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历史上比较开明的一代君主，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局面为后来人所敬仰，而他实行的民族开明政策尤为后人所重视，同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学者们在提及唐代文化繁荣的原因时，无不提及唐代实行的开明民族政策所 带来的影响，它深深地孕育了有唐一代的精神风貌，“李唐一 代之历史，上汲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而 其取精用宏，于继袭旧文物而外，并时采撷外来之菁英”。这些“外来之菁英”之所以能成为唐朝文明的一部分，与由唐 太宗始实行的开明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在论述唐太宗实行 民族开明政策时，先简述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发生关系的基 础及唐以前的民族观念。
一、历代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基础及民族观念
(一)历代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基础
自古以来，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奉为正统，而将周边的少数 民族或部族视为蛮夷，称之为未开化的民族。当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初次接触时，往往用武力征伐的同时伴随着强烈的民 族压迫与民族歧视，再加上少数民族往往又具有未开化的自 大心理，如“天所立匈奴大单于”“胡者，天之骄子也”等，使得 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和中原农业地区 的经济基础不同，游牧业的生计方式更具有灵活性与机动性， 这对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但同时它对自 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大。因此，需要和中原王朝之间的经济交流 以适应自身的生存，这种生存通过一次次的抢掠表现出来，而 中央王朝的军事活动便是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及抢掠。 在这种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对抗中，便有了民族之间的接触 与碰撞，也就是台湾学者王明珂所提的“族群边界理论”，但这 种初次的碰撞为以后民族间的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伴随 着多次的接触与交往，少数民族便也有了对于中原地区的“身 份认同”，“慕中国地利”，争做“中国”的主人。因此，少数民族 的入主中原，其实是在争夺“中国”这个“基本经济区”，“其农 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供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 要优越的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是控制了这一地区， 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田，经过民族间战争后的民 族融合，-个个民族消亡的同时又有新的民族部族的诞生并 活跃于中国历史的舞台。因此，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 合，由隋入唐时的少数民族部族又以新的面貌出现。
(二)历代王朝的民族观念
历代中央王朝，都是以本朝为出发点，以有利于自己的统 治为基础，认为“夷夏有别”“内诸夏而外夷狄”，把四方的少数民族及其“野蛮”的抢掠方式和生活习俗简单的视为“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即使是偶尔出现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向少 数民族学习，却也仅仅是少数，并且只是在极其特殊的战争年 代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大多数时间里表现的则是偏安 一隅，把自身封闭在一定的区域内，限制和少数民族间的交往 与经济联系。而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则是在特定的状况下实行 的一种为实现大一统而进行的主观努力，正如龚荫先生说的 “统治者所实行的各种方针政策，虽然与当时的民族思想观念 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却是主要取决于王朝自身的强弱及其与 其他民族力量的对比，以及统治阶级特别是它的代表人物的 意志和要求”。
二、唐太宗的大一统思想及民族观
(一)唐太宗时的民族情势及民族政策
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到隋唐时又有了新的民 族集团的形成。在唐太宗时存在的民族主要有突厥、铁勒、吐 谷浑、稽胡、吐蕃、党项羌、奚、契丹、西域诸胡、薛延陀、百济、 高丽等。这些民族的广泛分布使得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也正是 通过与这些民族的力量对比而实施的。唐太宗一朝与四方诸 民族的总体关系，主要为对少数民族的征伐和少数民族对唐 太宗的朝贡。这样从总体上分析唐太宗一朝的民族关系，不难 发现，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实行是伴随着对少数民族的征伐与 安置、少数民族对唐朝的朝贡相始终的。唐太宗军事征伐的民 族主要是薛延陀、突厥、吐谷浑、吐蕃、高昌、焉耆、龟兹、高丽 等，并且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突厥内附、安置党项羌、平定薛 延陀、平定吐谷浑并助其复国、平定高昌、焉耆及在西域具有 较大影响的龟兹，“龟兹平，西域震骇”。嗍同时与吐蕃通过和亲 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并设置一系列的都督府及驿站道 路等，统一稳定的局面基本上形成。正如唐太宗所说:“向使中 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虽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统治者的一种羁 縻政策，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但它不是限制，而是有意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给予少数民族首领以优待，封官进 爵，并且给予其部族以优惠的安置，进而削弱民族隔阂，最终 实现同化的目的;同时通过民族间的经济联系与贸易往来，在 民族交往中实现多元发展。当然，正是因为有了国家强大的政 治力量做基础，才会把开明的民族政策由理论变为实践，由理 想变为现实。
(二)唐太宗的大一统思想及民族观
唐太宗生于公元599年，隋文帝开皇19年，即位于公元 627年，卒于公元649年。如果从“长时段”的角度思考，关于 魏晋南北朝近4个世纪的缓慢民族融合的历史记忆和融合后 以中原为中心形成的新的汉人族体，以及又一次面对新的少 数民族部族的出现与南下，这些因素都深深的影响着即位后 唐太宗的民族观念的形成。“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 如一”，唐太宗的这句话深刻的反映着他的民族观念。他也试 图真正做到“爱之如一”，如突厥颉利破后，唐太宗对于来降的 部落首领，皆拜为中郎将，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有上百余人， 而凉州都督李大亮则上疏曰:
