高山融雪形成了许多河流。海北州的气候相对来说较为湿润，降水较多。不过海北州海拔高、气温低，热量条件差，再加上地形多山地，除了南部靠近青海湖地区有少部分农田外，其他地方很难发展种植业。但湿润的气候、山地地形与稳定的河流，非常适合畜牧业的发展，这使得海北州成为环青海湖草原中，草场条件最好的地方。明末清初和硕特部迁入青海后，最先占据的就是海北地区。
海北州的牧户人家。图片左侧是畜圈，用于在夜间收拢畜群。右侧是牧户生活的房屋，可以看到牧户在砖瓦房前又搭了一个玻璃小棚子，这是在青海牧户中非常流行的装修风格。图片右侧有一个白色三角形的小“敖包”，这种小“敖包”藏语名叫“打交勒”，是用许多根绳子串起各色经幡，绑成一个矮圆锥形形状。“
海北州路边的羊群。这些羊都是藏羊，藏羊毛发蓬松，可以利用毛发间的空气保存热量，以抵御冬季的严寒。藏羊血液中的红细胞含量更高，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氧气。藏羊的这些生理特征使它可以更好地使用高原气候，普通的山羊与绵羊无法在高原生存。图片中间可以看到一条溪流，海北州北有祁连山，可以提供高山
海北州的油菜花田。在靠近青海湖的地区有部分平原分布，可以种植一些农作物。青海湖附近的农田一般都种油菜，很少见到青稞、小麦等粮食作物。
列车一路西行，过天峻县，经过关角山隧道后，便到了乌兰县境内，进入柴达木盆地。与海北州的满眼青色相比，柴达木盆地无疑荒凉很多。进入柴达木盆地的第一站是乌兰县，乌兰县北靠关角山，南邻都兰湖，位于一片山前冲积平原上，气候相对来说比较湿润。在乌兰县境内可以看到有很多农田，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所有的农田旁边都有人工修建的灌溉水渠。当地的农业发展是以大规模的人工水利设施为基础的，没有这些水渠，仅靠自然河流很难维持农业的稳定生产。
过了乌兰县后，连人工灌溉的农田也没有了，路边的风景变成了以灌木为主的稀疏荒漠草原，一丛丛的低矮灌木无法掩盖地面大片大片的荒土，远处的山也几乎全是黄色。除了干旱缺水外，柴达木盆地无法发展种植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的土质。柴达木是蒙语Цайдам的音译，意为“沙漠中的盐碱地”，盆地内的很多地方盐碱化非常严重，可以在地表看到非常明显的白色盐渍痕迹。盐碱地上是无法种地的，只能长一些牧草。
乌兰县的灌溉农田。图片左侧是农田，右侧是一片荒漠草地，中间可以看到一条由水泥修成的灌溉水渠。乌兰县在柴达木盆地中已经属于较为湿润的地区，但该地的农作物必须依赖人工灌溉水渠才能生长。
德令哈附近的盐碱草原。可以看到地上有非常明显的白色盐渍痕迹。盐碱地上无法生长农作物，只有部分牧草可以生长。稀疏的灌木植物难掩荒凉的地面。
柴达木的盐碱环境对牧民来说并非全是坏事。柴达木盆地盐分含量高，形成了大量的天然盐湖，这些盐湖底部沉积着非常厚的岩盐层，产盐量稳定。湖水不深，采掘方便。其中最有名的是茶卡镇的茶卡盐湖，号称“中国的天空之镜”。这些盐湖距内陆较远，都分布在蒙古人的居住区域内，几乎为蒙古专利。青海盐湖所产之盐被称为“青盐”，清代西宁附近州县食盐多仰赖于此。早在乾隆年间，青海蒙古就开始挖盐售卖，他们将青盐“驮载至县属之丹噶尔地方，与汉、番民人易换布匹、炒面等物”。到晚清时，每年丹噶尔的青盐交易量可达三百余万石。不过，青盐售价低微，在价格较高的晚清时期，年交易额也仅有八千两。而且从盐湖运盐至丹噶尔，路途遥远，蒙古人只能用牲畜驮载，效率很低。因此有清一代，青盐产业始终处于散户挖运的状态，没有发展出大规模经营。
盐业资源外，在盐湖周边会形成盐湖沉积平原，这些平原的土壤中富含石膏、芒硝、天然碱、钠硼解石等化学物质。清代的蒙古人会从野外收集这些化学沉积物，卖往丹噶尔。这些化学物质经过简单的加工即可制成硼砂、硫磺等物，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金银匠人会用硼砂来促进金属的融化，硫磺等物可制成火药出售。
经过德令哈后，列车转头向南穿越柴达木盆地的腹地。从德令哈到格尔木需要四个小时，沿途的环境非常荒凉，没有河流，没有植被，更没有人类居住痕迹，千篇一律，几乎都是寸草不生、光秃秃的荒漠。
柴达木盆地内的荒漠。干旱的荒漠几乎寸草不生，地表基本没有植被覆盖。柴达木盆地的海拔在2600—3500米之间，海拔并不低。由于海拔较高，该地大气稀薄，云层较少，日照十分强烈。
穿过柴达木腹地后，列车终于到达了终点站格尔木。格尔木是世界上辖区面积最大的城市，辖区面积近12万平方公里，比浙江省还大。格尔木在清代时是青海和硕特西右翼中旗的牧地。西右翼中旗俗称“台吉乃尔旗”，“台吉乃尔”是蒙语“Тайж Нар”的音译，意为“台吉们”。根据清制：
