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
吴楚豫章之战 （公元前508年）
吴王阖闾七年(公元前508年)夏，桐国(今安徽省桐城县北)背叛了楚国。桐国的北面，原来有个小国舒鸠(今安徽舒城县)，很早以前就被楚吞并了，因此舒鸠人十分怀恨楚国。孙武、伍子胥利用桐国背叛楚国之机，派出间谍前往舒鸠，唆使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办法诳骗楚军来攻打我国，我军便佯装惧怕楚军，假意代楚伐桐，“使楚国对我不存戒心，这样就可以寻机消灭它。”舒鸠人为了报复楚国，便听从了吴国的误楚之计。他们编造了一套假情报，去欺蒙楚国。楚国君臣利令智昏，果然听信了舒鸠人的谎言，在这年秋天派令尹子常率大军伐吴。孙武、伍子胥领兵迎敌。二人谋划一番后，采用明攻和暗袭相结合的战术：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调集水兵战船前往豫章，以迎击楚师；另一方面又暗集军队于巢地(今安徽巢县东北)。楚将子常得报吴军战船摆满桐国以南的江面，便误以为吴军胆怯，想用伐桐来讨好自己，于是把大军驻扎在豫章地区，静观事态的变化。这样，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一长，士气便日益低落，防备自然也开始松懈。孙武抓准时机，率吴军突然包围了楚军，打得楚军猝不及防，落荒而逃。随后，又出其不意地攻克了巢邑，还俘虏了在巢邑驻守的楚公子繁。
这次对楚作战的胜利，又燃起了吴王阖闾进攻郢都的欲望，并故意激怒孙武和伍子胥说：“我想乘胜攻入郢都，灭掉楚国。如若不能，你们二位还有什么功劳可言？”但孙武、伍子胥二人仍然认为现在攻郢灭楚的时机还不成熟，举行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决不可轻忽，以免劳而无功，反为人所制。二人劝吴王隐忍待机，吴王只好作罢,班师回国。这一仗，孙武以其诱敌、骄敌的谋略大获全胜，帮助吴王打通了入楚的通道，为吴国日后破楚战略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
吴师入郢战争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庐与伍子胥攻入楚国郢都一役，是中国史上的著名战役，它既是春秋时期晋、楚、吴争霸的高峰，也带动了政治地理的重整:楚、蔡随后迁都，唐、胡则因之灭国。就战术而言，吴师的行军虽非现代意义的水、陆军联合作战，但淮河水道在战术运用中发挥了重要功能，是中国史上首次较详细记载的交替运用水道与陆路的战役。这种新型态的战争出现于吴、楚之间，反映出中国南方多水域的地貌特征，也体现出先秦时期南方国家的地域性格。从地缘政治关系而言，吴、楚战争也为后世的荆、扬之争拉开了序幕。
有关吴师入郢的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是通过对相关地名进行空间定位来复原此役的战争地理。然而，既有研究在地名定位上尚有分歧，而由于战争是连续性的空间运动过程，实涉及一系列江、淮流域地名的系统性定位。同时，此役时代久远，遗留史料有限，故地理重构实质上已体现出研究者对于吴、楚二国战略形势与战术运用的理解，其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解释。如果地理重构之中包含解释性的成分，则研究就不能局限于沿革地理的考证，而必须以吴、楚两国的战争过程为宏观脉络，于其中进行地名定位。
附带说明，关于楚昭王时期郢都的位置，学术界有江陵纪南城说以及宜城说的争议。这个复杂的课题有待它文专论，本文不拟涉入。考虑现今学术界的前沿成果，本文采用石泉、尹弘兵主张的宜城说。
吴师入郢一役可以分为进兵（吴军出师到入郢）、追击（吴师追击楚昭王至随国）与退兵（秦、楚出兵救楚与吴师败归）三个阶段，而争议主要是关于进兵路线。以下先引述《左传》有关进兵阶段的原文:
（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槩王……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吴从楚师，及清发……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庚辰，吴入郢。
上引文涉及的地名之中，除了汉水、淮水以及郢之外，淮汭、豫章、大隧、直辕、冥阨（大隧、直辕、冥阨合称“城口”）、小别、大别、柏举、清发、雍澨等多地定位都有争议。
关于其地理重建有三种论说:
1．方城说。石泉主张吴师是乘舟由淮河进兵，在淮汭（新蔡南）舍舟后，北行经方城南段经过唐国、豫章（淯水东岸的豫章大陂）而抵达汉水。其后吴师在大别与小别（襄阳东）、柏举（襄阳东北）交战获胜，经清发（襄阳东北清河）、雍澨（襄阳北）进入郢都。其行军的方向可以概括为先西后南（图1）。
图1 春秋吴师入郢之役势略图( 一) 吴、唐、蔡师入郢的军行路线及楚昭王奔随路线
2．义阳三关说。俞宗汉认为吴师并非取道方城，而是经由义阳三关(冥阨、直辕、大隧)南下，经过豫章(安陆章山)、大别(汉阳龟山)、柏举(汉川、云梦)、清发(涢水)、雍澨(钟祥北)后入郢。这一行军路线可以概括为先南后北（图2）。
图2 吴师入郢路线示意图
3．举水河谷说。严耕望认同俞宗汉先南后北的大方向，但认为吴师并非经由信阳南之隘道南下，而是提前在固始、潢川一带南行进入大别山脉，循举水河谷西南行，在柏举(武汉市新洲区举口)决战之后攻入郢都。
上举三家的地理重构颇有分歧，然其共通思路均是以几个地名作为“支点”，由之推论相关地点。这些地理“支点”有:淮汭、豫章、城口以及柏举等地。由于缺乏当时资料为证，诸家都是以晚出文献作为参照，彼此的证据力和说服力也就难分轩轾。
问题在于，诸家均忽略了地理重建的第一个支点——淮汭——有文献学层面的问题。而战争地名环环相扣，一旦重新定位了“淮汭”，势必牵动下一个支点——豫章——的定位。调整了这两个支点，也就松动了相关地名的定位，为地理重建带来新的可能。
另外，战争与交通息息相关，既有研究却多半聚焦于地理文献的考证，而未凸显交通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中国的长距离水路运输正是在春秋晚期发源于江、淮流域，而吴、楚、越三国更是首先将水运加以军事化运用的政权。吴师成功攻克郢都的原因之一，正是其能娴熟地交互运用水、陆交通以达成战术目标。故讨论吴师入郢一役势必要厘清吴、楚交通地理及其相应的军事策略，而交通线也是连系地名关系的线索。
以下首论吴、楚之间的战略形势，次论《左传》文本的校勘学问题，再循着交通地理解读吴师入郢一役的战争历程。
吴楚战略形势
关于吴、楚二国的战略形势，顾栋高有一段精简的总结:
夫长江之险，吴、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故长岸之战，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游，何故不吉？”卒得其乘舟余皇。故吴、楚交兵数百战，从水则楚常胜，而从陆则吴常胜。楚以水师临吴，而吴常从东北以出楚之不意。
顾栋高着眼于地理因素与军事策略的关联，认为长江中游的楚国拥有上游优势，形成了“从水则楚常胜”的局面。
顾栋高的结论出于归纳。他的《吴楚交兵表》整理了入郢之前楚国发动的对吴战争，并将相关地名如鸠兹、衡山、朱方、长岸、鹊岸等均定位于长江下游，分布于安徽铜陵以至江苏镇江一带的河段。顾栋高并未论及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师基地，试对之推测如下。据《水经注》记载，(江陵)今城为
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矣。
此“渚宫”据注文即《左传》鲁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子西见楚王之地，应是当时的离宫别馆，则楚国经营江陵地区至少上溯至春秋早期。“楚船官”的设置时间不详，黄盛璋依据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简牍以及随葬木船模型，认为汉初江陵地区有发达的造船工业，这可能系由“楚船官”发展而成。考古报告也证实了江陵纪南城至迟在春秋晚期已形成了城墙与成规模的聚落。综上，可推测春秋晚期楚国或以此为水师基地，以顺江而下征伐吴国。
楚军利用上游优势一再“为舟师以伐吴”，自然使吴国陷于不利。吴国虽“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但地势却使其居于军事被动。历次长江水战中，吴国虽能将战场限定于长江沿岸，却很难主动出击。吴国若要反制楚国，就只能“从东北以出楚之不意”，循淮河通道威胁楚国的东北领土。
然而，楚国在淮河流域也布置重兵，其方城内外以及淮北平原曾有申、息、陈、蔡以及东、西不羮等“赋皆千乘”的“大城”。吴、楚战争激烈化之后，楚国又在淮北建筑州来、钟离以及巢三座城邑。尽管自晋、吴通使已来，吴国已经习得了“射御”“乘车”与“战阵”的战术，但毕竟是偏鄙之国，若要在陆路与楚军正面抗衡，仍然难有必胜的把握。
楚国的“千乘”之邑有一个共通点，即都是陆路交通线上的据点。其最早建立的申、息之师，分别控制南阳盆地的中枢以及淮河上、中游地区的沿河交通线。楚灵王时期设置的东、西不羮，控制方城与中原之间的交通线，陈、蔡则分别控制由鲁、宋南下方城以及由中原南下淮域的道路。大略同时设置的州来、钟离与巢，则控制淮水沿岸以及淮南与大别山北麓之间的交通线。
由此可见，不同于长江中游的水师基地，楚国在淮河流域是以陆路交通线建构其军事体系。其原初目的是争霸中原，故军力集结在北进中原的交通干线。吴国兴起后，楚国加强了其对淮河与大别山间东西向通道的控制，结合已有的“千乘”之邑，形成完整的陆防系统。
吴国在长江流域居于被动，不得不将战略目标转移到淮河流域。但楚国在淮域的层层重兵，使吴国在陆路也缺乏必胜的条件。面对这种不利的局势，本文主张吴国是有意识地利用淮河水道规避楚国的陆防体系，而吴国也势必要充分利用水道运输始能长趋直入。明了这个战略背景之后，我们可以进入文献，由历史地名来推究吴师的空间活动。
说“淮汭”与“豫章”
重构吴师入郢的进军路线，关键是《左传》的这一段文字: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
其中，“淮汭”以及“豫章”两个地名为个中关键。关于“淮汭”，杜注:
吴乘舟从淮来，过蔡而舍之。
杜预认为“水之隈曲曰汭”，其理据或系得自《说文》云“隈，水曲也”。按“隈”从“畏”得声，而“汭”从“内”得声，均为微部字。杜预或系基于音近关系而释“汭”为“隈”，并理解为曲流。基于这一字释及其对于淮河中、下游的地形认识，杜预认为吴师“过蔡而舍之”。受到杜注影响，现代学者多将吴师的舍舟处定在蔡国(时在新蔡)南方淮水弯曲处。
其实杜预对于“汭”字的解读是可待商榷的。首先，“隈”“汭”通读在古籍中找不到实例，“隈”表示“水曲”似是战国以来的后起之义。此外，古籍语境显示“汭”是一种河川地形，但决不会是曲流。无论是地形导向或是河道自然摆动，河川的任一河段都会出现曲流。若将“汭”字释为曲流，不免使古籍之中频繁出现的“某汭”失去了界定位置的功能。
归纳《尚书》《左传》《周礼》等早期古籍中的“汭”字，共有如下地名:
妫汭、渭汭、洛汭——《尚书》
洛汭、伊汭、泾汭——《逸周书》
泾汭——《周礼》
渭汭、滑汭、雒汭、夏汭、罗汭、豫章之汭、沙汭、淮汭、桐汭——《左传》
汉汭、夏汭——《秦水陆里程简册》
除了较具争议的“豫章之汭”以及以下讨论的“淮汭”之外，“汭”均是二水汇流之地。典籍中的“渭汭”即渭水入河处，“沙汭”是沙水入淮处，“桐汭”是桐水入中江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中的汉汭与夏汭则分别指汉水汇入夏水以及夏水汇入江水处。大量例证说明《说文》“汭，水相入也”的释义为是。古籍记载了大量带“汭”的地名，说明其已由自然地形取得人文地理的意义。这也不难理解。“水相入”之地有明确位置，而汇流之地往往为交通枢纽，因而成为常见的地名。
但若进一步分析“某汭”的命名规律，则通常是以支流入主流处称为该“支流之汭”。换言之，是以主流为预设本位，利用支流界定位置。当然，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古人有时未能精确区别现代测量所界定的主流和支流，故其支流、主流的认定有时会有主观倾向。最显著的例证就是“洛(雒)汭”。《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遗命:
