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楚汉相争，项羽兵败垓下，面对劝其东渡的乌江亭长，发出了无奈和悲壮的长叹。而后，将爱骑相赠，下马手持短兵器与追兵交战，一人就杀死汉军数百人，最终自刎而死。历史何其相似乃尔：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的部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帐下大将胡大海、耿再成率兵攻打处州，元守将石抹宜孙战败，仅带数十骑退走福建境内，欲图报复，而所至人心已散，知事不可复为。于是叹曰：“处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势已穷，无所于往，不如还处州境，死亦为处州鬼耳！”，虽值烈日炎炎的盛夏六月，石抹宜孙在说这一番话时，内心一定冷似坚冰，充满了慷慨赴死的悲壮。果不其然，当还至庆元县，半道遇乱兵，终为所害。殉难后，朱元璋嘉其忠义，令立祠祭祀。事传大都，元廷赠推诚宣力效节功臣、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上柱国，追封越国公，谥忠愍。
在读《元史·石抹宜孙传》中石抹宜孙之死这一细节时，我很自然地就联想起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两幅相似的画面不时地回放，时空不断交错重叠。对这位叱咤浙东的风云人物、曾在元末历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处州守将我更是充满了好奇，能获得势同水火的敌对双方一致的肯定与嘉许，一定有其过人之处。于是开始四处查阅有关石抹宜孙的古籍旧志。
石抹宜孙，又名萧宜孙，《四库全书》译作舒穆噜伊孙，字申之，台州（今浙江临海）人。其先为辽契丹人，祖籍辽东柳城。五世祖石抹也先跟随成吉思汗灭宋开基，后定居台州，这是史料中的简单记载。由此可以得知，如果不是因为先祖跟随蒙古军南下，石抹宜孙不会与柔美灵秀的江南有什么瓜葛，他原本属于天苍苍野茫茫的蒙古大草原，属于弯弓射箭的马背民族。但在浸淫着浓郁文化气息的江南定居之后，到其祖、父辈时，虽仍袭任武职，却是饱读诗书，祖父石抹良辅死后“存遗书数千卷”，父亲石抹继祖师事大儒史蒙卿，对于经传、子史，下至名法、纵横、天文、地理、数术、方技等，无所不通。宜孙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耳濡目染，自然手不释卷，史称“性警敏，嗜学问，于书务博览，而长于诗歌。”
石抹宜孙于元统中袭父爵镇守处州，时年才二十出头。数年后，让爵位于弟石抹厚孙，退居天台山。这是他首度来到处州，并从此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也许就是在这期间，石抹宜孙开始师事王毅，与章溢、胡深、季汶、叶子奇等成为同门弟子。之后这个交游圈随着他先后赴任温州、台州等地而越来越广，包含了与之同属金华后学的宋濂、王祎，以及其属僚，如刘基、高明、苏友龙、林彦文、陈镒等等，可谓“极东南人物之胜”。
王毅作为当时颇具盛名的北山四先生之一许谦的门人，也是学富五车，曾一度被推荐至朝廷，却辞官不就。王毅对石抹宜孙这个得意弟子是倾囊相授，偏爱有加，赞其：“六经百氏兼该，信知文武有全才。”，又论其诗“古诗淡雅，其味悠然。而长律诗精深，其气烨然而光。”确实如此，以石抹宜孙的才学，原本应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生不逢时，昔日曾经无比强盛的大元帝国，此时已是日落西山、行将就木。腐败残暴的统治，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各地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逐鹿，争夺天下。石抹宜孙在至正十二年再度来到处州，是为征讨进攻龙泉的福建“妖寇”，之后又奉省檄往讨处州各县的“山寇”。可以说是连绵的战乱使他们重又聚在了一起。