其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之后，除应袭一子，按原品承袭外，余子皆授为四等台吉、塔布囊。（光绪《清会典》卷64《理藩院》）
按照理藩院佛规定，蒙古王公的子弟即使不担任札萨克等官职，也可以获封闲散台吉。这就导致旗内有爵位的闲散台吉数量越来越多，故该旗被称为“台吉乃尔旗”（“台吉们的旗”）。
西右翼中旗是青海和硕特部中唯一的一个公中札萨克旗，也是青海和硕特部中，除西左翼后旗外，另一个非顾始汗后裔旗。西右翼中旗的始祖是顾始汗的异母弟哈纳克图谢图，四传至车凌纳木札勒。车凌纳木札勒在罗卜藏丹津之乱期间拒绝附从，其部被罗卜藏丹津击溃。车凌纳木札勒遂率部投靠清朝，主动将其属部编为佐领。雍正三年（1725），清朝将其部改编为公中札萨克，授一等台吉爵。依制，公中札萨克是非世袭性职位，每次改换都需重新挑选候选人。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西右翼中旗仍是采取父死子继世袭性传位方式。
青海蒙古的大部分旗在清中期的蒙藏冲突中，为躲避藏人，多曾私自迁移过牧地。但西右翼中旗因地处偏僻，远离藏人，没有受到波及，从始至终一直在格尔木附近游牧，是青海蒙古中少数没有迁过牧地的札萨克旗。
格尔木的民族结构在民国时期曾经历过一次剧变。1934年，新疆的部分哈萨克人因不满盛世才的统治，从新疆迁入格尔木，移居至格尔木东南的秀沟地方游牧。马步芳得知此事后，派出军队，联合台吉乃尔旗的蒙古人共同发兵，进攻新迁来的哈萨克人。马步芳的军事行动并未取得成功，哈萨克人击退了马步芳与蒙古人的联军。自此之后，哈萨克人与当地蒙古人反目成仇，不断抢掠蒙古牲畜、残杀蒙古民众。台吉乃尔旗在哈萨克人的侵扰下，日益穷蹙。至1939年，台吉乃尔旗的大部分蒙古人迁离了原牧地，流散至甘肃肃北及格尔木东部诸县。哈萨克人取代蒙古人，成为格尔木当地的主要民族。
1950年，中共都兰县政府曾派遣哈萨克族干部前赴格尔木，试图争取当地的哈萨克族，但未成功。次年二月，解放军开始进入格尔木地区，哈萨克人畏惧逃窜，举部迁至南部的昆仑山山区。后来哈萨克人派了两名部落头人去西宁了解情况，青海省政府又把他们送到了北京参观，参观之后回到部落，才劝服哈萨克人返回原地，并于1954年建立了海西阿尔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1960年建立格尔木市。新政权建立后，1957—1962年，部分蒙古人重新迁回了格尔木。1984年，格尔木的哈萨克族重新迁回新疆。如今，格尔木市的主要民族是汉族与回族，多是格尔木建市后新迁入的人口，蒙古人的数量依然非常少。
格尔木文体街街景。这是格尔木市内最热闹的一条小吃步行街，整条街都是排满了小吃摊位。图片左侧就站着两位经营小吃摊的回族妇女。现在格尔木市的主要人口是汉族与回族，多是格尔木建市后迁入的。原居于此的蒙古族与哈萨克族人很少，在街上很难看到蒙古人或哈萨克人。
格尔木城市的建设发展与道路密不可分。最初，格尔木这里并没有市镇。1953年，为了向西藏运粮，西北局成立了运粮大队，调进藏部队政委慕生忠为运粮大队政委。1954年5月，慕生忠带领1200多名民工与士兵开始修筑青藏公路，至当年年底，便修通了从格尔木到拉萨全长1200公里的青藏公路。至此，格尔木成为青海入藏的重要交通枢纽，逐步发展了起来。
将军楼遗址。将军楼是慕生忠在格尔木工作时的办公楼，现已被开发为将军楼公园，成为格尔木市内的一处著名景点。
三、穿越噶斯口
1.历史上的噶斯口
噶斯，又写作“噶顺”，是清代青海通新疆的重要通道，其位置大约在今茫崖以西的阿尔金山口。噶斯口自古以来便是沟通柴达木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的重要通道，但史籍中对此路径的直接记载并不多。
《魏书·吐谷浑传》载：