自雒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
如果依照“支流之汭”的通例，则“有夏之居”应是位在洛水与黄河交汇处至伊水与洛水的交汇处，亦即今日河南省偃师市东北、洛水与伊水交汇处以东、黄河以南的地域。但这一地域属邙山范围，不可能有大型聚落，也违反了考古学的证据。按，《世本·居篇》之“居”在古文中是指都城所在，若依照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的思路，考虑到相关河道虽有一定变动，但伊河入洛河口位置偏移不大，“有夏之居”应位在偃师市西南、洛水与伊水交汇处以西（图3）。这就说明了古人对于主流与支流的认定有时会有主观性。
图 3 二里头遗址位置示意
关于周代的洛汭，有一个较明确的参照。《尚书·召诰》记载召公营建成周时: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这个洛汭应与西周洛邑相距不远。由历史地理学、水系走向以及考古发现来推测，西周洛邑位在洛水北岸的涧水入洛处，平王东迁后的东周王城即是西周洛邑的延续，故知西周时期的“洛汭”是指洛水与涧水的交汇之地，周武王所谓“自雒汭延于伊汭”指的是由洛、涧交汇至伊、洛交汇之间，正符合二里头遗址的所在地。周人将洛、涧交会处称为“洛汭”，暗示其以涧水为本源，而以洛水为支流界定位置。这可能是因为周人由渭河流域东出“翦商”，是沿着崤山道的涧(谷)水河谷行进，因而直觉地以涧水为本源。
然无论是冠以主流还是支流之名，“汭”字必须符合二水汇流的基本定义。以此检视“淮汭”不免出现矛盾。按，淮水为古代的四渎之一，也就是直接入海的大河，故理论上不应有“淮汭”这个地名。这一个矛盾现象暗示了今本《左传》中包含有文本错误，而这又造成了“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的错误断句方式。
其实，“汭”的本字是“内”。《说文》:“内，入也。从冂，自外而入也”，其本义是指主体移动进入某一空间，原为动词，由之引申出支流入主流之地的名词意义。
加水旁的“汭”字大概在东汉时期出现，此时进入“内”“汭”混用时期。《汉书》记载了多个带“汭”的地名，但《沟洫志》云:“及盟津、雒内”，颜师古注曰:“内读曰汭”，尚且将“汭”写作“内”。大概要到《说文解字》之后，汭、内始明确划分，“汭”成为“水相入”之地的专字。
由之推测，《左传》的“淮汭”在古本中应是写作“淮内”。
然而，古文“入”“内”混用。《说文》云:“入，内也”，又云:“内，入也”，其本意均指事物移动进入某一空间，二者之分在于主体之别。“入”是以移动者为主体进入某一空间；而“内”则是以空间为主体表达其被移动者所进入，用白话而言即“进入”与“进来”的分别。语意之别既微，而二字字型相关，故古文时常混用。
举例而言，金文行册命礼之后，受册者“返入瑾璋”，郭沫若读为“返纳瑾璋”。金文“出入”又作“出内”；“入门”又作“内门”，后者更形成合文：
又如“入右”又作“内右”，例证甚多。战国简牍之中“入”“内”亦通读，《曹沫》“曹沫内(入)见曰”，《昔者》“大(愠)于外，不见于内。内言不以出，外言不以内(入)”。在传世文献中，《礼记》“无不务内”，《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均书“内”作“入”；《左传》“以出内火”于《汉书》中作“入火”。这些例证显示入、内混同是古文普遍的现象。
由此可见，今本《左传》的“淮汭”在古本之中应是写作“淮内”，而古代入、内混同，当然也可以写作“淮入”。很可能后代文献传抄时，受到“某河之汭”的地名通例而改写为“淮汭”，却忽略了淮河独流入海，不符合“某汭”的基本定义。回归到原始文本，“淮入(内)”的“入”字应是动词，其断句应该下读为
舍舟于淮，入自豫章，与楚夹汉。
“入”是动词，“入自”某地为《左传》常见的句例，如“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入自丘舆。击马陉”，以及“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即是自某地进入的意思。依此还原《左传》文本，系指吴师舍舟于淮水之后，由豫章进入楚境。
吴师舍舟之处过去多因循杜注定于新蔡南方。其实，先秦时期根本不存在“淮汭”这个地名。另外，吴、蔡二国固然联兵伐楚，并不表示双方必须在蔡国会师。部队是机动性的主体，以信息流通为前提，双方大可以在约定的地点会师。基本上，现有证据很难确定吴、蔡的会师地点，故此处姑且不论蔡军动向。但吴师既是刻意以水路规避楚国的陆路军事体系，其舍舟之处应当较位在息县的楚国息师更为上游，至淮河不能通航之处才会弃舟从陆。
尽管不知道吴师的舟船大小以及吃水深度，但在河南息县曾经出土长达9．28米的商代早期木船，显示淮水中游在商代即可通行较大的船只。笔者于2017年12月进行实地考察时，发现淮河在信阳市的楚城阳城遗址一带，近年因抽沙工程使河道加深，致使河道宽度缩减，但冬季河道依然宽达百米以上，且隆冬时节未曾断流。河道主流之中停靠有抽沙船只。该船长有二三十米有余，吃水较深，却依然航行无阻。由之推测，两千多年以前吴国舟师要在冬季航行到信阳以上不会成问题。
文献记录也暗示了吴国的舍舟之处。沈尹戌提出其战略时说:
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
多数学者都将“还塞大隧”连读，只有严耕望在“还”字断句，本文从之。“还”字意指走过而返，则吴军舍舟之处应较义阳三关(信阳南)更为上游。尽管具体的舍舟地难以确知，然淮水在桐柏县以东仍大致流经平原地形，桐柏月河在先秦时期也有较具规模的聚落，未始不可行船。淮河是在桐柏以西才真正进入山区，河道曲折，高差剧烈，推测吴师的舍舟处应在信阳以西，桐柏以东的地带。
如果这个推论正确，则有助于确定吴师途经的下一个关键地点：豫章。
豫章一名数见于《左传》，杜预注云其为“汉东江北地名”，不免空泛。顾栋高则画出一个范围，认为:
自江西之九江、饶州二府，隔江为江南之安庆府境，北接颍、亳、庐、寿，西接光、黄，皆为楚之豫章地。
其说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所从，故将豫章以大字标注在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其实，豫章在先秦时代是异地同名，并非一地。顾栋高将多地视作一地并不可取。归纳起来，古籍之中共有四个豫章:其一为清代庐州府、汝宁府，淮水左右之地；其二，江西之豫章，汉代豫章郡由之得名;其三，《舆地纪胜》所载，湖北安陆之章山；其四，《水经注》所载淯水左岸的豫章大陂，位在南阳盆地东缘。
就吴师入郢一役而言，江西的豫章显不可采，汝宁豫章在吴军舍舟处之前，亦不可取。只剩章山说与南阳说可以考虑。喻宗汉主张章山说，严耕望从之，而石泉则力主南阳说。
从文献的角度而言，章山说出于南宋《舆地纪胜》，比起《水经注》远为晚出，在方法论上较有疑虑。此外，章山说的前提是吴师由义阳三关南行，而新发表的《曾侯与钟》铭文记载吴师入郢一役云:“西征南伐，乃加于楚”，高崇文已指出铭文记载的行军方向证明章山说为误，故当以石泉提出的南阳说为是。
南阳说与前论吴师的舍舟之地位置相连。其具体路线依据笔者于2019年3月31日进行的实地考查，由桐柏县沿淮河西行，在桐柏山与淮河之间夹着一条平坦易行的交通走廊，沿途经淮源镇越过江、淮分水岭后抵达平氏镇。该地有商、周时期的孤峰山遗址，为连结汉东的结点。继续西行抵达河南省唐河县，其周遭有新石器时代的湖阳城遗址，亦有如蓼山、蓼阳河以及唐子山等与先秦古国相关的地点，是一处早期文明的密集区。由唐河县南行可经湖阳镇抵枣阳，西南行可循唐河抵汉水襄阳段。在这个地域范围寻找豫章大陂故址，最似今唐河与白河相交处的低地，位于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一带。
推测吴师舍舟后即循淮河与桐柏山间走廊西行，经淮源进入南阳盆地东部，再循唐河西南行经豫章抵达汉水北岸。
春秋时期，豫章通路的可行性得证于《左传》。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吴师围弦，楚国:
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
弦国位在息县南，楚军的计划可能是通过豫章、淮源进入淮河流域以驰援弦国。这个军事行动发生在吴师入郢之前五年，说明由南阳盆地经淮源连结淮河流域的道路可行。
这个交通路线也契合唐国的位置。唐国的地望自古有随州市唐县镇与河南省唐河县二说，石泉力主唐河县说，成为学界通说，然并未有考古材料为证。具有明确出土位置的唐侯铜器要到近年才被发现。2012年，随州市破获的义地岗盗掘案出土数件带“唐侯制随夫人行器”铭文的青铜器。黄凤春指出，这些器物说明唐、随关系密切，则其地望应当以随州市唐县镇为宜。若此，则唐国地控随枣走廊中枢，可以切断随国与楚国的陆路交通，便利吴师通过南阳盆地东缘向汉水进兵。《左传》所谓“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自然是笼统的说法，其具体过程应是吴、蔡联军通过淮源、豫章抵达汉水襄阳段后，与由随枣西出的唐师会合。
吴国的进兵途径表现出高超的军事策略。《襄阳耆旧记》引《寰宇记》说:
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汉，经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
楚国与中原之间有方城道与义阳三关两条主要道路。然而，前者有方城为隘，方城内外分别有申县之师以及东、西不羮把守。后者经过城口关隘，且有息师把守淮滨。吴国若由陆路进兵，无论采行方城道或城口道，都要面对地形障碍以及楚国重兵，很难有战胜的机会。
吴师因而采行间道，先以水师循淮河水路西行，避开淮北平原的陆防重镇。舍舟之后，循桐柏山与淮河间的走廊进入南阳盆地，再沿着唐河西南行经豫章抵达汉水襄阳段。这一个进兵模式与邓艾采阴平道而进入四川平原的思维如出一辙，都是采行间道，避实就虚，突袭腹心，以高度的机动性以及一定的冒险求取战果。
吴师入郢的过程
吴军采间道直攻核心，看似来势汹汹，其实孤军深入，补给线绵长，利在速战。故顾栋高认为:
当日为楚之计者，第当严兵固垒，勿轻与战，淹至旬日，吴必倦怠欲归。
这正是楚国沈尹戌的军略。他建议子常说:
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
我们可以从交通地理来理解其军略。
前述楚国对外有方城道与城口道两条干线，以及一条经由淮源与豫章的间道。前二者常驻重兵，后者只有在军事行动时才偶见记载。吴师之策略正是利用水路避实就虚，再实行间道直入腹心。
沈尹戌的反制策略是令方城内的申县之师按兵不动，切断方城道的对外交通，同时以“方城外”的军力摧毁吴师舟船，切断经由豫章连结淮域的间道，以断吴师归路。其后回师“塞城口而入”，防止吴师改由义阳三关撤兵。封闭了义阳三关后，他再经由随枣走廊西行夹击吴师。
从交通地理而言，沈尹戌的策略是封锁楚国所有的对外交通线，再与子常夹击吴师，可说是瓮中捉鳖之策。此计若付诸实施，吴师腹背受敌，而又孤悬敌境，无路可退，恐不免全军覆没。
然而，正当沈尹戌在方城之外运作时，子常却私自渡汉出击，由之展开一系列的战事，兹略引其过程如下:
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吴从楚师，及清发……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庚辰，吴入郢。
涉及地名有:汉、小别、大别、柏举、清发、雍澨、郢。
这一系列地名之中，头尾两个位置明确，中间则相对模糊。过去学者对于小别、大别、柏举、清发、雍澨等有许多讨论，众说纷纭。其实，从交通地理而言，这些地名纵使不能一一精确定位，却不难由吴、楚两军的运动方向加以大致推测。
简言之，吴师在这个战争阶段经历了由后撤到追击的过程。楚师渡汉出击之后，吴师且战且退；柏举之战转趋上风之后，反过头来追击楚师，最后渡过汉水攻入郢都。由此可见，表面上看似纷纭杂沓的沿革地理考证，背后其实有一道线索贯穿。运动战的观点说明，这些地名是在同一条交通线上展开，具有空间上的逻辑关系。具体而言，这条交通线就是随枣走廊。
（一）小别与大别
关于小别与大别有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的争议。