“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 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近 日突厥，倾国入朝……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 悉授大官，禄厚位尊，以中国之租赋供疾恶之凶虏，其众益多， 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唐太宗对突厥的安置措施，其政策的优惠性远远大于历代中央王朝，不惜一切代价安置突厥，甚至超过了“中国”人民。不顾魏征的反对把突厥安置在离沐浴圣恩较近的地方，而 同时“中国人”则“归自塞外及开四夷为州县者百二十余万 人”。啾而正是这种交错杂居的分布状态，加强了大一统国家 内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同时这“也是魏晋南北朝周边民族大 举内迁及其影响的继续和发展”。而仔细分析，唐太宗的 “爱之如一”实质是“爱之如一统”，即大一统的思想。在如何处 置薛延陀问题时，有两种策略，一是进行选徒十万进行军事打 击，另一种是建立姻亲关系，如太宗所说的“朕为苍生父母，苟 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 不侵中国”。唐太宗显然倾向于这种政策，因为这不仅是一种开明政策，同时也可以实现天下一统。对突厥的部众优惠安置以后，突厥的作乱则深深的伤害了唐太宗的民族感情。
贞观十三年，突厥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夜犯御营，“太宗自此不直 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一偶然性事件使得唐太宗对突厥的政策有了如此大的转变，这不仅仅是伤害了太宗的民族感情，更重要的是威胁到了大 一统局面的形成。可见，唐太宗的民族观是寓于大一统的思想 中。正如历代王朝一样，任何统治者的开明民族政策都是以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为前提。但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开明的民族 政策才会发挥出应有的效力。
三、结语
经过了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历史记忆，在唐太宗时有了和 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交往的实践基础，这加强了少数民族对于 中原地区的认同及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同时唐太宗在军事力 量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国家的大一统意识，从而保持了稳定统 一的局面，为唐太宗实施开明民族政策奠定了前提条件。而唐 太宗个人对以前诸王朝民族政策的借鉴及开明的民族观则是 开明民族政策的直接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四方诸夷咸来 朝服”，并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可见唐太宗在施行民族政策 过程中是比较人性化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唐太宗的民族政 策虽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羁縻政策，以维护封建大一统的秩 序，但正是因为唐太宗的开明，从而能够与四方各民族和平相 处，逐渐消除各民族间的分歧与隔阂，进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 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处于封建时代的唐 太宗做到像今天一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但他的这 种主观努力与主观愿望却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安不在甲兵，在人）
上谓秘书监萧璟曰：“卿在隋世数见皇后乎？”对曰：“彼儿女且不得见，臣何人，得见之？”魏征曰：“臣闻炀帝不信齐王，恒有中使察之，闻其宴饮，则曰"彼营何事得遂而喜！"闻其忧悴，则曰"彼有他念故尔。"父子之间且犹如是，况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视杨政道，胜炀帝之于齐王远矣。”璟，瑀之兄也。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旣先可汗之子，为众所附，莫贺咄可汗所部酋长多归之，肆叶护引兵击莫贺咄，莫贺咄兵败，逃于金山，为泥熟设所杀，诸部共推肆叶护为大可汗。（恐又生乱）
太宗贞观五年（辛卯，公元六三一年）
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癸酉，上大猎于昆明池，四夷君长咸从。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还宫，亲献禽于大安宫。
癸未，朝集使赵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请封禅；上手诏不许。
有司上言皇太子当冠，用二月吉，请追兵备仪仗。上曰：“东作方兴，宜改用十月。”少傅萧瑀奏：“据阴阳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动依阴阳，不顾礼义，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与吉会。农时最急，不可失也。”（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对人事的影响不同，阴阳与农事后者更重。世民确信，吉凶在人，不在自然）
二月，甲辰，诏：“诸州有京观（京观，古代为炫耀武功，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示例】明 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四回:"潘党请收晋尸，筑为'京观'，以彰武功于万世。"《旧唐书》卷一九九上，列传第一四九上，《东夷列传》:"贞观二年，破突厥颉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五年，帝诏广州司马长孙师临瘗隋士战胔，毁高丽所立京观。"）处，无问新旧，宜悉刬削，（各州有炫耀武功，收敌军尸体封土筑成的京观，不管新旧，应当一律铲削）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己酉，封皇弟元裕为郐王，元名为谯王，灵夔为魏王，元祥为许王，元晓为密王。庚戌，封皇子愔为梁王，恽为郯王，贞为汉王，治为晋王，慎为申王，嚣为江王，简为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简薨。
壬寅，灵州斛薛叛，任城王道宗等追击，破之。
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赎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
六月，甲寅，太子少师新昌贞公李纲薨。（李纲(547年-631年)，字文纪，初名李瑗，隋唐时名臣，观州蓨(今河北景县)人。隋唐名臣，曾当过隋唐两朝三个太子的师傅，李渊建唐称帝后，拜李纲为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后因李建成日渐骄纵，李纲愤而辞职。李世民即位后，李纲又出山担任李承乾的老师 ，备受崇重。贞观五年(631年)逝世，李承乾亲自为他立碑。有子李少植、李立言，孙李安仁。）初，周齐王宪女，孀居无子，纲赡恤甚厚。纲薨，其女以父礼丧之。
秋，八月，甲辰，遣使诣高丽，收隋氏战亡骸骨，葬而祭之。（到抗美援朝，与高丽难绝恩怨）