世祖征凉州，慕利延惧，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世祖以慕利延兄有禽赫连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还。后慕利延遣使表谢，书奏，乃下诏褒奖之。慕利延兄子纬代惧慕利延害己，与使者谋欲归国，慕利延觉而杀之。纬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归京师，请兵讨慕利延。世祖拜叱力延归义王，诏晋王伏罗率诸将讨之。 军至大母桥，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罗遣将追击之，斩首五千余级。慕利延走白兰。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䳕鸠黎、部大崇娥等率众一万三千落归降。后复遣征西将军、高凉王那等讨之于白兰，慕利延遂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数万人。（《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吐谷浑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青海东南部的黄南地区以及柴达木盆地东南缘的都兰地区，吐谷浑王慕延利第一次畏惧北魏势力，“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便是率部逃入了柴达木荒漠中。后来，慕延利与北魏争战失败，又率人逃至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占领了“于阗国”。吐谷浑从柴达木盆地侵入于阗国，应当就是从噶斯口一路进入的。噶斯口通道使吐谷浑王国在危急时刻能够及时转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寻找到新的生存空间，由此可见该通道之重要性。
卫拉特蒙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噶斯口这一通道。明末，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后，迅速获得了卫拉特蒙古王公的支持，《四卫拉特史》记载：
卫拉特的诺颜们召请察罕诺们汗，让他为四卫拉特教授文字。还派人从阿克苏和巴里坤分两路开辟通往西藏的道路，以便继承祖辈的福份，成就多年的美名。在卫拉特土尔扈特的赛音特讷斯墨尔根特木纳的劝导下，阿海哈屯的五个虎子、和鄂尔勒克的六个儿子、车臣诺颜的儿子们，凭借先前的因缘，使四卫拉特皈依了佛教，犹如在黑暗之洲升起了太阳，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是佛教最初传来的情况。
《和鄂尔勒克历史》又载：
总共有三十二个诺颜送儿子去当了喇嘛，同时还从庶民中选出了二百个男童做为上述诺颜孩子的侍从，他们也当了喇嘛。拜巴噶斯对呼图克图说：“您把这些孩子收下，当作您的儿子吧。”从此以后，通往西藏的道路被打通了。这些人被送到安多学习，由于向往黄教，不久这些人又被送到拉萨求学。他们拜班禅博格多为经师。
卫拉特王公子弟集体出家一事，被视为卫拉特蒙古接受藏传佛教的重要标志。但除了宗教意义外，卫拉特部借此次送子出家，“从阿克苏和巴里坤分两路开辟通往西藏的道路”。这两条道路中，巴里坤一路应是从巴里坤东行前往玉门、敦煌一带，然后从当金山口或扁都口进入青海，然后入藏。阿克苏一路可能就是指噶斯口通道，从阿克苏沿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行，穿越噶斯口进入柴达木盆地南缘，继续南下入藏。此次集体出家事件，使卫拉特蒙古探明了前往西藏的道路，与西藏高层建立了联系，为之后和硕特部入据青海打下了基础。
1636年，和硕特部首领顾始汗应格鲁派邀请，率领四卫拉特联军进入青海。据益西班觉的《青海史》记载：
这年，固始汗率领准噶尔巴图鲁台军队作为友军前往青海。路经伊犁、塔里木、阿斯腾塔格之河流及大沼泽地，在秋冬之交季节该处结冰、遂得以越过，继而抵达竹海地边的乃甫隆格，令人马进行修整，依靠许多羚羊动物（为食），故称所居住的山为甘雅玛图。
阿斯腾塔格山是阿尔金山脉的中段北部支脉，紧邻塔里木盆地，海拔5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若羌河与米兰河都发源于阿斯腾塔格山南部支脉的玉苏普阿勒克塔格山。大沼泽地，是指柴达木盆地中的大沼泽地。甘雅玛图，是指今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北的野马渡。根据这段记载，卫拉特联军是从伊犁出发，经塔里木盆地，穿越噶斯口进入柴达木盆地，继续向东，在乌兰县附近过冬休整。次年春天，四卫拉特联军继续向东进军，在青海湖附近击败了绰克图台吉的军队，取得了青海草原的控制权。
