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贞观二年(628)六月,太常少卿祖孝孙奏上所制定的雅乐, 唐太宗同御史大夫杜淹、尚书右丞魏徵进行了一番讨论。唐太宗说："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杜淹不以为然，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唐太宗反驳道："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乐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魏徵说："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唐太宗赞同这个说法。
唐太宗的这些说法，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对雅乐的观点。所谓雅乐，属于国家的典章制度，是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和朝贺、宴享等大典所用的典雅的乐舞，包括乐曲、歌词和舞蹈。本文把唐太宗对雅乐的观点简称为音乐观，所做评析，有时针对构成雅乐的某个方面，有时兼顾所有方面。
唐太宗的音乐观，分作两个相关联的层面。一个层面是所谓"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在音乐舞蹈作品和接受音乐舞蹈作品的人这一对范畴里，我们把前者称为音乐主体，后者称为音乐受体。唐太宗这个层面的意思是，音乐主体本身不带悲苦欢乐的情绪，而是音乐受体由自己心情的悲苦欢乐而赋予主体以情绪的。这是他的音乐认识论，是他估价音乐社会功能的理论基础。要说明这个说法不能成立，须从三个方面着手分析。
其一，音乐是否表现感情？ 音乐是社会生活的摹写，以人与自然、家乡、国家、社会、生活、劳动、自己、他人（恋人、亲人、友人、敌人）等等关系为题材，因而绝不可能回避人的种种感情。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其《美学》第三卷上册中反复强调音乐的内容是感情的表现，认为只有感情才是音乐要占为己有的领域。他说："在这个领域里音乐扩充到能表现一切各不相同的特殊情感，灵魂中一切深浅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惆怅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的情绪都属于音乐所表现的特殊领域。"现代波兰女音乐家卓菲亚·丽莎所撰《论音乐的特殊性》认为："音乐的内容是感情，而很少是唤起这些感情的那些现象本身。"现代英国音乐家柯克所著《音乐语言》一书也指出："事实上，音乐是'包含着音乐以外的'，正如诗歌是包含着'文学以外的'，因为，音符和文字一样，有感情的含义。……音乐，在伟大作曲家的笔下，用纯属他个人的表现方法最完美地表达了人类的普通感情。"这些说法，现在已成了全世界音乐研究者的共识。在音乐主体中，或显或隐地包含着人的感情，无论是作者还是受体，都能承认或体验。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所包含的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烈的仇恨愤怒，对民族的爱戴，对国家的忧伤，都一泄无遗地表现了出来。即如唐太宗时，也是这样。他当秦王时，东征西讨，平定割据，军中作《秦王破阵乐》用以鼓舞士气。后来天下一统，《秦王破阵乐》列为雅乐，朝廷举办大典时用以演出。《资治通鉴》卷194记载：有大臣建议舞蹈表演补充擒获割据势力首领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人的情状。唐太宗不许，说："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假若这个作品中没有仇恨敌人的感情，怎么会鼓舞士气，怎么会担心刺激已经投降唐朝的原割据势力的老部下？可惜唐太宗确立音乐观时，忽略了对这个作品感情内涵的考察。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把握音乐语言。心理学认为：人受到外界事物的作用，引起感情活动，不仅肌体内部产生各种生理反应，如呼吸、循环系统，骨骼、肌肉组织，内外腺体以及代谢过程的活动等等；而且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运动冲动，要求借助于外在动作，把藏在心里的感情、情绪加以宣泄、释放。外在动作分为三种，即面部表情、身段表情和语言表情。我们不妨认为，把这三种宣泄、释放感情的外在动作加以音乐处理，面部表情和身段表情可归属于舞蹈范畴，表现喜怒哀乐的表情和动作，就是舞蹈语言；语言表情可归属于音乐范畴，表达歌词或寄寓感情的语音、声调、节奏、速度等等，就是音乐语言。具体来说，高兴快乐的感情，呈现跳跃、向上的运动形态，色调明朗，速度快捷，表现这种感情的音乐，就采取了类似的动态结构。我国现代音乐家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中段表现牧童在田野里尽情玩耍的喜悦情绪，就采用了跳跃向上的音调，快速活泼的节奏和明亮的音色。愤怒的感情，呈现突然迸发、四面扩展的运动形态，表现这种感情的音乐，就采取突发型的方式和较强的力度，往往用不谐和的和声和富有棱角的大跳进行。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交响幻想曲《罗密欧与朱丽叶》，表现家族间格斗的愤怒情绪，就是这样处理的。悲哀的感情，呈现下沉的运动趋势，而且速度缓慢，表现这种感情的音乐，就采用了类似的手法。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末章，通过级进下行的音调，几个不同的七和弦极不稳定的和声，配器上弦乐的交织重叠，以及缓慢的速度，来表达悲愤情绪。尽管这是无标题音乐，懂得音乐语言的受体，依然能准确地把握主体所表达的情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听了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感动得潸然泪下，说自己从音乐中感受到俄罗斯人民的苦难。