江南不宁，元朝政府却疲于应付，无暇顾及，只能改变策略，任用“南人内有才学的好人”，发动他们参与镇压动乱，或“有朝旨令郡县团结义民以自守”。王毅、章溢等人最初也是“蒙路司吏吴忠赍钧批到家”，进而团结乡兵守护县治，此时正好凭借旧日之谊，依附一方军事长官石抹宜孙，与之形成呼应。风起的“贼寇”或“焚城邑，杀长吏”，或“劫掠民财”，“污人妇女，剽掠至鸡犬”，使得处州各地人人自危。红巾军犯境时，王毅即召集章溢、季汶等曰：“吾岂忍以良民畀豺兕乎?”，乃组织乡民为兵，协助宜孙奋力抗御，“使三十万苍生去危即安”。而石抹宜孙等人也心知肚明，仅靠朝廷军队已根本无力控制局面，必须依靠汉族士人的支持共克时艰，所以他任职浙东时，每到一处必定推抚、荐用汉族士人，浙东士人也多从之。
重返处州，石抹宜孙更是充分利用了原有的人脉资源和优势，以江浙儒学副提举刘基为其院经历，萧山县尹苏友龙为照磨，又辟胡深、叶琛、章溢等参谋其军事，并获得很大的成功。其师王毅在《诸君唱和诗序》曾盛赞其处州戡乱之功：“元守臣石抹萧侯持节分阃来抚处州，即今闽盗猝起，攻陷浦城。已而攻政和，陷之。攻松溪，又陷之。侵吾州之庆元，又辄陷之。其势张甚。萧侯谈笑而平之，易危为安，易若反手。然余党残孽，慑服威望，悉皆屏息。其事功为甚伟。”而《元史·石抹宜孙传》则载：“至正十一年，闽寇犯处州，复檄宜孙以兵平之。以功升浙东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顷之，处之属县山寇并起，宜孙复奉省檄往讨之，至则筑处州城为御敌计。……处为郡，山谷联络，盗贼凭据险阻辄窃发不易平治，宜孙用基等谋，或捣以兵，或诱以计。未几皆歼殄无遗类。”
能取得如此非凡的维稳功绩，除了石抹宜孙本人的政治与军事才能外，他笃孝忠义、谦恭礼士的人格魅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石抹宜孙相交甚笃的刘基曾概括说：“人谓公生太平时，与缙绅为文墨交游，彬彬然儒者也。及其临遇事变，则智勇奋发，动不失机，抚循士民则仁慈恺悌，惠无不及，可谓有用之奇才矣。”，所以浙东士人对其多有敬仰钦佩，愿为之奔走效劳。
这从石抹宜孙与胡深、章溢等人交往的一些细节中可见一斑。石抹宜孙镇守处州之初，就征召胡深参谋军事，相见恨晚，称：“吾事济矣，胡公筹策今无与比，区区小丑不足平也。”，并借助胡深的攻心之计，使盗贼相继肉袒来请罪。至正十一年，蕲、黄贼（实为徐寿辉义军）自闽犯龙泉，宜孙御之，贼退，处州判官欲杀尽平民中被欺蒙投贼者，章溢劝说宜孙：“贫民迫于寒冷饥饿，所以跟从贼人，如果得一好官安抚他们，都是良民，如果现在杀了他们，只能是扬汤止沸。”宜孙听从章溢之言，即檄令判官不得妄加杀戮。由此可见，石抹宜孙不仅从善入流，而且深知民生疾苦，明白民众反抗的根源在于朝廷的腐败，故而一方面采用灵活手段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则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并大幅减轻百姓赋税。即使出于军事防务需要，在重筑处州城这样的大事上，对百姓也是多加体恤，绝不横征暴敛，处理得恰如其分。处州城被毁失修，遗趾荒芜，百姓非常恐惧。又逢缙云人叛变跟从贼寇，焚烧永康及仙居，处州四面戒严。于是商议疏浚洼地重新筑城，而国库却空空如也。石抹宜孙昼夜谋划，劝勉商贾大家主动出资，普通小民也尽其所能，全城士民齐心协力。在工匠的选择和材料的采购上，石抹宜孙都亲自把关，身边的官员属下，不容许有私。因此大家虽劳累却毫无怨言。
石抹宜孙的德行，感召了处州的父老乡亲。刘基曾应他们之情，撰写了《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末公德政碑颂》，文载：“处父老率其子弟遮道言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末公政德，曰：往微公