从吐谷浑与和硕特的历史经验来看，较大规模的游牧骑兵部队是完全可以通过噶斯口的，这一通道足够支持大军往来。清朝对于这一点也十分清楚，因此在康熙末与雍正初，曾派遣大军驻守于此。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准噶尔汗国派兵侵扰哈密。此次侵扰活动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抢掠，并无大规模入侵之意。但康熙帝却计划借此机会，发动征伐准噶尔汗国的大规模战役。在得知哈密遭袭后，康熙帝一方面调兵前往哈密支援，另一方面密令青海方面准备防范准噶尔部：
西宁、嘉峪关两路，各设台站，每台派笔帖式一人。西宁青海等处事务，令侍卫阿齐图等暂驻西宁料理。青海左翼与哈密相近，贝子阿喇卜珠尔与噶斯路相近，西宁及四川松潘与青海相近，诸路皆应行文，各令整备。（《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1）
康熙帝从一开始就对噶斯口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重视，他甚至计划派遣大军穿越噶斯口，进击伊犁：
若由噶斯路进兵一万赴伊犁河源，抵彼巢穴；由哈密、吐鲁番进兵一万；由喀尔喀进兵一万，前至博克达、额林哈毕尔噶地方。如此三路进剿，料必成功。（《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1）
康熙帝的三路进军计划最后只实现了两路，后来清朝在吐鲁番与喀尔喀各准备了一支大军，准备进攻准噶尔部，噶斯口一路并未准备进攻军队。难以想象，如果清军从甘肃出发，穿越柴达木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翻越天山，前往伊犁，如此长途奔袭后，是否还有余力与准噶尔部作战。
噶斯口虽然没有准备进攻军队，清朝却也向此地派兵，以加强防守。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三十日，康熙帝下令派兵两千人前往噶斯口驻防。其后，由于粮草不继，清朝撤回了这两千人，改派五百名满洲兵与一百名青海蒙古兵前往驻守，驻兵人数后渐增至一千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清朝又增派三千绿营兵前往噶斯口，至此，噶斯口共有四千清军在此驻守。
清朝派遣大军驻守噶斯口，主要是为了防范准噶尔部借此通道偷袭青海。毕竟之前准噶尔部的大策凌敦多布曾率军穿越阿里无人区，成功偷袭拉萨，杀死了和硕特汗国的拉藏汗。噶斯口一路的条件比阿里无人区好多了，若准噶尔军队通过噶斯口进入柴达木盆地，向东可威胁青海，向南可进入西藏。彼时大策凌敦多布的准噶尔军尚占据着拉萨，如果再有准噶尔军与其呼应，局势将对清朝十分不利。但在实际上，准噶尔部并未派军从噶斯口偷袭，清军在此驻守数年，除了被偷走几匹马外，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月，负责率军入藏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奏请撤去噶斯口的驻防军队，得到允准。此次撤兵似乎并未完全撤离，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尚有1687人驻扎在噶斯口附近。
康熙帝在晚年曾计划借哈密事件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消灭准噶尔汗国。但该计划在几年间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雍正帝继位后，立即下令撤回哈密、喀尔喀的预备进攻军队，噶斯口仅留五百驻防兵，其余人全部撤回。
罗卜藏丹津之乱期间，年羹尧曾经派兵前往柴达木，防守噶斯口一路。雍正七年（1729），清朝与准噶尔汗国重新开战，噶斯口的防守问题再次受到重视。当年十一月，清朝决定派军三千人防守噶斯口，其中京城八旗200人，归化城300人，科尔沁蒙古1000人，青海蒙古1500人。雍正七年（1729）时，青海蒙古已经完全归附清朝，因此在防守噶斯口的计划中，青海蒙古也被要求出兵协防。
康熙帝曾设想从噶斯口出兵进击准噶尔部，而雍正帝对噶斯口的设想就保守很多，他在谕旨中说：
巴里坤之兵原为捣贼人巢穴而设，噶斯之兵乃为驻防而设。若来犯噶斯之贼兵无多，势均力敌，则即行剿杀。倘以劲力扰动青海，则噶斯隘口属无用之地，即撤兵退至近边形胜之处，会集青海之兵驻扎防守。倘贼势颇重，即领兵退入边内。（《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1）