首论相对位置。孔疏以为“小别当在大别之东”。相反的，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基于吴、楚分居汉水两岸的形势，指出了楚师渡汉出击后，应循“自西及东”的顺序，故“小别当在大别之西”，本文从之。
关于小别与大别的绝对位置，小别在早期史籍似仅一见，难以找到参照。大别则颇多争议。首先，由于历史地名的空间扩张，今日的大别山与先秦之大别并无关系。今日之大别山至迟在汉代定型。《汉书·地理志》六安国安丰县后班固自注“《禹贡》大别山在西南”，即指今日的大别山脉。但这位置与吴师入郢全无关系。
关于大别的另一个流行说法是武汉市汉阳区的龟山，其说始见于《元和郡县图志》汉阳县，下云“鲁山，一名大别山，在县东北一百步”。由于江、汉之交在汉末以来的战略地位，学者多以此为吴、楚交战之地。然而，此说是以春秋楚郢都江陵说为前提，依宜城说则吴、楚断不可能于此交战。此外，今日武汉的龟山规模很小，海拔不过一百余米。
大别的位置应当以石泉之说为是。
石泉结合《禹贡》与《汉津赋》“遇万山以左回兮，旋襄阳而南萦。切大别之东山兮，与江湘乎通灵”为证，认为大别应在襄阳东，汉水由东流转为南流处的东岸，在地理上属大洪山的北方余脉。此说得到较早文献为佐证，且符合吴、楚之战的形势，本文从之。又尽管小别的位置不明，然依小东、大东的地名规律，当是以楚国为本位的称名，故小别应在大别以西不远处。
前引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谓楚国北出中原有“北津、汉津二津”，都以襄阳为枢纽。北津经方城道通往中原，其渡口未有明确记载。就现有的考古资料而言，汉水以北的襄阳市樊城区有邓城遗址，为周代邓国与楚国邓县之所在，邓城以南的汉水南岸，有时代跨越西周与春秋、融合中原与江汉文化因素的真武山遗址。推测北津就在邓城与真武山之间的南北交通线上。
襄阳地区的另一个渡口，位在向东经过随枣走廊、城口道通往北方的通路上。这个“汉津”一般认为即今襄阳市东津镇。
从地理形势而言，吴、楚隔着汉水对峙，所争之地当为汉水渡口。在襄阳地区的两个渡口之中，邓城为楚国邓县所在地，虽非军事重镇，但并没有邓县陷落或迁移的记录，故邓城—真武山交通线上的汉水渡口应该尚在楚国控制之中。由此推论，吴、楚争夺的渡口较可能是襄阳的东津。其后，子常由东津渡汉，而吴师则沿随枣走廊向东方退却，沿途接连在小别与大别交战。今东津镇南方有大洪山北麓余脉形成的丘陵地，或即小别、大别之所在。
（二）柏举
吴、楚两军的决战发生在柏举。此战:
阖庐之弟夫槩王……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
此后吴师追亡逐北，经清发、雍澨而攻入郢都。
柏举之战是吴师入郢一役的关键，其地望据喻宗汉整理共有三说:一说以《水经注》为代表，定于举水入长江处，称为“举口”。二说出于《元和郡县志》与《读史方舆纪要》，将柏举释为柏山与举水之合名，位于举水上游的大别山麓地带。第三说出自王夫之引京相璠说，以为举为洰水，明代称竹筒河。喻宗汉接受了第三种说法，并进一步将之定位于汉川、云梦的涢水东岸地带。
三种流行的说法都待商榷。首先，前二说均依据晚期文献，并没有较早的参照。又从交通地理而言，尽管大别山与长江主流之间，先秦时代确实存在一条东西向的交通线，由举水流域南下长江沿岸，可以绕行云梦泽北缘西通江陵地区，又可于江陵往北通往襄宜平原。然从交通日程来衡量，无论是举口说或是柏山说都很难成立。此点喻宗汉已经提出，兹复申其说。
按《左传》记载，吴、楚柏举之战发生在庚午日，此役规模较大，吴王之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双方各自动员的兵力至少有万人以上，战斗应该经历了较长时间。故柏举之战后，吴师最早也应是从次日辛未开始追击楚军。《左传》又载己卯日“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可见吴军最晚在前一日戊寅已经兵临郢都，距离柏举战后不过八日左右。
按今日麻城与宜城之间，无论是实行随枣走廊或实行武汉、汉川、天门一途，路程约有三百五十余千米。若实行武汉、荆门再折返宜城一途，则有近四百千米。按吴师采步兵作战，要在八天之内走完三百五十至四百千米的路程，意味其以平均每日四十至五十千米的速度，连续急行军八日，即使是现代化的步兵也难以达成。更何况吴师并不是整日行军，其间与楚军至少“五战”，在且战且走的情况下，以八天之内完成如此距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故柏举一地不应远至举水流域，而应在随枣走廊之中寻求。
就距离而言，喻宗汉的说法较近情理，但其依据是王夫之的竹筒河说，时代更晚，证据力也就比较薄弱。本文认为举地须以早期史料为佐证。以下试论之。
早期史料之中，有一个地点可作柏举的参照。武丁时期卜辞记载:
……贞，令望乘眔与途虎方？十一月。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与，左比曾？
乙未卜……宰立事……右比我，比与，左比……十二月。
“与”字应读为“举”，“曾”是商代的曾国，“虎方”则是昭王南征时期铜器所记载的虎方。
尽管举地的位置并不明确，但依据地名系连原则，举、曾、虎方应当临近，且都位在商代的南土。其中，曾的位置比较明确。叶家山考古证实了西周早期曾国位在随州市东北的漂水流域，其地名当有渊源，或可作为商代之曾的参照。
虎方的位置较有争议。丁山与谭其骧定位在江淮流域，即今安徽寿县、长丰地带；钟柏生、澎明瀚认为在淮河上游北岸；杨华认为虎方即巴方，位在长江中游；王长丰认为虎方在江淮下游的安徽合肥；李学勤定之于汉水流域。然而，诸家的地名要或以春秋时期的文献为参照，抑或有将青铜器的老虎母题或虎纹族徽视作虎方。实际上，虎方的位置可能变动，不宜以晚出文献概括其早期位置，而族徽铭文或虎纹装饰是否可视作方国名也颇有疑虑。诸说之中以李学勤的说法近是。
李学勤指出的汉水流域说，范围依然较大。然有一件西周中期的数据可提供参照。《史密簋》载:
唯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㪉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坠，广伐东国，齐师族徒□人，乃执鄙宽亚。
铭文断句颇费思量。张懋镕在“㪉南夷”处断句，以为卢、虎会同杞夷、舟夷伐东国。本文认为不妨将之作一句读，将“㪉”读为动词，理解为周师联合南夷中的卢、虎，而将后一个“会”读为副词，依“会天大雨”之例，读为适值之意。
无论如何，两说均不否认卢、虎属于南夷集团，则铭文反映的地理关系很值得一探。按《史密簋》出土于安康，说明器主可能是当地氏族。安康一地位于汉水上游，循汉水可以通往十堰，东下老河口后抵达襄阳。按西周、春秋时期卢国位在襄阳以西不远的南漳县中庐镇，由此可见，史密可能是沟通安康与西南夷的媒介。依照本文的断句方式，可推测史密受命出征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征调西南夷参战，类似牧野之战周师与西南夷联军出征的形势。
《史密簋》铭文中的“虎”应该就是虎方。铭文显示虎方属于南夷，且与卢国相近，大概不出汉水中游襄宜平原与荆山之间的地带。李学勤认为虎方在汉水流域诚为的论。
曾既在随州市东北，而虎方约在襄阳市西南，则与曾联军讨伐虎方的举，应该也是位在随枣走廊，距离商代曾国不远的位置。
由于吴、楚战于柏举之后，吴师由东向西追击楚军，“及清发”(其位置详下)，则举应在清发以东。复考虑当时随国虽然心存观望，但毕竟仍属楚之盟国，故吴、楚也不应该越过随国交战。按春秋晚期随国的中心范围约在随州市区至安居镇之间，方圆约二十余千米的地域，而都城可能已经东迁至随州市区的位置，故举应在清发以东与随州城区以西之间的范围。
（三）清发与雍澨
前两节的讨论显示，吴、楚分居汉水两岸，子常在东津渡汉之后，沿着随枣交通线向东追击吴师，迫使吴师逐步东移。两军在柏举决战之后形势逆转，吴师沿着随枣走廊向西追击楚军，最后渡汉入郢。
吴、楚追击战最终涉及的清发与雍澨两地，都应在随枣走廊的交通在线寻求。其中，清发的位置明确。清发水后世称为涢水，其上源之一为溠水，依互受通称之例可称为清发，是楚随之间的必经要道。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伐随而病逝军中。楚军的退兵路线为:
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
可见楚师由随枣走廊进兵，经溠水而兵临随国城下。莫敖“请为会”之“汉汭”依杜注“汭”应作“内”字，系指“汉西”之地。这是缓兵之计，楚军渡汉之后即发丧，可见其退兵之路当是由溠水循随枣走廊西行至汉水襄阳段渡汉。
吴师在清发大败楚师之后乘胜追击而至雍澨。此地据石泉整理共有二说:一说为郑玄主张的江夏竟陵，一说为《尚书·禹贡》的“三澨”之一，据《水经》位在“南郡邔县北”。石泉指出，《禹贡》云汉水过三澨后抵达襄阳东的大别，故知三澨应在襄阳北或东之地。由于石泉认为吴师由方城道进兵，故认为雍澨位在襄阳北的汉水滨，亦即今日襄阳市樊城区。本文前节已说明襄阳北当时尚受楚国邓县管辖，吴师不太可能由此渡汉。
若依本文推论，吴师由随枣走廊由东向西进兵，则雍澨应以襄阳东较为合理。按《说文》释“澨”为“埤增水边土，人所止者”，则雍澨是汉水滨的土堤，应该临近汉水渡口，最可能的位置当在襄阳市东津镇地带。吴师渡汉之后，终于抵达郢都（图5）。
图 5 吴师进兵入郢路线示意图
吴师的退兵之途
吴王阖庐攻下郢都，建立了盖世之功，伍子胥也完成复仇之举，然吴师攻入郢都前一日，楚昭王及其亲近已经“涉雎，济江，入于云中”，从水路迂回逃离首都，由郧国抵达随国。楚昭王成了漏网之鱼，不免功亏一篑。吴师下一阶段的作战因而指向随国，以擒获昭王为目标。
同一时间，远在方城之外的沈尹戌也回师勤王，《左传》说:
左司马戌及息而还，败吴师于雍澨，伤。
“息”就是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沈尹戌原本计划摧毁吴师舟船并阻塞义阳三关后，回师夹击吴军。今因情势危怠，未能完成毁舟与塞城口的任务就先行折返。
沈尹戌的勤王路线应该是由息县经义阳三关进入随枣走廊，再西行至襄阳地带。面对援军的到来，吴师渡汉出击，双方在雍澨(东津镇周围)会战。此役吴师遭受损失，然沈尹戌亦败死，未能阻却吴军的追击。
击败沈尹戌之后，吴师继续沿着随枣走廊东行至随国。《左传》载:
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
然而，随国拒绝了吴人的要求，除了提出楚、随“世有盟誓”这种托词之外，其实际考虑是吴、楚之间胜负未明:
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
“鸠”，杜注“安集也”，吴军将战争目标放在擒获楚昭王，却忽略了自身只是一支孤军，尚无法控制广大的楚国疆域。
吴师入郢的次年，秦国驰援楚国，位于随国的吴师必须面对这一支生力军，由之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左传》载其经过:
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槩王于沂。吴人获薳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九月……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壻之溪。吴师大败，吴子乃归。
秦、楚联军与吴国的作战涉及一系列的地名:稷、沂、军祥、唐、雍澨、麇、公壻之溪。尽管不能一一确知其定位，然均位在随枣走廊的交通线上。
稷与沂的位置过去颇多争论，近出《清华简》提供了重要参照。魏栋指出，《左传》中的“沂”字在《清华简·系年》书作“析”，位于随州市东郊的淅河镇。关于稷，魏栋联系随县厉山镇、殷店镇一带祭祀神农后稷的传统，认为应在随州市以北的桐柏山南麓河谷之中。这些纵向的河谷沟通了桐柏山区与随枣走廊，秦师由武关道南下南阳盆地，故循桐柏山河谷与楚军会伐驻扎于随国的吴师。
沂地一战吴师战败之后，双方再度交战于军祥，其地据杨伯峻指出在随县西南，得之。可见淅河一战后吴师西撤，故接连有军祥之战，而吴师又败。
在这个时机之下，秦、楚联军继续西行至唐县镇，灭唐国，取得了对随枣走廊中枢的控制。时为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七月。
同年九月，吴师与秦、楚于雍澨交战。史籍有缺，未详由七月至九月间的具体行程。但由唐县镇至汉东约一百千米，可见两个月间两军是在随枣走廊之中缓步西移至汉水东岸。吴师虽然先败楚师，旋复为秦军所败。