将军本色是诗人。虽然战乱频仍，石抹宜孙在戎马倥偬的间隙，仍创作了大量诗文，与交游圈中文友多次雅集，互为唱和。遗憾的是，其诗文大多散佚，留存甚少，而其众多的唱和诗集如《少微唱和集》、《掀篷唱和诗》等亦多散佚。从为数不多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其诗大气磅礴，胸襟广阔，自成高格。这里聊举一例，诗云：“一夫奋臂挟乌号，竞卖耕牛买佩刀。岂谓农夫忘稼穑，遂令阡陌长蓬蒿。黔黎空恃溪山险，白骨惊看岁月高。安得龚黄宣化治，不妨颇牧自深韬。”前几句白描战乱的情景：一夫号令，民众纷纷响应，舍弃稼穑而起事，长此以往，田园荒芜，白骨累累，惨状令人触目惊心。结句则表达了渴望天下早日复归安定的强烈愿望：假使有汉龚遂、黄霸那样的好官以教化治民，那么，像廉颇、李牧这样的名将也甘愿深自韬晦，不动干戈。
石抹宜孙也偶有纯粹的写景之作，其《妙成观掀篷和何宗姚韵》“：结构新亭似胜前，登临历历瞰晴川。放怀喜解防秋戍，乘兴还操下濑船。从此入林堪避地，何妨坐井亦观天。东风回首春城暮，桃李依然种日边。”诗作于妙成观建成后，石抹宜孙与幕僚一起游赏时，兴致盎然，写下此诗，以抒愉悦之情。只是这样的闲情逸致，殊为难得。更多时候，他为时局所忧，为军务所累。
刘基曾在《次韵和石抹公春雨见寄》中以“莫惊沟浍盈，雨息当自干”句宽慰石抹宜孙：时下动乱犹如云兴雨布，虽然形势严峻，但是不必过分忧虑，正如雨息地干，局势还会安定下来。但石抹宜孙必须面对的是异常残酷的现实：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元帝国已奄奄一息，纵使他再怎样努力地支撑危局，也已无济于事。
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先是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的部队兵临婺州，而宜孙母实在婺城。宜孙流泪说：“义莫重于君亲，食禄而不事其事，是无君也；母在难而不赴，是无亲也。无君无亲，尚可立天地间哉！”即遣胡深等率民兵数万去救援，而亲率精锐为之殿。与大明兵刚一交战，即败绩而还。婺州被攻陷，宜孙弟石抹厚孙及其母被执，宋濂、戴良、胡翰等众多士人被朱元璋征召。继而石抹宜孙又兵败处州，虽未知生死，胡深、季汶、叶琛等都归向了朱元璋。同时，刘基、章溢、叶琛和宋濂等所谓的“浙东四先生”应召入应天（今南京）。昔日石抹宜孙的“智囊团”几乎全部倒戈易帜，为朱元璋所用。并在之后大明王朝的创建中立下殊功，难怪朱元璋由衷叹服其“善用士”。
对于章溢、胡深等人的举动，后人或有指责，认为他们见风使舵、背信弃义，如果细加分析，也许就不会过于苛求。章溢、胡深等人对于腐朽昏庸的元朝统治者实际上并无好感，甚至是厌恶和痛恨，只是在石抹宜孙的引荐下，才短暂入仕，力保一方平安，是知恩图报的心理使然，完全出于个人之间的感情。一旦风云突变，形势更易，失去了他们的政治依靠，另择明主也就不足为奇。再如胡深迫于四县士民的压力，为免生灵涂炭，领兵而降，并非为了一己之位，则更好理解。柯劭忞撰《新元史》，曾评论石抹宜孙及其周围的浙东士人，称其“延揽英豪，以纾国难，迨势穷援绝，人情乖阻，舍命不渝，无惭义烈。然宜孙幕府士，异日为明之佐命，拟迹良、平，非智于明，而不智于宜孙，凭藉之势异也。”，十分公允，也说得透彻到位。
即便如此，当再度战败的石抹宜孙带着残兵剩卒，疲乏地行进在庆元桃坑的崎岖山路间时，内心一定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与孤独。虽情知大势已去，但其身上固有的契丹民族那种强悍重义坚不可摧的性格，仍使他选择作最后殊死一搏……
数年后，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石抹宜孙旧日属下陈镒独自一人前去他的祠堂拜谒，祠堂一片寂静，四周芳草萋萋，面对此情此景，陈镒不禁悲从中来，挥笔写就：“一代名臣录，公应作首推。功勋家有集，忠义主深知。海右戍今已，人间病不治。瓣香千古意，遗庙草离离。”，寄托无尽的缅怀与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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