雍正帝在此明确说，噶斯口之兵仅为防守，并不负有任何进攻责任。而且雍正帝也不奢想在噶斯口完全阻击住准噶尔的军队，如果准噶尔军来势汹汹，清军完全可以放弃噶斯口，退守青海，甚至退入内陆，以图再战。噶斯口的军队与其说是防守部队，更像是预警部队，是为了让清朝能够在第一时间侦知准噶尔军队在噶斯口一路的动向，以做好后续的防守准备。
雍正帝虽不打算从噶斯口主动出击，却一直担心准噶尔部会派兵从噶斯口进入青海。雍正九年（1731）正月，他再次下旨要求增强青海方面的防守：
准噶尔贼众犯我西路科舍图卡伦，今虽败遁，或由噶斯一路遣兵扰害青海地方，劫掠马驼羊畜，亦未可定。二等侍卫殷扎纳著加副都统衔，前往青海，传谕各扎萨克，于左右翼拣选兵丁一万名，令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会同王盆苏克旺扎尔、公阿喇卜坦扎穆苏、公阿喇卜坦统领，在青海紧要适中之地驻扎。（《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1）
在此，雍正帝将防守范围从噶斯口扩大到了“青海紧要适中之地”，而且要求青海蒙古出兵一万人参与协防，这个征兵规模已经接近康熙末年的驱准保藏之役。在整个战争期间，雍正帝一直担心准噶尔部会偷袭青海，扰乱清朝的后方。但事实证明，这一担心是多余的，准噶尔部并没有从噶斯口向青海发动攻击，清朝与准噶尔的主要作战都发生在喀尔喀及阿尔泰山附近。
战争结束后，清朝陆续撤回了驻扎青海的防守军队，但依然重视噶斯口的防守问题。战后，根据清朝与准噶尔汗国的协议，噶斯口成为两国交界处。雍正十三年（1735）六月，总理青海事务钦差德龄奏请，派拨青海蒙古兵两千人，前往噶斯口一路设立台站。并在得卜特尔、大柴旦两地设立卡伦，派遣少量绿营兵驻守。此后，清朝在柴达木盆地建立起了由清军与蒙古兵共同维持的台站—卡伦体系。乾隆朝的《西宁府新志》记录了从青海湖至噶斯口的台站路线：
其应防准噶尔窥伺紧要之处，则现安台卡之两路。一路系自哈什汉水头台起，至木克胡芦素十台；自十台由希席、额色尔津、乌木汉至德布特尔底卡；自底卡由插汉哈吉尔、噶顺刚乂戈壁（塞外无水草处）、噶斯哈吗尔打坂，直通准噶尔伊里。（《西宁府新志》卷18《武备志》）
哈什汉水即青海湖东南角的倒淌河，木克葫芦素大约在今都兰县夏日哈镇附近，额色尔津就是今都兰县的诺木洪乡，德布特尔就在格尔木，伊里即伊犁。从这段记载来看，清代的台站路线是从西宁出日月山，南下前往青海湖东南的倒淌河，然后沿青海湖南缘前往柴达木盆地东部的都兰县，从都兰县南下，顺着柴达木盆地南缘向西出发，经格尔木、茫崖，最终到达噶斯口。
清代的台站路线大体上与今天的G109国道路线相合，这条路线也是自古以来前往噶斯口最常用的路线。柴达木腹地极度干旱缺水，条件十分艰苦。如果从柴达木盆地北部南下，直接穿越荒漠腹地前往噶斯口（也就是沿着今天青藏铁路的路线走），路途十分艰险，沿途也无法得到补给。在古代，前往噶斯口的路线，大多是从都兰县向西南方向出发，经香日德、诺木洪，沿着柴达木盆地南缘前进。在盆地边缘，会有一片片的绿洲，旅行者可以在绿洲获得水源与食物补给，在绿洲之间跳跃行进。
从都兰前往格尔木的路线。该图出自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图片右下角是都兰县的香日德镇，从香日德向西出发，经诺木洪乡，在各绿洲间跳跃前行，可以抵达格尔木，从格尔木向西走便是噶斯口。在古代，前往格尔木、噶斯口，多沿此条线路行走。1
清朝在柴达木盆地建立的台站—卡伦体系一直维持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彼时清朝已经完成了收服新疆战役，噶斯口内外皆已归入清朝版图，清朝再也无需担心准噶尔部从噶斯口偷袭青海。当年六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奏请撤去噶斯口一路的台站与卡伦：
西宁青海之得卜特尔、伊克柴达木等处设卡，原以防范准夷。今伊犁已入版图，口外各处驻兵卡隘，人迹不到。请自今年八月防兵回汛时即停。其青海蒙古，仍各于驻牧边界防守。下军机大臣议。寻议：“前黄廷桂以伊犁平定，请将巴颜布拉克派驻官兵撤回西安。所有噶斯口至青海各卡，派蒙古及西宁镇官兵防守，事属空设，应一例裁撤。其蒙古官兵二百四员名即于各边界防守，听管理青海事务大臣查察。西宁镇标官兵一百四员名，庄浪满营官兵二十四员名，均撤回本营。（《高宗实录》卷589，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庚午二十一日。）