其后，吴师驻札于麇，其地望不明。然《左传》云该地有楚军之骨骸，为前一年吴、楚交战之地。杨伯峻据此推论麇地在雍澨附近，则亦是在襄阳东方地带。
双方最后交战于公壻之溪，其地据《战国策》又名“浊水”，杨伯峻指出在白河入汉水处，亦在襄阳市东。至此吴师连战连败，已经无力再战，故引兵撤退。
由秦、楚援兵与吴师的交战地名可见，吴师最初已经抵达随国城下，却无法在第一时间擒拿楚昭王。此时秦、楚援军适时增援随国，致吴师不得不回师面对。吴师必须歼灭这支增援军方能再次进攻随国。但在强大的生力军面前，吴师先后在沂地以及军祥败北，又失去了盟国唐师，双方的交战位置也逐步由随国西移至汉水东岸。
吴师既无法在汉水滨击败秦、楚援军，取得东津渡口，而秦、楚援军的牵制也使其无法向东追击楚昭王。吴师腹背受敌，失去了战争的主导权，只能引兵撤退了。
由于沈尹戌的毁舟计划未能落实，吴师的舟船应仍安然留置原地。其撤兵之途很可能是循着其进兵之路，由南阳盆地东缘经淮源地带至其舍舟处，再循淮河顺流而归。尽管吴师先盛后衰，终未达成擒获楚昭王的目的，至少也在颓势之中安然撤兵，保全了争霸中原的实力(图6)。
图 6 吴师退兵路线示意图
结论
吴师入郢一役是中国史上的著名战役，过去共有三种观点。不同于过去着重沿革地理的考证方法，本研究着眼于吴、楚之间的水、陆交通线与战略形势，研究关键是重新探讨文献记载的两个地名——“淮汭”以及“豫章”。本文论证“淮汭”实为“淮”与“入”二字在传抄过程中形成的文献错误。重新确定文字及其文句断读之后，推定豫章的位置，而吴师入郢一役的行军路线也就昭然若揭。
总而言之，吴师入郢一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利用淮河水运结合豫章间道奇袭郢都。其进兵过程是以舟师上溯淮河至桐柏地带后舍舟从陆，绕行桐柏山区进入南阳盆地，复沿着淯水河道南下襄宜平原，与子常隔汉水对峙。子常由东津渡汉出击后，吴师先是沿随枣走廊向东后撤，于柏举获胜之后，又沿随枣走廊向西挺进，最后由东津渡口渡汉入郢。
楚昭王于吴师入郢前夕逃奔随国，由之进入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吴师离开郢都，在襄阳东击败了沈尹戌的勤王之后，二度沿着随枣走廊东进，兵临随国城下。然而，吴师却无法在第一时间捕获楚昭王，延误了战机。
同一时间，秦、楚联军分兵向随国进发，吴军不得已回师应战，自此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吴师与秦、楚联军在随枣走廊发生多次战斗，部队亦逐渐由随国移动到汉水东岸。然而，师累兵疲的吴师面对秦、楚援军显得力不从心，屡战屡败。吴师既无法擒拿楚昭王，又无法反制秦、楚援军，只得引兵循淮河撤退，保全实力。
相较于过去流行的学说，本文重构的战争地理图像是最为单纯的。质言之，吴师的进兵与退兵都是利用淮河水道，而双方的交战都是发生在随枣走廊之中。只是因军事策略或是战场形势变化，两军位置不断变动，多次在随枣走廊中往返拉锯，因而产生了古籍所记载的一系列费解的地名。过去以沿革地理为主的思路往往聚焦于个别地名的考订，故不免使图像流于支离。其实，行军是一种空间上的连续运动过程，故地名之间必然有空间上的逻辑关系，而交通线就是贯穿这些地理空间的主要线索。由此知彼，由已知推测未知，历史地名迎刃而解，而两军的往返互动也就跃然纸上。
汉
汉武帝收复南越
《史记·南越列传》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兵夜郎，下牂柯江，咸会番禺”。《汉书·武帝纪》所载略同，只是更明确各路进军路线。其中路博德一军出桂阳（治今湖南郴州），越骑田岭后下湟水（一作汇水，即洭水，今连江）；杨仆一军出豫章（治今江西南昌），沿豫章水（今赣江，上游为今章江）越横浦关而下浈水；戈船将军严出零陵（治今广西兴安北）下离水；下濑（即下厉）将军甲南下萌渚岭，沿贺江而达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境，一言治今广东封开境）；驰义侯一军发兵夜郎，下牂柯江（西江上游红水河支流北盘江，一言从黔东南沿刚柳江、融水、柳江达西江，牂柯也作牂牁）。
而从北江而上，中原亦有三道可通。其三（道），横浦关道（浈水道）。此道由北江支流浈水而上，越横浦关，沿赣江支流章江而北上。《淮南子·人间训》载秦五军进攻越人，“一军守南野之界”，南野（今江西南康南）即在大庾岭北麓，其后汉元鼎五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即走此道。此道北上距两汉都城长安、洛阳较远。
三国
孙策智降华歆
《资治通鉴》载：刘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术所⽤太守诸葛⽞，⽞退保西城。及繇溯江西上，驻于彭泽，使（笮）融助皓攻⽞。许劭谓繇⽈：“笮融出军，不顾名义者也。朱⽂明喜推诚以信⼈，更使密防之。”融到，果诈杀皓，代领郡事。繇进讨融，融败⾛，⼊⼭，为⺠所杀。诏以前太傅掾华歆为豫章太守。
策盛兵将徇豫章，屯于椒丘，谓功曹虞翻⽈：“华⼦⻥［华⼦⻥：华歆，字⼦⻥。］⾃有名字，然⾮吾敌也。若不开⻔让城，⾦⿎⼀震，不得⽆所伤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华歆⽈：“窃闻明府与鄙郡故王府君⻬名中州，海内所宗，虽在东垂，常怀瞻仰。”歆⽈：“孤不如王会稽。”翻复⽈：“不审豫章资粮器仗，⼠⺠勇果，孰与鄙郡？”歆⽈：“⼤不如也。”翻⽈：“明府⾔不如王会稽，谦光之谭⽿；精兵不如会稽，实如尊教。孙讨逆智略超世，⽤兵如神，前⾛刘扬州，君所亲⻅；南定鄙郡，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料资粮，已知不⾜，不早为计，悔⽆及也。今⼤军已次椒丘，仆便还去，明⽇⽇中迎檄不到者，与君辞矣。”歆⽈：“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赍迎。策便进军，歆葛⼱迎策，策谓歆⽈：“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弟之礼。”便向歆拜，礼为上宾。
《三国志·魏书十三》：董卓迁天⼦⻓安，歆求出为下郵令，病不⾏，遂从蓝⽥⾄南阳。时袁术在穰，留歆。歆说术使进军讨卓，术不能⽤。歆欲弃去，会天⼦使太傅⻢⽇ 安集关东，⽇ 辟歆为掾。东⾄徐州，诏即拜歆豫章太守，以为政清静不烦，吏⺠感⽽爱之。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兵，乃幅⼱奉迎。策以其⻓者，待以上宾之礼。后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征歆。孙权欲不遣，歆谓权⽈：“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之物，⾮将军之良计也。”权悦，乃遣歆。宾客旧⼈送之者千余⼈，赠遗数百⾦。歆皆⽆所拒，密各题识，⾄临去，悉聚诸物，谓诸宾客⽈：“本⽆拒诸君之⼼，⽽所受遂多。念单⻋远⾏，将以怀璧为罪，愿宾客为之计。”众乃各留所赠，⽽服其德。
孙策回到扬州后将目标盯向了豫章郡。此时在豫章的扬州刘繇已在两年前（197年）故去，豫章太守华歆成为了这里的主事者，孙策将南下，华歆在南昌城北四十里椒丘筑城防守。三年前（196年）会稽太守王朗也是在山阴城北筑固陵城防守孙策。
（孙策取豫章郡行军路线图）
孙策大军占领椒丘，进驻不前，兵不血刃，华歆献出豫章郡，孙策令孙辅领兵进驻南昌。
当时僮芝在南边的庐陵（今江西吉安）自任为豫章太守，孙策令孙辅在南昌扼守住其咽喉，不久僮芝病故，孙辅率兵南下，周瑜为后援，庐陵降服。 孙策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孙贲为北边的豫章太守，孙辅为南边的庐陵太守，而命周瑜屯驻巴丘（今江西峡江县西南巴邱镇北）以镇这片新获得的广袤之地。
（官渡之战前南方局势图）
东晋
何无忌不敌徐道覆
义熙五年(409年)，刘裕攻打南燕，始兴太守徐道覆派人劝卢循（孙恩起义追随者）乘朝廷空虚起事，卢循不听。徐道覆便亲到番禺，劝说卢循听从。
徐道覆暗地要造战舰，十多天便完成，即率领士卒进攻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官都弃城逃走。江荆都督何无忌，系江左名将，自寻阳驶舟西进，长史邓潜之进谏道:"卢徐二贼，兵舰甚盛，势居（赣江）上流，不可轻敌，今宜暂决南塘（赣江中游，南昌附近），守城自固。"无忌不从。参军殷阐复谏。何无忌是个急性鬼，仗着一时锐气，径至豫章西隅，徐道复已据住西岸小山，带了数百弓弩手，迭射晋军。晋军前队，多受箭伤，不敢急驶过去，惹得无忌性起，改乘小舰，向前直闯。偏偏西风暴起，将他小舰吹回东岸，余舰亦为浪所冲，东飘西荡。道复乘着风势，驶出大舰，来击无忌，无忌舟师已散，如何抵当，顿致尽溃。独无忌不肯倒退，无忌执节督战，风狂舟破，贼众四集，可怜无忌身受重伤，握节而死。
豫州刺史刘毅立集水师二万，出发姑孰。到了桑落洲，正值卢循徐道复合兵前来，船头很是高锐，毅舰低脆，一与相触，便致碎损。客主情形，既不相符，毅众当然惊避。卢徐乘势冲突，连毅舟都被撞碎。毅慌忙弃舟登岸，徒步奔还，随行只有数百人，余众都被贼虏去。
卢循审讯俘虏，得知刘裕已还建康，颇有戒心，意欲退还寻阳，攻取江陵，据住江荆二州，对抗晋廷。独徐道覆谓宜乘胜急进。彼此争论数日，毕竟道复气盛，循不得不从，便即连樯东下。
刘裕害怕卢循侵入，便在石头城设置栅栏，阻断祖浦，用以抵御卢循。卢循攻栅栏失利，战舰又被暴风吹翻，多人死亡。在南岸列阵交战，又大败，便进攻京口，抢掠各县，但没有得到什么。卢循对徐道覆说:"军队疲惫了!不能振作。可以据守寻阳，合力攻取荆州，慢慢地与京城抗争，还可以获胜。"于是从蔡洲南奔，再次占据寻阳。刘裕先派众将士追击贼兵，自己率领大军随后进击，又在雷池打败卢循。
徐道复率兵三万，将抵江陵，城中惊哗，谣言蜂起，且云:"卢循已陷京邑，特使道复来镇荆州。"好在江陵士民，统感刘道规焚书德惠，不再生贰，誓同生死，因此秩序复定。刘道规使刘遵为游军，自督兵出豫章口，逆击徐道复。徐道复来势甚锐，突破道规前军，节节进逼。不防斜刺里刘遵战舰数艘横冲而入，把徐道复兵舰截作两段，徐道复前后不能相顾，顿致慌乱。道规得乘隙奋击，俘斩无算。再经来舰中的大将，帮同拦截，杀得徐道复走投无路，拚死的杀出危路，走往湓口去了。
南北朝刘宋
刘子勋寻阳称帝
466年2月7日，晋安王刘子勋称帝于寻阳。《九江市志》载：
泰始元年十二月，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起兵，拒新命。次年正月，称帝即位于寻阳，改元义嘉。
《九江市志》将该事件记录为465年，这种写法并不准确。泰始元年十二月初一对应的是公历是466年1月3日，因此无论是十二月起兵还是次年正月称帝，按公历算都在466年。466年和今年（2022年）阴历阳历正对应，正月初一是2月1日。
曾经有过两个被史书承认的短命王朝在九江建都，时间都很短。前一个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后一个是元末的陈友谅。陈友谅大战朱元璋的故事更为人所熟知，而南北朝的历史比较乱，能理顺前后朝代关系都挺困难的。
北魏、刘宋对峙地图
刘宋王朝传了四十年，宋孝武帝的长子刘子业继位。此人荒淫残暴，不仅滥杀无辜，对皇亲国戚尤为忌惮，或者圈禁，或者杀掉，或者……这家伙居然占有了自己的亲姑姑，逼着他姑父造反。这位驸马爷联络了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准备拥戴他上位。刘子勋是刘子业的弟弟，法统上没问题。
不想事情败露，驸马爷被杀，刘子业派人到江州，令刘子勋自尽。刘子勋才10岁，所谓的江州刺史也就是个傀儡。他手下人可不甘心主子被杀，就在江州起兵造反。不久，刘子业的叔叔刘彧与皇帝身边人合谋，将刘子业弑杀，并继任皇帝，是为宋明帝。
叔叔杀侄子篡位，显然不符合正统。次年正月（466年2月7日），江州将领在寻阳城奉刘子勋为帝，年号义嘉。刘子勋得到了各地支持，他们纠合了十数万大军，在江州集合，预备杀向都城建康（南京），史称义嘉之难。
《四库全书·宋书》卷八十
刘宋帝王谱系图
《方舆纪要》评价说：吾独怪刘宋之子勋，其举事于江州也，亦既有四方之全势，而卒死于江州，则子勋幼稚、邓琬庸下之过也。
隋唐
操师乞败于刘子翊 林士弘败于萧铣
隋朝末年，社会动荡，人民苦不堪言。各地农民纷纷举兵反抗。自大业七年（611）起，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一百多次农民起义，众达百万之多。在江西境内，以鄱阳郡操师乞、林士弘组织的农民起义影响最大。
