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底以来，国内诸多媒体有关“建文帝失踪之迷”的报道，使我觉得特别新奇。这些报道说，8月27日下午，马渭源、潘群等明史专家在福建宁德霍童支提寺亲眼见到了一件明代的奇特袈裟，结合上金贝古墓疑是建文帝陵寝等考古发现，通过对这件袈裟的仔细认证，他们认定：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马渭源说：困扰人们600年的明朝第一谜案即可宣告破解。对于建文帝的下落，这真可谓是爆炸性的新闻。
细读这类新闻，却又感到，明史专家的“破”与“立”，理由很不充分。
有关报道介绍了“专家们的认定理由”有三。其一，该袈裟“横幅”上就有九条五爪龙，正中间有五条五爪龙，意寓“九五之尊”的龙饰袈裟，只有皇帝才能享用；其二，从该袈裟的“工艺、技法与龙饰图案造型等方面来看，它们与明代皇帝穿的龙袍相似或言相同”，而明代“下落不明或如人们传言的去当了和尚”的皇帝只有建文帝朱允炆；其三，该袈裟是有多处缝补的“百衲衣”，有的地方有很严重的磨损，说明穿用时间很久。然而，明史专家似乎忘了最基本的一条：建文帝是为躲避朱棣的追杀而漏夜出走的，还得一直躲避朱棣们对他的“踪迹”，倘若穿着这件有明显皇家标记的袈裟，岂不是自己找死？这件“意寓‘九五之尊’的龙饰袈裟”从何而来也说不清楚：是朱棣之“御赐”，还是建文帝事先就想到他会去当和尚？
所谓“上金贝古墓疑是建文帝陵寝等考古发现”，也是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之立论的重要支撑。马渭源、潘群等明史专家说，此古墓的“结构和格局，处处体现出一种缩小了的皇家气派，表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常尊贵”，古墓的“各种构件精致豪华，如龙头雕饰、九层阶梯、墓前有拜亭等，可以判断这是皇族的墓”，而“古墓舍利塔的莲花基座造形与安徽凤阳明皇陵及淮安盱眙明祖陵的莲花座造形完全一致”，于是“惊喜连连”的明史专家们认定这古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大明第二位皇帝建文帝”。然而，明史专家又忽略了一条，假如建文帝到死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他的陵寝怎么会有“皇家气派”？即使“建文新政期间或以前的朝廷中枢中许多高官都与福建有着一定的关联”，他们——包括建文帝的老师周斌——也不会去为还在逃亡中的建文帝建造这种“只有朱家可以使用”的陵寝。
与前二者呼应的还有一说，即郑和曾在福州雪峰寺巧遇建文帝。这是查继佐在他的《罪惟录》里所说的事，据说，建文帝还轻声嘱咐手中握有几万兵马准备下西洋的郑和举兵造反，郑和一边给建文帝揉着脚一边哭着说：“我不能！”随即就离去。明史专家潘群教授找出了清康熙二十二年纂修的《江宁县志》，其中写道：“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有奇功，密知建文踪迹，回朝皆奏不闻，史称其有隐衷云。”潘群教授由此断言：“郑和确实‘踪迹建文’，并且终于在福州雪峰寺找到了建文帝。”马渭源则由此推论：建文帝谅必也不敢在雪峰寺久留了，而与雪峰寺相距不远的上金贝村一带“何尝不是藏身的好地方。”
清初学者谷应泰（1620-1690）的《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两条记载。
一条是说郑和等人踪迹建文帝的，称：“（永乐）七年春正月，命太监郑和航海，通西南诸国。时胡濙、郑和数往来云、贵间，踪迹建文帝。帝东行，三月，至善庆里，五月，复至襄阳。廖平家已徙蜀，帝还滇。”
一条说建文帝与“密访帝”的工部尚书相遇的，称：“（永乐）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复至（白龙）庵。工部尚书严震使安南（今越南北）密访帝，震忽与帝遇于云南道中，相对而泣。帝曰：‘何以处我？’对曰：‘上从便，臣自有处。’夜缢于驿亭中。”
人们不妨比较一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之所述，与查继佐《罪惟录》之所述，哪一种更符合逻辑。郑和原系朱棣之亲信，他与建文帝并无直接联系，在朱棣与朱允蚊之间，他的倾向是不言而喻的。建文帝再傻，也不会策动他去举兵造反。严震与郑和就不同了，他与建文帝有旧，却负有“密访建文帝”的使命。旧主情难了，新君命难违，在此“两难”之中，严尚书只能以“夜缢于驿亭中”自处。
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对于建文帝漏夜出走之后，历经朱棣及其之后的仁宗、宣宗、英宗几代近四十年的经历，都有粗略的介绍，也说到建文帝的最后归宿——这是明英宗正统五年的事，而且与一位假冒建文帝的老僧有关。假的建文帝受到处罚，真的建文帝却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于是迎建文帝入西内，程济闻之，叹曰：‘今日方终臣职矣。’往云南焚庵，散其徒。帝既入宫，宫中人皆呼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如此结局，当然也与“最终出亡福建宁德”大相径庭。
大凡新说之“立”，总会包含着对于旧说之“破”。明史专家“立”得理由很不充分，对于旧说之“破”，也“破”得难以令人信服。至少，从现有的报道看，他们只字未提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张廷玉主持编写的《明史》倒是说到正统五年假冒建文帝之老僧的，说是“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恩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只是此后的事没有续下去；也曾说到“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尽管只是“相传”，想必他们撰写《明史》时看过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大概因为大内档案无此记载，而视之为野史不予正式采信。明史专家却连《明史》提及的这些也避开了。
《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明史稿》、《明史》之前，藉张岱《石匮书》与谈迁《国榷》，博采私家野史，颇为时人所重。初刻于康熙五十年的《纲鉴易知录》，在国内外的影响极大，其中关于包括建文帝的下落在内的明史部分，采用的便是此书提供的史料。断言“最终出亡福建宁德”的明史专家倘若不知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有此记载，似乎说不过去；倘若明知有此记载而故意回避，然后宣布自己有了“石破天惊的发现”，大言不惭地说“困扰人们600年的明朝第一谜案可宣告破解”，就失去了做学问应有的最起码的诚实。
能有重要突破或“石破天惊的发现”当然很好，倘若缺乏“诚实”二字，在“石破天惊”之后，却要声名狼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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