根据杨应琚的奏请，清朝撤销了柴达木盆地内的所有台站与卡伦，此后直至清亡，清朝再也没有在柴达木盆地设立过军事驻防点，再也没有在噶斯口派驻防军。曾经备受瞩目的噶斯口成为一处偏僻边远隘口，惟有柴达木的冷风依然在不停地吹拂它。
2.老派的茫崖
现在，从格尔木向西走前往茫崖，只能坐火车，两座城市间不通客运班车，每天只有一趟早上七点半的火车从格尔木开往茫崖。
格尔木火车站的候车信息屏。现在每天只有K9807这一班火车从格尔木开往茫崖。
从格尔木往西走，越往西环境越荒凉。格尔木至茫崖的火车中间只在乌图美仁站停留一次，格尔木至乌图美仁之间尚分布有盐碱地草原，部分地方的草场还非常茂盛，丝毫不输海北。格尔木位于柴达木盆地南缘，继续往南走便是昆仑山，昆仑山的高山融水使其附近能够发育出相当不错的盐碱地草原。
格尔木附近的草原。仔细看地面的话，能看到地面微微发白，这是盐渍留下的痕迹。格尔木以南的昆仑山提供了充足的高山融水，滋养出了这片茂密的草场。
然而，过了乌图美仁继续往西走，周围环境立刻变得不同。相比于格尔木与乌图美仁，茫崖的位置更靠北一些，距离昆仑山更远，因此茫崖附近的环境与柴达木腹地更像。茫崖附近几乎全是荒凉的戈壁滩，放眼望去，除了几堆野草外，全是毫无生机的黄色。
茫崖附近的戈壁滩。图片下方的黑草是人工种植的防沙草，防止铁路两侧的流沙侵蚀铁轨。远处的高速上行驶着数辆大货车，茫崖以矿产开采为主要经济来源，这些大货车大多是运输矿产的。
茫崖周围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当地很难发展农业。据本地人讲，茫崖南部靠近昆仑山的地方，还有些草场，可以放牧。除此之外，茫崖几乎没有任何可耕之田、可牧之地。清朝时，有上千清军曾在此驻防，却没有留下任何城市建筑，没有形成市镇，也侧面反映了此地的荒凉。
现代的茫崖市完全是1949年之后为开采矿产而发展起来的。茫崖虽然自然环境非常荒凉，但矿产资源极其丰富。茫崖有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矿、中国最大的石棉矿、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油田产区，还有各类稀有金属矿，矿产种类多样，矿产储量较大。早在1956年，青海省政府就组建了茫崖工作委员会，派驻茫崖，与石油勘探局合作，开采石油。至1959年，茫崖已经有了近4万人口，但当时茫崖连房子都没有，所有人只能住帐篷。茫崖的石油开采事业并不顺利，茫崖的地质结构较为复杂，不易出油，而冷湖镇的油田更易开采，因此后来大部分石油开采队都转移到冷湖去了。1961年，茫崖工作委员会被撤销，次年改设茫崖镇人民政府。石油开采遇阻后，茫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石棉矿的开采上，当时整个镇政府及各附属单位几乎都搬到了石棉矿区，为开采石棉服务。1969年，石油开采队重回茫崖，重启对花土沟油田的开采工作。石棉矿与石油田，至今仍是茫崖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当地最大的两处矿产开采区。
茫崖于1984年7月恢复工作委员会建制，后又改称“茫崖地区行政委员会”，简称“茫崖行委”。2018年，茫崖行委又改为茫崖市，延续至今。茫崖是现代较为少见的以重工业为核心而建设的城市。青海油田公司在茫崖设有分厂，市区的主要居民就是石油公司的员工。石油公司的福利是非常好的，石油公司为他们提供标准化住宅，设有食堂、职工活动中心。石油公司员工的月薪大约在一万元左右，但住宅与食堂都是免费的，普通员工只要没有特别奢侈的爱好，很快就能攒下钱来，市区商铺的主要客户就是石油公司员工。
可以说，茫崖几乎是以石油公司为核心而运行的。石油公司为茫崖带来了定居于此的居民，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收入，石油公司员工再用这笔收入进行消费，养活市区的商业。置身茫崖，仿佛穿越回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由国营重工业企业养活一切。
茫崖市的石油公司。青海油田在茫崖市一共有五个采油厂。
茫崖附近的抽油机。
石油基地职工三食堂。石油公司为员工修建了食堂、公寓楼、职工活动中心等生活设施，非常完备。这家食堂旁边甚至专门开了一间“轻食餐厅”。
石油公司的员工公寓楼。石油公司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公寓楼，员工没有房子的产权，但可以一直免费住在这。所有楼都采取统一的结构、样式，非常有计划经济的感觉。