大业十二年（616）10月，鄱阳金盘岭人操师乞率领鄱北一带农民起义反隋，太阳埠人林士弘也带领鄱南义军积极响应。义军气势如虹，一举打败了驻守鄱阳的袁赟军，占领郡城。操师乞下令安抚百姓，开仓放赈，并自号元兴王，建“天成”年号。接着，起义军先后攻下浮梁县、彭泽县和豫章郡(今南昌)。操师乞任命林士弘为大将军，并确定以豫章为据点，逐渐向江南各地扩展。
豫章失守，震惊朝野，隋炀帝急诏令治书侍御史刘子翊领兵镇压。战斗中，操师乞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幸中箭身亡。林士弘见师乞牺牲，恐军心动摇，当机立断，统率部队调整战略。11月，林士弘率部与刘子翊军大战于彭蠡泽(今鄱阳湖)。义军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把隋军打得溃不成军，击毙刘子翊，军威大振。各地农民踊跃加入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
是年冬，起义军攻占虔州（今赣州），林士弘自号南粤王，不久在豫章称帝，国号“楚”，建年号为“太平”，林士弘也成为了鄱阳历史上唯一称帝的人。他任命部将王戎为司空，率军继续征伐。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郡都先后归附，一度北起九江，南至广东番禺（今广州），都为林士弘统辖。
太平二年（617）冬，义军孟让被王世充战败后，其部的张善安收聚败散士卒八百人，攻破庐江郡，来豫章归附林士弘。林士弘对张存有戒心，命其率部驻扎。张善安不满，便退守九江，并袭击了林士弘部。后林士弘退守余干，与张善安南北对峙。
唐武德初年，林士弘一些部将在唐将李孝恭煽惑下投降。武德五年（622），林士弘与其弟鄱阳王林药师领兵两万，围攻循州失败，林药师牺牲。林士弘在危急中退到保安城山洞中。这时，林部南昌将军王戎假意投降，暗地仍与林士弘密图再起，却被已降唐的张善安探知底细，发兵袭击王戎，王戎兵败被擒。眼看大势已去，林土弘不胜悲愤，患病逝去，部众离散。
五代十国
三次“淮赣战争”
第一次豫章飞火
《通鉴纪事本末》载：（昭宣帝天祐）三年夏四月，镇南节度使钟传以养子延规为江州刺史，传薨，军中立其子匡时为留后。延规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杨渥以升州刺史秦裴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将兵击钟匡时于江西。秋七月，秦裴至洪州，军于蓼州。诸将请阻水立寨，裴不从。钟匡时果遣其将刘楚据之。诸将以咎裴。裴曰，匡时骁将，独楚一人耳，若帅众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诱致之耳。未几，裴破寨执楚，遂围洪州。饶州刺史唐宝请降。九月秦裴拔洪州，虏钟匡时等五千人以归。杨渥自兼镇南节度使，以裴为洪州制置使。
906年4月，江州刺史钟匡范传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杨渥借机命令淮南军西南行营都招讨使秦裴将兵击江西，淮南军不宣而战，数万大军以接管江州的名义大举入侵江西，江州刺史钟匡范、饶州刺史唐宝相继请降。秦裴在诱砂江西名将刘楚后围攻洪州，在围攻洪州的时候，淮南军于世界战争史上首次使用黑火药，不久洪州告破，镇南节度观察留后钟匡时投降。淮军屠城大掠三日止，秦裴执三千男女以归。江西八州其三“洪、江、饶”沦陷，江西沦为淮南统治下的半殖民地。
钟匡时，洪州豫章人（今江西南昌）。秦裴，庐州合肥人（今安徽合肥）。
第二次象牙潭之战
909年7月17日，为了收复洪州，由抚州刺史危全讽率领抚、信、袁、吉四州的10万联军和淮南马步使周本所率的7千淮南军在象牙潭展开会战，结果联军全军覆灭，危全讽、彭彦章等将被俘。周本亦乘胜追击，连克袁、吉、抚、信四州。此次战役后，江西八州其四“袁、吉、抚、信”也被淮南沦陷，大大加深了江西的半殖民地程度。
危全讽，抚州南城人（今江西南城）周本，舒州宿松人（今安徽宿松）。
第三次虔州之战
918年夏，杨行密的大女婿，镇南节度使刘信率领数万淮南军围攻虔州，虔州是江西最后一座独立的城池。虔州刺史谭全播向四邻求救，除了广东拒绝救援外，湖南、浙江、福建同时派遣军队至江西支援，浙江援军2万，湖南援军万余，福建援军数千。刘信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淮南军三战三捷，击败浙、楚、闽各军，联合援军遂撤出江西。不久，虔州告破，谭全播被俘，江西全境沦陷。该战役终止了湖南、浙江、福建想把江西人从淮南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最后一次重要努力，江西彻底沦为淮南统治下的殖民地。
谭全播，虔州虔化人（今江西宁都）。刘信，濠州钟离人（今安徽凤阳）。
南宋
彭友起义遇岳飞
彭友(?-1133) 南宋初江西农民起义首领。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人。彭友一作彭大，彭铁大。1130年(高宗赵构建炎四年)与李满(号李动天、李洞天)、王彦廖、八姑、三姐妹等举行起义，号称"十大王"，拥众十余万，占领江西、湖南等八县。1133年(高宗绍兴三年)，宋廷遣岳飞至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对其诱降，未从，遂战于雩都(位赣州市西北)，他被俘遇难。李满退守固石洞(今江西省于都县东)也失败，被俘遇难。
建炎三年，隆祐太后至江西虔州（今赣州），四年正月，随行士兵叛乱，焚掠民居。当地民众数万人以陈辛为首，包围虔州城。后陈辛为游寇马友所败。但失业之众，率聚为寇，于是纷纷以起义为事。四月，信州贵溪吃菜事魔教首领王宗石（王念经）起义，朝廷以辛企宗镇压，败绩。又命接应太后的刘光世部将王夜叉王德就近镇压，五月下旬，起义失败，贵溪、弋阳两县被屠二十万人，王宗石等二十六为首领遇害。
建炎四年，吉州彭友（彭大或彭木）、李满（李洞天或李动天）起义，有十个主要首领，号为“十大王”。义军攻占湖南、江西八个县城，有数万之众。十二月，虔化县（宁都县）进士李敦仁、李世雄兄弟起义， 领导数万农民，以罗源为根据地，数败官军。宋廷以张浚镇压，蔡延世偷袭义军大寨，义军被迫转移。
绍兴元年三月，李敦仁率义军回到虔化。五月，巡检刘仅攻陷石城县，李世雄及万余军被杀。八月，李敦仁与弟世忠收拾残部，攻入虔化，不久又被刘仅夺回，宋廷以仅权知虔化县。十二月，李敦仁再回虔化，杀刘仅，依前猖獗。后义军为江东统治官颜孝恭所破，敦仁等三十八人受招安，分隶张浚。绍兴元年七月，虔州陈颙为乱，义军攻下雩都、倍丰等县后，次年四月南下转战龙川、武平、梅州。
绍兴三年四月，宋以岳飞赴吉州镇压。时彭友移军雩都，联合永兴县尹化八等两只义军三千余人严阵以待，岳飞遣使劝降，遭到彭友严词拒绝：“吾宁败，不肯降，毋以虚声恐我也”。岳飞及部将张宪、王贵率军猛攻山寨，彭友被俘，义军失败，战死甚众。李满率残部退守高山固石洞。岳飞再遣使劝降，遭拒。大军遂屯瑞金，用巨木造天桥，佯攻固石洞，消耗义军守战之具。遂以步军攻山，义军多纵崖而死，余众老弱两万余被遣散。六月，飞入虔州，高宗密旨屠城，岳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虔州得完。
绍兴三年正月，攻打潮州失利，回师江西。与此同时，各地义军纷纷响应，一时间有罗闲十、钟超、王彦、吕添、蓝细禾、谢敌、钟大牙等众十几万，建寨五百座 。与吉州义军互相呼应，结为表里，两地首领合称“十大王”，共同对抗官军。四月，岳飞平吉州乱，移师虔州，集中兵力攻打义军主力所在地兴国县衣锦乡一带，连破义军大寨数百座，“十大王”被俘，历时三年的江西之乱平定。此后，虔州周十隆继续坚持战斗，绍兴七年夏，江西制置大使破之，义军受招安。
元末明初
朱陈洪州定天下
洪都，坐落在鄱阳湖与赣江交汇处，自古称“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朱元璋控制了江西以后，派了名将朱文正驻守洪都。陈友谅一直想吞掉朱元璋的势力，但几度东征都不胜而归。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统率60万水军，巨舰数百艘，东征伐吴。汉军铺天盖地而来。西吴举朝震惊，此时朱元璋忙于与东吴的张士诚作战，无暇西顾，就算挥师西援，以朱元璋的势力，也很难与汉军抗衡。因此，为了争取更多的备战时间，朱元璋给洪都方面下达了命令：誓死保卫洪都，等待大军来援！
洪都守将朱文正接到这道命令后，他立刻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坚定地对每一个将士说：“城亡我亡，我等誓死保卫洪都城！”随即分兵防守各个城门，接下来朱文正和南昌守军们将要面对的是60万大军！洪都保卫战打响了，城楼上的守军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为了鼓舞将士，朱文正统率自己的亲兵，登上城楼，与士兵一起浴血奋战，抵挡60万敌军一次次的猛攻！与朱文正一起守洪都的，还有当年被称为“天下第六名将”的邓愈。邓愈是个擅长使用火器的将领。敌军一度攻破城墙，闯入城中，朱文正派遣邓愈领兵前去御敌，邓愈带兵持火枪轮番射击攻入城中的敌军，汉军纷纷倒下，余下的看到火器杀伤力这么大，十分畏惧。在洪都守军强硬反击之下，汉军只能退出城外。朱文正忙派人修补城墙。
由于洪都将士奋战死守，陈友谅60万大军围攻85天，长达三个月，都未能攻破洪都城。陈友谅不禁叹道：“朱元璋座下猛将如云，竟还有朱文正此等军事奇才，若能效力于我，势必如虎添翼！”（这个感叹极端错误，他犯了战略性错误，是自己才能拙劣。南昌易守难攻，且战略意义对陈无关大局，由于目光短浅，意气用事，放弃安庆、金陵不打，打一个洪都又久攻不下，失去天下。）最终朱元璋准备好了一切，统率20万大军，千帆竞扬，向洪都浩浩荡荡地开来。吴军与汉军在鄱阳湖大战，结果陈友谅战亡，全军覆没，洪都保卫战取得了 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
死困洪都。陈友谅这样失败了太可悲。为什么不直取朱元璋老巢？60万大军，兵力伤亡惨重久攻不下洪都，为什么不中途改变策略？ 陈友谅只是心狠手辣，一直奉行厚黑学，对手朱元璋却精于谋略，熟知兵法，更重要的是他几乎不因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轻易怀疑自己的看法。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后人一直为陈友谅的这个决定不解，为什么不直接进攻应天府呢，那样朱元璋将腹背受敌，不堪一击，陈友谅为什么现成的便宜不捡呢？陈友谅的性格弱点注定了他一定会进攻洪都。他是一个心黑手狠的人，洪都投敌对他而言应该并不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但他因忌讳被人所背叛，一定要现报，拿回洪都，教训那些背叛者解恨。这就缺乏“君子帝王”的气度和远见。对此，顾祖禹有方舆论。
明
王阳明评叛朱王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明王朝的宗室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起兵谋反，带领军队攻破九江南昌两座城市，一直向北，要直取南京。南京一旦攻陷，大明朝就要易主了。当时王阳明正奉命去福建，本来根本没有平叛的职责。但他为了使当地百姓少受战火之灾，得到消息后，一面向朝廷报告，一面径自返回吉安，调兵遣将，准备迅速平息叛乱。王阳明分析朱宸濠的军事行动可能有三种方案：第一种就是趁京师没有防备，率兵直驱京师；第二种就是沿江东进，夺得当年太祖兴兵时的都城南京；第三种则是保守的固守南昌。若朱宸濠采取第一种方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北京很可能失守。第二种方案则会使双方进入拉锯战的状态，长时间对抗之后才能最终解决。第三种方法则是最愚蠢的战略，只是等着朝廷的大军去包围剿灭而已。朱宸濠并不愚蠢，所以应该不会采取这种方针。但是他虽然野心勃勃的妄图登上帝位，实际上却又缺乏足够的决断勇气。基于这样的判断，王阳明估计他多半会采取第二种策略，先率兵进取南京。
对形势做出正确的预测以后，王阳明就全心投入了平叛的斗争。他传檄附近各州县，号召各地守官起兵平叛。