河内人李好德得心疾，妄为妖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蕴古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上怒，命斩之于市，（张蕴古，[公元?年至六三一年]字不祥，相州洹水人。生年不祥，约卒于唐太宗贞观中。性聪敏，博涉群书，善缀文，强记忆，尤晓时务，为州闾所称。自幽州总管府记室，直中书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宝箴》以讽。太宗嘉之，赐束帛，除大理丞。有河内人李好德，以风疾语妖狂，蕴古究其狱，谓癫病不当坐治。御史权万纪勘其情纵，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寻悔悟，因下令，自后凡决死者命所司五复奏，以免寃误。）旣而悔之，因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卽决，仍三覆奏乃行刑。”（两杀大臣均后悔）
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有宠于上，由是诸大臣数被谴怒。魏征谏曰：“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柰何昵奸以自损乎！”上默然，赐绢五百匹。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
九月，上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冑表谏，以“乱离甫尔，百姓雕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冑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琎修洛阳宫，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遽命毁之，免琎官。（不该如此反复）
冬，十月，丙午，上逐兔于后苑，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谏曰：“天命陛下为华、夷父母，柰何自轻！”上又将逐鹿，思力脱巾解带，跪而固谏，上为之止。
初，上令羣臣议封建，魏征议以为：“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陆，难以奔赴。”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运祚修短，定命自天，尧、舜大圣，守之而不能固；汉、魏微贱，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勋戚子孙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后，将骄淫自恣，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不若分王诸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使各守其境，协力同心，足扶京室；为置官寮，皆省司选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贡礼仪，具为条式。一定此制，万代无虞。”十一月，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非有大故，无或黜免，所司明为条列，定等级以闻。”（其开端也好，其结局也悲）
丁巳，林邑献五色鹦鹉，丁卯，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征以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鹦鹉犹能自言苦寒，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并鹦鹉，各付使者而归之。
倭国（日本）遣使入贡，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与其王争礼，不宣命而还。
丙子，上礼圜丘。
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
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着令。又，百司断狱，唯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乎！”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敎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唯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对死刑犯处死更加慎重细致）
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彟等复上表请封禅，不许。
壬寅，上幸骊山温汤；戊申，还宫。
上谓执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康国（西汉时康国称康居国，位于锡尔河至阿姆河之间，国王的祖先是月氏人。月氏人原住在祁连山北昭武城(甘肃高台县境)，被匈奴人压迫，向西迁徙。西汉时康居与大月氏本是两个游牧民族，，成为隋唐时的康国。唐太宗时，曾谴使来求内附。公元658年，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任命康居国王为都督。康国为昭武九国之首(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国，伐地国，史国)，在这些国家中，康国最大，又是诸国的宗主，康国内附，其他诸国也就相随内附唐朝。）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大国，还是以王道为首，自己强大了，富裕了，和谐了，小国自动依附甚至归并，在当世也有借鉴意义。）
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征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上尝与侍臣论狱，魏征曰：“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于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余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上曰：“此岂唯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是岁，高州总管冯盎入朝。未几，罗窦诸洞獠反，敕盎帅部落二万，为诸军前锋。獠数万人，屯据险要，诸军不得进。盎持弩谓左右曰：“尽吾此矢，足知胜负矣。”连发七矢，中七人。獠皆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上美其功，前后赏赐，不可胜数。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万余人，珍货充积；然为治勤明，所部爱之。
新罗王真平卒，无嗣，国人立其女善德为王。（新罗(英文音译:Silla，公元前57年~935年)，朝鲜半岛国家之一，从传说时代起，立国达992年。公元503年开始定国号为"新罗"。新罗最初由辰韩朴氏家族的朴赫居世居西干创建。历史上曾经长期被来自日本的倭人势力控制，更一度向日本称臣纳贡。660年和668年，新罗联合唐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670年-676年唐朝新罗战争后，新罗侵夺了大同江以南的原属于中国后为高句丽(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夺取的的汉乐浪、带方故地(当时唐军主力用于其他地区，后来新罗向唐朝请罪并且称臣，唐朝不再追究)，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称为统一新罗。9世纪末期，统一新罗分裂成"后三国"。935年，"后三国"被高丽统一。新罗发展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统一了百济。后来新罗被高丽取代，经过漫长历史形成了韩国，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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