茫崖市公安局。公安局楼上的标语是：“努力打造全国治安秩序最好的油气田。”可以看出，茫崖市的政府机关都是以服务油田为主要任务。
在花土沟集贸市场购物的石油公司员工。石油公司员工是市区内的主要消费力量，他们有着稳定的收入，可以享受免费的住宅与食堂，生活压力非常小。
茫崖石棉矿。图片左侧白色的地方就是石棉矿。相比于石油公司员工的完善福利，石棉矿工人的境遇就要差很多。石油公司员工都有编制，而石棉矿工人多是外地的农民工，他们只是临时工，无法享受到石油公司那样完善的福利。大部分石棉矿工都住在石棉矿附近，不论是交通条件还是商业设施都不方便。
3.穿越山口
从茫崖继续往西走就没有公共交通了。格尔木此前曾经开通过前往库尔勒的班车，那趟车会在茫崖和若羌暂停。但由于乘坐人数太少，班车已经完全停掉了。格库铁路于2020年建成通车，但茫崖至若羌这一段一直没有开通客运班次，只要货运列车往来。
要从茫崖去若羌，就要先打车，从茫崖开车到若羌县的依吞布拉克镇，再在镇上坐客运小班车前往若羌县。
离开茫崖继续往西走，周边的风景仍然是荒凉的大漠戈壁，没有河流，也没有任何植被。康熙五十五年（1716）时，清朝曾派侍卫阿齐图侦查噶斯口附近是否可以驻兵，阿齐图回报称：“臣遣人往视噶斯口，果无可以驻兵之处。”（《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3）如此干旱的环境确实很难长期驻军。
茫崖以西的自然环境。依然是一片荒凉，地表没有任何植被，也没有任何地表水。
从茫崖往西，沿着G315国道走大约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若羌县的依吞布拉克镇，这里是新疆与青海的分界线。进入依吞布拉克镇时，车上的所有人都要下车刷身份证，经过实名认证检查后才能进入新疆境内。
依吞布拉克是维吾尔语的音译，意为“圈子”。据当地人说，在公路修通之前，人们只能步行或骑畜往返于噶斯口内外，依吞布拉克这里有一处水圈子，可供往来行人饮水，故称此地为“圈子”。依吞布拉克是一座很小的城镇，这座小镇也是为了开采矿产而建立起来的。茫崖西部的石棉矿横跨新疆与青海，东面由茫崖开采，西面就由依吞布拉克组织开采。
从依吞布拉克前往若羌县的班车。这趟车坐满就发，每日班次视人数而定，人多就多发，人少就少发。从依吞布拉克到若羌至少需要三个半小时，车票150元。
依吞布拉克位于一处山口之中，南北皆山，惟中间稍为平缓。如今新疆与青海以此地为界，可能就是看中依吞布拉克处于山口位置，划界较易。不过，噶斯口的具体位置并不在依吞布拉克，而是在依吞布拉克以西的阿尔进山口。
依吞布拉克镇旁边的山脉。依吞布拉克位于一处山口位置，南北皆山。
从依吞布拉克出发，继续沿着G315国道往西行，很快就会离开山地，进入一段平缓的平原地带。再往西走大约60公里，就会进入阿尔金山山区，这里才是噶斯口的真正位置。
李文实先生在《噶斯池与噶斯口》一文中，曾详细考证过噶斯口的位置。他认为，噶斯口的位置应在依吞布拉克以西的阿尔金山山口，而非依吞布拉克。换句话说，与古代相比，现代新疆与青海的交界从阿尔金山山口东移至依吞布拉克。康熙末年的噶斯口驻军将领董大成曾在奏疏中描绘了噶斯口的环境：
臣至噶斯口巡视，绝无来往人迹。噶斯地势三面雪山，中有一线水草并芦苇。其大路在得卜特尔，西南走藏，东南走青海、西宁、大通河，半月即到永固城。西北走柴达木、吐鲁番等处，乃策妄阿喇布坦出入咽喉要路。（《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3）
根据董大成的描述，噶斯口“三面雪山，中有一线水草并芦苇”。依吞布拉克山口只是南北两面有山，山口东西两面都是平原，山地路程很短，穿越山口直来直去。而阿尔金山口的山地路程很长，G315国道在阿尔金山内的路程有将近100公里。进入山区后，公路就是在各座大山之间绕来绕去。阿尔金山的地势非常险峻，相对海拔落差大。我在山区内没有看到雪山，或许雪山在别的地方，或许是气候变暖导致雪峰消失。我在依吞布拉克也没有看到过雪山。山区内气候干旱，山体上几乎寸草不生。但在山谷地区，浅浅的溪流绕着山体蜿蜒前进，溪流两岸生长着一些杂草植被，人站在山谷，三面都被大山包围，只有中间的谷地有溪流流过，符合“三面雪山”“中有一线水草”的描述。
阿尔金山山口。阿尔金山山区地势险峻，山体相对落差大。山上的植被很少，只有少数低矮的杂草。但在山间谷地，会有溪流经过，溪流两岸能长出茂密的植被。由于车速很快，且公路围栏比较高，我没有拍到山间溪流。