为了使各州县有足够的备战时间，他又设法延缓朱宸濠的行动，派出士兵四处散播谣言，说朝廷已经派出大军，马上就要开到，届时将直捣叛军的老巢南昌。他又派人故意怂恿朱宸濠早日举兵东进，引起了朱宸濠的怀疑，反而畏首畏尾，不敢轻易行动。
他手下的谋士多次劝他及早进兵攻取南京作为帝业之本，他就愈加怀疑，更加迟迟不肯发兵。结果，王阳明如此略施小计，朱宸濠就被拖在南昌不敢动弹，竟然乖乖地等了十几天，贻误了最佳战机。王阳明却在这十几天里调集了附近各县的人马，一共凑了近十万人，已经足够应付叛乱了。
这时，朱宸濠白白浪费了十几天的时间。知道自己中了王阳明的缓兵之计，气得破口大骂。于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下令留一万人马在南昌留守，其他的人全都随他率兵东进，想先进攻安庆，再夺取南京。王阳明调动好军队以后，并没有马上就带兵直逼南昌，而是先按兵不动，等着朱宸濠焦急起来，先露出马脚。现在机会终于到了。他一听说朱宸濠率大军东去，南昌守备空虚，即马上誓师，率大军北上直取南昌。
朱宸濠曾在南昌城外驻扎了一小股部队，用来守卫南昌。王阳明带兵到来，毫不费力地一举就消灭了这支部队，直到了南昌城门之下。守城的叛军没有料到朝廷大军到得这么迅速，都被吓破了胆，军队一下子溃散了。到了第二天，王阳明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南昌城。
已经率军远去的宁王朱宸濠进攻安庆并不顺利，这时又听说南昌失守，不由得大惊失色。（眷顾南昌，导致速败）南昌是他祖上的封地，也是他起兵的后方基地。听到南昌失守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带兵回援。当他疲于奔命的赶回南昌时，军队早已经疲惫不堪了，与王阳明以逸待劳的大军一比，真是不堪一击。没有几日，朱宸濠就败退鄱阳湖。王阳明又用出火攻之计，一举俘获了亡命逃窜的朱宸濠，他的军队也随后被迅速消灭。
平宁王《记功碑》
王阳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平灭了叛乱部队，在鄱阳湖生擒了宁王朱宸濠，表现了机智的智谋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巩固岌岌可危的明王朝立了一大功。
可是，他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嘉奖，反而招来宦官势力的嫉妒和陷害，连武宗也一度怀疑他参与了宁王的叛乱。幸亏后来他急中生智，连夜赶到钱塘，将朱宸濠交给太监张永，同时按照武宗的旨意，重新报捷，将平叛的胜利归功于武宗的“指示方略”，维护了皇帝的面子，才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武宗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大展身手的，却不想被王阳明抢了先，当然不会高兴，这是可以想见的。后来，张永揣摩了皇帝的心意，在献俘时故意把朱宸濠放掉，让武宗又“抓”了他一次，总算满足了他的心愿，才没有追究王阳明的“抢先”之罪。武宗死后，即位的世宗封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以示补偿。
清
吴三桂饮恨江西
英勇的对决：清军与吴三桂军的江西之战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吴三桂叛军占据江西的一些州县，企图切断清军两湖的退路。清军则派出江宇将军额楚从浙江进入江西，会同已在江西的定远平寇大将军岳乐，连克饶州、万年等州，击败叛将陈九杰、蒋德弘等部数万人。到了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岳乐部队自江西进入湖南，逼近长沙。为了保住江西地区的控制权，吴三桂在派兵增援长沙的同时，也派遣韩大任、高大节等将领率领数万人攻占吉安。清朝康熙帝得知后，立即下令驻守江西的简亲王喇布、副将希尔根、总督董卫国等集中兵力收复吉安城。
惊心动魄的战斗：大觉寺之战
双方在大觉寺展开了激战。起初，清军在战斗中处于不利地位，被迫退守螺子山。然而，在关键时刻，高大节率领精锐部队突袭清军营地，成功击败清军。在这场战斗中，喇布和希尔根不得不仓促弃营撤退。然而，战争并未因此结束。后来，韩大任与高大节之间的矛盾加剧，高大节最终郁闷而死。在清军将吉安围困之时，吉安粮食告急，韩大任被迫弃城撤退至宁都、泰和、兴国、永丰、庐陵等地。清护军统领哈克山、江西巡抚佟国桢、安南将军舒恕等紧随其后，追剿韩大任部队。经过一系列激战，韩大任等人发现无法在江西立足，最后只得率领其将吏近1.5万人投降清军。江西地区的叛军被清军彻底消灭，使得吴三桂叛军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时光荏苒，历史留痕
通过这次战斗，我们可以看到清军与吴三桂军在江西地区的英勇对决，也让我们对那个历史时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正是这些战争与争斗，悄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清末
太平天国衰江西
太平天国激起江西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全省81个州县,有30多个州县暴发农民起义,前后达50多次。咸丰三年,西逆窜扰江省,各处盗贼蜂起。
湖口之战
1855年（清咸丰五年）1月至2月在太平军西征中，太平军于江西九江附近的湖口与湘军进行了一场战役，此役中石达开指挥太平军重创湘军水师，一举扭转了西征的不利战局。同年下半年石达开向江西进攻，在数月内除南昌外几乎攻占江西全省。（这是个聪明的特例：绕开南昌。）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天京的地位，发起了太平军北伐和太平军西征的军事行动。1853年5月，太平军西征军从天京出发。一路逆长江而上，先后攻取安庆、九江、武汉等地，清廷大震。1854年，曾国藩率湘军转入反攻，于1854年10月攻克太平军占领的武汉，11月攻克了太平军重兵把守的田家镇要塞，12月8日湘军直抵九江江面。曾国藩准备攻克九江，而后一路顺江而下攻克天京，彻底消灭太平天国。此时太平天国西征军总指挥石达开亦赶到九江湖口坐镇指挥，准备与湘军决战。
湖口之战
1855年1月14日，湘军开始对九江发起进攻。从14日到19日，塔齐布、胡林翼率军对九江展开强攻，但太平军防守严密，湘军的攻城屡屡受挫。强攻失利后，曾国藩将重点转向九江外围的梅家洲，欲先扫清太平军的各个外围阵地再对九江展开总攻。1月24日，湘军兵分三路进攻梅家洲，但依然未能攻破太平军防线。之后曾国藩决定专攻湖口，湖口位于九江东部，是连接鄱阳湖与长江的枢纽，由石达开亲自坐镇。曾国藩希望利用湘军水军的优势攻克湖口，进而切断九江的外援。
1855年1月3日，湘军水师进泊鄱阳湖口、八里江等处。罗大纲鉴于湘军水师优势，难以力胜，乃于1月8日夜，出小船百余只抢先进攻。太平军水营三五一联，纵火下放，两岸布兵千余人呐喊助威，并兼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施行火攻。但湘军防守严密，火攻未能奏效。后常以类似战法对敌袭扰，使其夜不安枕。太平军还在鄱阳湖口设置木簰数座，严密封锁。
1月23日，太平军击退进攻梅家洲的湘军陆师，但设于鄱阳湖口的木簰被湘军水师焚毁。为阻止湘军水师攻入湖内，太平军当夜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1月29日，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率120余只轻便战船乘陆师攻梅家洲之际冲入湖内，直达大姑塘以上。石达开等把握战机，将隘口堵塞。湘军水师被分割成外江和内湖两处，在外江者均为长龙快蟹等笨重战船，运棹不灵，难以独立作战。当晚，石达开派小划数十只冲入湘军水师大营，焚湘军船40余只，其余败退九江。
2月2日，罗大纲率军渡江占九江对岸之小池口。2月11日夜，太平军从九江、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复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焚毁大量船只，曾国藩座船亦被夺获。曾国藩投江自杀，被左右救起，狼狈逃往陆营。湘军东攻一路获胜，尤赖水师优势，而在湖口之战中，湘军水师损失殆尽，失去了主动权。
取得大胜的太平军趁势转入反攻，一路攻入湖北，并于1855年4月3日第三次攻克武汉。1855年11月，石达开率军南下攻取江西大部，并且对曾国藩的驻地南昌形成包围之势，清军为救南昌，被迫解除了对九江长达两年的围攻。1856年年初，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加紧了对天京的攻势，洪秀全、杨秀清命令石达开回援天京。1856年4月，石达开率西征军主力撤离江西，回援天京，西征战事至此告一段落。
太平军湖口大捷，粉碎了曾国藩夺取九江、直捣天京的企图，扭转了西征战场上的被动态势，成为西征作战的又一个转折点。西征军自湘潭战败后，弃岳州，失武汉，节节退却，一直退到九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湘军的进攻，迫使太平军缩短战线，集中起兵力，消除了前段时间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加上石达开亲临前线，加强了领导，为反败为胜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湘军方面虽然节节胜利，却预伏着失败的因素：由于掳获甚多，斗志渐弱；由于屡获胜仗，骄傲轻敌；由于长驱直进，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运输补给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等坚守要点以疲惫敌人，并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有利时机，机智果断地分割湘军水师，进而立即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创湘军水师的重大胜利，使整个西征战场上的形势为之一变。
江西之衰
江西从宋代就开始经济、文化双崛起。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3个是江西人。江西盛产进士，永乐二年（1404），朱棣在位的第一场科举考试，前七名无一不是江西人。然而，一个曾经如此人才辈出的省份，在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为何失落成一个存在感较低的省份？
江西的衰落是从一场拉锯了十几年的战争开始的。1857年，率军在江西抵御太平军的湖南人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写了封家书，提到自己在外数年，对人对事，全然没有愧疚感，唯独愧对江西绅士。曾国藩讲了两个理由：第一，我打太平军的军饷，都是从江西劝捐来的；第二，江西人把钱都投到战争上了，但我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这两个理由，不能算是曾国藩的错，但确实拉开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序幕。
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对作为主要战区之一的江西的破坏实在太大了。它使往昔富庶的赣江西岸人烟寥落，不闻鸡犬之声。江忠源为了抵抗太平军，曾在南昌城外实施焦土作战策略，把城外民居烧个精光，连滕王阁都未能幸免。根据历史学家曹树基测算，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刚爆发，尚未波及江西时，江西人口达2400多万；1865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江西人口锐减为1200多万。此后百年，江西迟迟未能从这波人口创伤中缓过气来。
元代以后历史上各个年代江西人口占全国比重
在曾经“富庶”的光环下，江西变成军饷提款机。整个太平天国时期，江西在军费上的募款（实际上是摊派）高达1.3亿两，排全国前列。平定太平天国后，地方士绅的捐输仍是清廷筹集各种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江西还是全国较早征收厘金的地方之一，征收税率远高于邻近省份，最高时占到了全国的11%。
晚清的厘金局遍布全国
因此有学者认为，战后的江西疲于应付朝廷财政需求，无法集中人力和财力进行地方社会重建，导致社会经济恢复缓慢，从而造成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民国
1911年10月23日夜，江西同盟会员为响应武昌起义，策动驻九江的新军第53标进攻道署，一举占领九江城。此后，革命军在湖口、彭泽等地多次与清军作战。
辛亥革命九江光复
江西都督府建立后，还组织了一些援助外省和平息会党叛乱的军事行动。
1913年6月，袁世凯命李纯、王占元两师进攻江西，以打击革命党人。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讨袁， 由此爆发了“二次革命”。战争主要在九江、湖口一带进行。讨袁军因内部分化，作战不力而失败。8月18日，北洋军占领南昌。
二次革命
李纯督赣后，继续派兵到各地镇压会党和参加南北战争，几年之内战事不断。
1922年4月，孙中山在韶关设立大本营，取道江西进行北伐，是为第二次护法战争，也是孙中山亲自主持的第一次北伐。5月上旬，北伐军3万多人在李烈钧指挥下，从南雄人赣，以破竹之势直捣赣南，6月上旬与北洋军大战于赣州，6月13日占领赣州，随即顺赣江北上，兵临吉安。
第一次北伐
这时，陈炯明发动政变，一面在广州搜捕孙中山，一面派兵步北伐军之后，与北洋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迫使北伐军退出江西。
1924年9月，孙中山再次将大本营移驻韶关，主持第二次北伐。21日，攻赣前敌总指挥樊钟秀率豫军300人出击赣南，尔后攻下遂川、万安、泰和， 前锋逼近吉安。江西督理蔡成勋急调冯绍阂旅赴吉应援，一次伏击，重创樊军，江西战事暂告沉寂。北京政变之后，由于直系中央政权垮台，孙中山命谭延阎立即部署总攻江西。当此之际，北军赣粤边防督办方本仁与谭延阁订立密约， 由谭军助方驱蔡，尔后谭军假道江西北伐。方本仁得到后援，于11月1日通电讨蔡。
第二次北伐
北洋政府在赣南的其他驻军如杨如轩、杨池生、常德盛等部按兵不动，方军得以顺利北进，夺得江西政权。谭延间指挥北伐军兼程北上，不料在吉安附近遭到方军背信弃义的阻击。11月21日，北伐军攻克吉安，随后继续北进，在临江陷人北洋军的包围，损失很大，部队不得不突围南下。第二次北伐历时3个多月，再次以失败告终。
南昌战役灭传芳
1926年7月， 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在取得两湖战场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的9月初，北伐军在取得两湖战场胜利的形势下，开辟江西战场，并决定发动南昌战役，讨伐孙传芳，其兵力开初只有4.5万人，后来增加到8、9万人，比孙传芳调集江西的11万兵力略少些。9月19日，第六军攻占南昌，但因孤军深入，在敌人反扑下，第六军于9月21日撤出南昌。10月上旬，随着北伐在江西的胜利，蒋介石决定第二次攻打南昌。战斗于10月11日打响。12日，蒋介石亲临南昌城下督战，各团组成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奋勇抵抗，廖新甲、文志文、张汉章3个团长和数百名官兵牺牲。10月14日，蒋介石下令撤退。中共中央向军事顾问加伦建议此时北伐军应集中全力，合力破敌。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建议，l1月6日，蒋介石集中兵力发动第三次攻势，消灭孙传芳主力，相继占领南昌、九江。南昌战役取得胜利。两军对仗，以赣南、赣西、赣西北、赣东、赣中的重要城镇及交通线为战场，南昌的三次攻防战和南得线的反复争夺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战斗的惨烈程度不下于湖南、湖北战场。经过两个月的反复拼杀，孙传芳的军队大部被歼，北伐军光复江西全省。
蒋日会战失南昌
1939年,日军为占领南昌,切断浙赣路阻断皖浙方面中国军队的主要联络线而发动的一次进攻。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时,其第十一军就有攻占南昌的计划,由于第一○一、第一○六师团受到中国军队的严重打击,此计划被迫停止。日军占领武汉后,由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与中国第九战区、第三战区部队对峙于赣北修水两岸。1939年3月17日,日军以3个多师团的兵力对南昌发起攻击。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军队坚决抗击。南昌战役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保卫南昌的作战。3月18日开始,日军第一○一、一○六师团主力及其炮兵、战车等向修水北岸推进,向修水南岸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炮击和施放毒气,随后强渡修水,向南昌攻击,南进的日军主力沿途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26日,日军先头部队渡过赣江,进至南昌南郊,与由东边进攻的日军形成对南昌的合围,日军野蛮地大量使用毒气,经过激战日军于27日攻下南昌。第二阶段是南昌反击战。4月下旬,蒋介石调集第九战区10个师的兵力进行反击,从21日开始,各部进展顺利,直逼南昌。27日,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在南昌周围对中国军队进行轰炸,并施放毒气、毒弹,同时增派援军,激烈的战斗持续1周。5月5日,中国军队一度攻占南昌车站和飞机场,但由于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以及中国军队中有的部队畏敌不前,行动迟缓,贻误战机,赣江以西部队未能进击南浔铁路断敌后路,使南昌日军得以固守待援。中国军队虽多次发起反攻,均未能如愿,且损失惨重。此役,三十九军军长陈安宝殉国。5月9日,中国军队停止攻击,南昌被日军占领。
1939年2月，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召集各路将领齐聚武汉，下达了进攻南昌的作战命令。可当众将从冈村宁次嘴里听到此次进攻南昌的主力竟然是101和106师团时，都大吃一惊！自101和106师团加入第十一军战斗序列后，可算得上是无役不与，“苦劳”大大的。可“苦劳”毕竟不是功劳，在刚结束的武汉会战南浔线战事中，101师团被王敬久部阻击在德星路上寸步难移，一个月的时间竟然只前进了2.5里不说，部队还伤亡惨重。两位大佐联队长折损，就连师团长伊东政喜也挨了炸。至于中下级级军官，伤亡就更多了。另一支出战主力106师团，日军各将领更是嗤之以鼻。南浔线的万家岭一战，106师团一万五六千的兵力竟然只跑回来了2000余人，这个损失，日军除在台儿庄战役中的第十师团外，还从没有过。因此，对于冈村宁次的命令，与会的日军将领们都认为，此项安排不靠谱，不能接受。
冈村宁次之所以让101和106两个师团作为此次战役的主力，也是没有办法。按照他的心思，这次南昌会战根本就不应该打。可没有办法。因为在武汉会战后，日本的战略发生了改变，由过去军事打击为主变成了诱降为主。汪精卫降敌后，日军为了给这个傀儡站台，也只能不顾兵力不足的事实，尽可能地在局部发起几次进攻，希望在军事和诱降的双重打击下，让更多的不坚定分子投向汪精卫。南昌会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可冈村宁次也知道，自己刚来第十一军上任不久，让第十一军这些骄兵悍将们对自己俯首帖耳听命的工作远未完成。不仅如此，在有些时候，冈村宁次还得低下身段来讨好那些骄横的师团长们。
在武汉会战时，第6师团本归属第十一军的战斗序列，可这个骄狂的师团根本就没有把冈村宁次放在眼里。第6师团在攻克黄梅后，由于没有收到第十一军的慰问信，竟然来电报对冈村宁次进行指责。当时战事紧张，战情电报都让冈村宁次看不过来，哪有时间给第6师团发慰问信？可第6师团却不依不饶，专门派飞机以空投信筒的方式对冈村宁次表示不满。冈村宁次没办法，只得给第6师团发了一封慰问信表示祝贺，才算是平息了事件。要说起来，冈村宁次也是够窝火的。明知第6师团对自己不敬，可仍然要大夸特夸第6师团，把第6师团奉为日军排名前列的精锐师团。因此，冈村宁次始终想在第十一军培养能够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师团。于是，冈村宁次就把目光放在了101师团和106师团身上。
冈村宁次
在他看来，那些老牌的师团自己得罪不起，也拉拢不了，而对于新进的特设师团，自己还是有些办法的。尤其是101师团和106师团。因此，在武汉会战的南浔线之战中，冈村宁次就把重担放在了这两个师团身上。冈村宁次这么考虑是有其道理的。101师团虽然是个特设师团，但很特殊。
由于日军1师团当时属于关东军战斗序列，在抗战中并未到关内作战，兵员以及装备损失较小，也就没有从1师团驻地的东京地区抽调留守军官和预备役士兵进行补充。因此，101师团几乎全是由1师团的留守军官和那些从1师团退役老兵组成。而这些退役的老兵都是原关东军士兵，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战斗力是很强的。而其他特设师团，由于预备役的老兵都被补充进了常设师团，只能用后备兵员来组建，战斗力自然不如101师团。
101师团进入中国战场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之战，都打得顺风顺水。可在武汉会战时，101师团的好运到头了。当时，冈村宁次给101师团的任务是沿着庐山山麓向西攻击，打通德星路，切断南浔线。可在庐山脚下，101师团遇上了第25军，在30多公里的德星路上打了一个多月，仅前进了2.5里地。急了眼的师团长伊 东政喜上了前线，想要观察中国部队防线的漏洞。可没料想，却被一门迫击炮打成了生活不能自理。见101师团已经指望不上了，冈村宁次只得把待在后面的106师团调了上来。给106师团的任务是，进行一次大范围的战术迂回，绕过德星路直插德安。
不得不说，冈村宁次这一招还是很厉害的。一旦被他成功了，25军在德星路也就不需要防守了，只能赶紧撤退。不然，就会被前后夹击。冈村宁次的招数虽然厉害，可106师团却不给力。很多人都会说，106师团和第6师团都出自熊本，都是所谓的熊本武士。第6师团那么厉害，106师团能差到哪去？上文说过，日本的预备役部队确实都是由退役的老兵组成，战术熟练，又经历过战事，在战斗力上还要超过那些常设师团的现役士兵。可是，出自东京的101师团是个例外，其他地区的特设师团可就没有这种好运气了。
熊本地区的第6师团虽然战斗力不俗，但历经大战，伤亡是免不了的。因此，熊本地区的预备役士兵大多被优先补充了第6师团，留给106师团的仅是一些后备士兵。可即使是这样，106师团仍然不满编。没办法，冈村宁次只得找到了离熊本地区不远的大阪想办法。日军大阪师团，也就是第4师团，可谓是日军中一朵非常妖艳的奇葩。关于第4师团的故事，因为与本文关系不大，就不在此赘述了。冈村宁次也是没有办法，才想到了一个从大阪师团抽调兵力补充106师团的办法。在他看来，大阪离熊本不远，两地的语言、风俗习惯等都相近，把大阪师团的部分兵力编入106师团，既可以解决106师团兵力不足的困境，也可以利用熊本师团的所谓“武勇”，多少影响一下第4师团。可让冈村宁次后悔的是，两个师团确实互相影响了，可却是第4师团影响了106师团，而不是106师团影响了第4师团。
日军有两个怪现象，一是，无论多么稳健的参谋人员，只要到了第十一军，立马就变得狂热起来，制定的作战计划无一例外充满了疯狂；二是，无论多么武勇的军官，只要到了第4师团任职，无一例外地变得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而且，别看第4师团打仗不行，可打架却很在行，而且打架的时候还不能吃亏，吃了亏就得报复回来。在这种时候，一向畏首畏尾的第4师团官兵们顿时就会迸发出无穷的战斗力。