出阿尔金山之后，就正式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与柴达木盆地很像，地势开阔，但气候干旱，植被稀少，放眼望去，寥无人烟。不过出阿尔金山后，就离罗布泊不远了。在近代以前，罗布泊水域面积很大，彼时周围的气候环境应当比现在要湿润一些，可以为往来行人提供水源与粮草。现在若羌县内依然有放牧为生的维吾尔族牧民，可见塔里木盆地虽然干旱，仍然可以发展农牧业。
塔里木盆地的荒漠。塔里木盆地现在的自然环境与柴达木盆地非常相似，不过塔里木盆地的气温要高很多。我在依吞布拉克的时候还需要穿长袖外套，穿过阿尔金山后，气温一下子就升到四十度，非常闷热。在罗布泊消失以前，若羌县周边地区应该有更多的绿洲，那时的气候环境应当比现在好。
总结来说，噶斯口通道的通行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首先，阿尔金山山口地势险峻，要穿越阿尔金山山口，只能沿着山间溪谷前行，不停地在山间绕来绕去。如果没有熟悉当地地形的向导，很容易迷路。而且，阿尔金山的山谷内虽然有溪流，但河流细小，水草不丰，环境承载力有限，难以支持大量人马在短时间集体过境。其次，阿尔金山两侧的盆地地区都较为干旱，只能沿着盆地边缘的绿洲进行跳跃式前进，水草补给不便。当然，以上困难并非无法克服，吐谷浑、卫拉特等游牧民族都曾借助噶斯口通道进行大规模迁移。第三，噶斯口通道沟通塔里木盆地东南缘与柴达木盆地西南缘，这两个地方距离伊犁、青海湖这样的核心地区都非常遥远。要从伊犁前往噶斯口，需要向东长途跋涉，绕过天山，沿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南下。要从噶斯口前往青海湖，则需顺着柴达木盆地南缘东进，经诺木洪、香日德到达都兰县，然后还需继续向东走，才能到达环湖草原区。对于卫拉特蒙古与青海蒙古来说，噶斯口距离他们的政治核心地区太过遥远，即使能够通行，也需花费很长的时间。险峻的地势、沿途荒凉的自然环境以及偏僻的位置，使得噶斯口这一通道通行难度较大，准噶尔汗国一直没有利用过这一通道，或许正缘于此。
余绪
汽车驶出阿尔金山山区后，又走了近三个小时，才到达若羌县。
我对若羌有特殊的感情。2015年暑假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一支支教队，在若羌县中学支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次重回若羌，我第一时间就去若羌县中学看看，中学关着门，但样子没怎么变。
若羌县中学。若羌县中学和2015年时差不多，没怎么变样。
我到中学门口时，突然想起了当时我们班上的一个学生。在这条街上，若羌县中学旁边是若羌县小学与若羌县幼儿园，中学对面是若羌县武警队。这种边疆小县城的教学质量自然也好不到哪去，班上的学生成绩都很不好。记得当时我问班上的一个男学生，他成绩不好以后打算干啥。他说，他打算高中毕业后去对面武警队当个警察。下课后我和其他支教队的同学说起这事，我突然意识到，对于那名男生来说，他从若羌县幼儿园，上到小学、中学，再去对面武警队当警察，他人生的前半辈子甚至大半辈子都离不开这条街，就在这条街上打转。我当时觉得很悲哀，他没能走出这座小县城。但到了今年，经济形势不好，年轻人都在考公、祈求“上岸”，追求稳定。像他这样在一条街上打转的人生是好还是不好，我突然没了主意。如今，我当年教过的学生基本都已经工作了。有人早早结婚生子，有人上大学继续深造，有人进了体制，在事业单位里日复一日，有的人甚至已经当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一想到这，我又觉得他们的人生过得比我宽阔。
我没有在若羌县停留，当天晚上，我便乘坐火车，连夜回乌鲁木齐。今年西北旅游十分火爆，这导致新疆的火车票非常难买。从若羌县回乌鲁木齐，需要12个小时。我提前候补抢票，也才抢到一张硬座票。上车之后，过道里站满了只买到站票的人，行李架也都满了，我只能把背包勉强塞进座位底下。
我和我的一位同学调侃说，北上广深的优雅整洁的生活只是1%的世界，普通平民嘈杂繁乱的生活才是99%的世界。在旅途的结尾，我坐在充满异味、嘈杂与闷热的车厢里，听着99%世界的声音，驶入黑夜。
5815次列车的车厢。5815次列车是趟慢车，从若羌前往乌鲁木齐需要12个小时。车厢里非常拥挤，行李架堆满了行李，车厢过道里的人只能站着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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