如在1933年的时候，第4师团的一名士兵因为闯红灯被处罚，一项以稳健著称的第4师团长寺内寿一竟然带兵捣毁了大阪警署。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到了像万家岭这种战场上，能发挥出什么作用？不转头就跑就不错了。万家岭之战，106师团出战的一万五六千兵力竟然只跑回来了2000余人，几乎被全歼。
万家岭之战日军墓地
可此次南昌会战，冈村宁次竟然要让这两个师团打主力，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其实也很简单，上文说过，冈村宁次是想在第十一军中培养对自己俯首帖耳的部队。可这个话仅是冈村宁次的心里话，是无法对其他将领明说的。见众将纷纷表示质疑自己的部署，冈村宁次开口说道，之所以让101、106师团打主力，是给它们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好让它们洗刷“废物师团”的名声。见冈村宁次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众将也只得从命。那么，冈村宁次就不怕这两个师团把事情搞砸了吗？要说不怕，恐怕也不尽然。但是，冈村宁次为了打赢南昌会战，还给101、106师团配属了135辆坦克及装甲车，还有各式火炮300多门。在冈村宁次看来，在配备了这么多重型装备和飞机的掩护下，这两个师团如果还不能打赢这一仗，那也只能撤编了。事后证明，冈村宁次果然判断准确。1939年3月17日，日军兵分三路向南昌发起进攻。南昌会战开始打响。
日军的部署是：
其一、在开战前，由第十六师团和第22师团向第5战区李宗仁部和第3战区顾祝同部发起佯攻，在汉水一线和钱塘江一线吸引中国部队、迷惑中国部队，从而达到掩盖其真实攻击方向的目的。
其二、日军空军出动，在南昌周边侦察守军的防御体系、火力配备、兵力配置以及道路状况，寻找合适的进攻路线。
其三、把第十一军各师团的坦克、装甲车集中使用，放弃以往由战车引导步兵冲击的打法，改为由空军支援，坦克装甲部队进行远程迂回，突破中国守军防线，为步兵开路的打法。
其四、101师团和106师团在德安以南集结，待到战车部队突击成功后再向前突进。
3月17日，南昌会战打响。3月18日，101和106师团陆续抵达修水河北岸。3月20日下午四时半，日军开始炮击。由于日军此次把炮兵集中使用，火力异常凶猛。三个小时炮击后，106师团从修水河的虬津渡开始渡河，101师团在涂家埠以北渡河。守军阵地被突破。21日拂晓，日军大部渡过修水河，并修建了浮桥，战车部队渡过修水河。之后，日军兵分三路，战车部队脱离步兵，前出攻击奉新县，101师团沿南浔线正面攻击前进，106师团沿南浔线西面攻击前进。由于奉新守军没有料到日军这次进攻竟然是以战车部队单独前出作战，在猝不及防中，原本用于守城的38门火炮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失去了火炮掩护的奉新守军只能撤退。
奉新失守，南昌已成孤城。虽然守军在薛岳、罗卓英的指挥下顽强阻击，但由于此战日军的突进速度太快，很多部队都被隔断在敌后，根本无法组织起反击。南昌失守。3月26日，101师团从南门突入南昌，106师团也已经迂回到位，在南昌西门攻入南昌。仗打到这个时候，101和106师团的表现还算不错，冈村宁次表示很满意，不枉他一心要拉这两个师团一把的良苦用心。可接下来的战斗就变得不那么美好了。
罗卓英之所以未经大战就放弃了南昌，是因为蒋氏认为，既然日军要占领南昌的决心这么大，那就让给他们。不过，让出南昌的前提是给要日军造成大量伤亡。现在目的已经基本达到。而且，日军占领南昌后，仅留下了101师团驻守南昌，106师团已经回占奉新，准备应付从高安方向而来的第九战区援军。因此，蒋氏下令，要趁日军刚占领南昌不久，兵员损耗严重，装备还未来得及补充之际反击南昌。还有一点是蒋氏下定决心要进行反击的理由。
罗卓英
日军在渡过修水河后，原来配属101、106两个师团作战的炮兵集群已经解散，各自返回原属单位。配合101师团打下南昌的战车部队也随即被抽调回原部队。这样一来，失去了炮兵集群和坦克集群的101师团就是一支孤军。因此，蒋氏下令，全军立即展开对南昌的反击，并把收复南昌的时间定在了5月5日。应该说，蒋氏下令的这次反击在时机的把握上还是不错的。在南昌失守的一个多月后就下令反击，确实是打了日军一个冷不防。并且在战术安排上也很合理，也是兵分三路，一路攻击南浔线和浙赣线，切断南昌的101师团和日军大部队的联系；一路佯攻奉新、高安，拖住106师团，使其不能支援南昌的101师团；一路由精锐的第三战区上官云相部正面进攻南昌。
这三条攻击线路尤为重要的是切断南浔线和浙赣线，使日军无法增援南昌。这一条做到了，即使攻打南昌不能一鼓而下，关系也不大。毕竟，南昌守敌仅有一个101师团，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很大，又未来得及补充，战力并不强。况且，只要切断南浔线，驻守南昌的101师团的后勤补给线也就被切断了。虽然说，日军可以利用南昌新龙机场来空运物资。可刚开战不久，新龙机场就被中国部队炸毁，根本无法使用。可惜，被寄予厚望的74军等部队受阻于几个日军据点，没能靠近南浔线。事后证明，这个失误是造成反击南昌失败的主要原因。
当时，101师团在南昌外线的阵地已经基本上被中国部队突破。刚刚伤愈归队的师团长伊 东政喜很想派部队到南昌城外去恢复阵地。可由于兵力已经损失殆尽，他根本无力反击。而就在这时，这位刚刚伤愈归来的师团长又挨炸了。得到报告的冈村宁次只得一面下令驻守在奉新的106师团抽调兵力攻击南昌外线的中国部队，一面从驻守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抽调兵力支援南昌。由此可见，日军当时的兵力确实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在任何方向上都抽调不出兵力救援101师团。不然，冈村宁次也不会求到海军头上。
这时，南浔线和浙赣线没有被切断的弊端显露出来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乘坐列车快速赶到了南昌，接替了101师团的城防任务。得到解脱的101师团立即向南昌城外突击，恢复了部分阵地。而此时，106师团也已经在飞机的助战下赶到了南昌城郊。见攻取南昌无望，薛岳独断专行地下达了撤兵的命令。反击南昌的战役虽然失败了，但负责守备南昌的101师团损失殆尽，已经被打成了残废。日军在此役伤亡的24000余人中，绝大部分都是101师团的士兵。106师团虽然情况稍好，但部队好像仍然没有在万家岭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在此战的表现仍然孱弱。看来，101和106师团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在1939年下半年，101师团和106师团被撤编了。除各级军官另有安排外，士兵解散，各自登船回国。101师团的士兵被解散后，倒是按部就班的回国了。可106师团被解散的士兵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当时，日军正在酝酿攻打福建，106师团这批被解散的士兵又被临时征召起来编入了部队。如果说，106师团的士兵是受到了第4师团的影响变得不愿打仗或者不会打仗了。可101师团那些预备役的士兵怎么也表现得这么弱呢？其实，人还是那些人。可由于退役士兵早已经是拖家带口了，都是一些“胡子兵”，对到“九段坂相会”之类的事情早已经不感兴趣了。
又由于日本的征兵制度是地域征集制，官兵都是一个地方人，互相之间不仅很熟悉，还经常出现两个人在部队里是上下级关系，可在家乡，预备役的军官是预备役士兵下级这种事情。因此，这种关系使得日军军官根本就不敢对自己在国内的上级进行严格管理，以至于军纪废弛，严重影响了战斗力。而且，由于大战连年，日本的兵员枯竭，只要是适龄人员，不管之前在家乡是做啥的，是好人还是坏蛋，只要身体符合条件，一律照单全收。这就出现了很多普通士兵竟然是在日本国内混社团的老大这种局面。
更有甚者，在101师团，竟然出现了中队长级别的军官给普通士兵打洗脚水这种事情，这在等级森严的日军中是不可想象的。原因就是，这名普通士兵就是这位中队长东京家乡的社团老大，那位中队长不仅不敢管他，还要上赶子巴结。试想，这种部队哪里能大仗？中日战争不过才打了3年，日军的兵员就已经枯竭到这种程度，他们焉能不败？事实证明，冈村宁次想要重用101、106师团的愿望是好的，可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白浪费了感情。
罗卓英
两大起义在江西
江西山多，易守难攻，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比较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且江西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敌人统治力量薄弱。
八一南昌起义：常简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国民党称南昌暴动、南昌兵变。它指的是1927年8月1日，中国江西南昌，由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军队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事件。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寻乌县)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贺龙在事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还有第20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秋收起义：1927年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
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了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
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共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
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战争初期和中期，主要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区进行，1949年4月下旬开始向南方发展。江西之战从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打响。当时，国民党在江西境内部署有正规军约6一7万人，地方武装也有6一7万之数，而解放军则有30多万人，并有少数游击队，在兵力上和气势上占绝对优势。
整个作战历时5个多月，解放军作战数十次，约计歼敌正规军4一5万人，地方武装2万多人，其余尽皆逃逸。5月22日二野四兵团第37师进占省会南昌，标志着国民党在江西统治的结束，9月30日石城县的光复，标志着江西全境解放。
南昌解放
国民党在败退之际，有计划地潜伏和发展了大小240多股土匪武装，约计3.7万人，因此从1949年7月至1952年12月，解放军和地方人民武装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完全消灭了江西境内的土匪势力，最终结束了江西的战争。
战争不仅直接给人民造成巨大苦难，而且破坏了江西人口状况。太平天国时期，江西人口损失很大，到1916年才达到2509万，大体上恢复1851年的水平，为2451.6万。但1935年又降至1569万，1945年再降至1330万，1949年更降至1314万，与明末万历年间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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