明代王猷定《四照堂文集·汤琵琶传》记载时人汤应曾演奏琵琶，"尤得意于《楚汉》一曲。当其两军决斗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久之有怨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馀骑践踏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恐，终而涕泪之无从也"。这段描写，对于这首琵琶曲的音乐语言、感情色彩和感染力量，有充分的理解和体会。
这些理论和实例，同唐太宗的说法恰恰相反。
其三，音乐作品是否有自己的主题思想或感情倾向？
上文已提到音乐作品以什么为题材。作者以这些题材创作作品，是一种主动行为，无疑会有自己的主题宗旨和审美追求。因此，大量的歌曲、乐曲、舞蹈作品，都以标题命名传达出主题思想。即便是无标题乐曲，也以音乐语言体现出感情倾向。不同受体水平不一，同一受体在不同阶段水平也有差别，当他们对于主体的理解鉴赏融进自己的情感体验时，会在程度上呈现差异，但在性质上不应该有根本的不同。比如一头牛，人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老牛、壮牛、病牛、疯牛等等，但绝不能随意地理解为一只船、一张桌子或其它什么。唐太宗认为音乐主体不带悲欢感情，而是由音乐受体的悲欢感情来定位的，"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这便无限夸大了受体对于主体的主观认识能力，从而取消了主体自身质的规定性。试想，不同受体感情不一，同一受体在不同阶段也会感情不一，对于同一件主体，便会产生五花八门的理解，主体还有什么自己的主题思想？打个比方：一件物品，本有自己固定的颜色，在光线明暗不同的情况下，观察者会产生视觉效果的偏差，但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观察者们带着不同的有色眼镜，硬要说自己所观察到的才是这件物品的本色，那只能说观察者自己错了。欢快的《牧童短笛》，是否"忧者听之则悲"，从而改变了作品的内在感情？悲伤的《哀乐》，即便是死者的陌生人和不相干的人听到，是否会"欢者闻之则悦"，从而改变了作品的凄婉风格？这些问题，不知唐太宗怎样回答。
这里需要辨析一种情况。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天鹅湖》谱写曲子，其中一个段落以活跃跳动的旋律、快速的节奏和明亮的音色，为一群"小天鹅"的欢快舞蹈伴奏。听者无不感染，体验到同样的愉悦。美国影片《魂断蓝桥》(The Waterloo Bridge)的女主角是一位舞蹈演员，影片展开剧情时，有她参与表演小天鹅舞蹈的情节。后来，她从报上看到恋人阵亡的消息，患病失业，沦为烟花女子；战后与恋人意外邂逅，悔愧交加，自杀徇情。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再听到那段小天鹅舞曲，难以再有以前那种愉悦体验，并非重新赋予同一件作品以不同的感情倾向，而是连带想到女主角的悲惨遭遇，为之伤感。一些上点岁数的人，偶然听到很多年前唱过的歌，尽管是非常欢快活泼的，也会伤心，并非重新赋予同一件作品以不同的感情倾向，而是触发了怀旧情怀，感叹流年易逝，故交零落。这种情况同唐太宗所说的"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唐太宗音乐观的另一个层面，是所谓"治之隆替，岂此之由"。他认为音乐舞蹈作品同国家的兴亡、社会的治乱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他的音乐社会学论，是他的音乐认识论向社会生活、政治活动的必然推演。要说明这个说法不能成立，须从我国传统音乐社会学理论和历史实际两方面着手分析。
我国传统音乐社会学理论，是儒家学派的功利主义音乐观。《孝经·广要道》载孔子话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荀子·乐论》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音乐受到历代统治阶级和儒家学派的高度重视，列为国家典章制度之一。《礼记·乐记》说："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又说："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里把"乐"和"礼"、"刑"、"政"等量齐观，认为各有分工，礼用以引导人民的意志，乐用以调和人民的感情，政用以协调人民的行动，刑用以防范人民为非作歹。四者目的一致，都是为着统一人民的思想，争取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四者配合，互不违碍，太平局面就会出现。
音乐是人类社会的精神产品，是社会生活的摹写，当然是来源于社会的。音乐要用于演奏、歌唱、表演，因而必然转化为社会行为，当然会作用于社会，产生影响。否定或无视音乐的社会性质，不讲音乐对于政治、社会、国家、民族、人际关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的干预或渗透作用，只讲审美、愉悦、消遣等等，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音乐毕竟是艺术，不是政治，把它等同于施政手段，便超出了它的负荷能力，也是不妥当的。杜淹"前代兴亡，实由于乐"的说法，显得绝对，过高估价了音乐对于政治生活的干预能力。如果音乐真的神通广大，那么，帝王将相大可不必为国事担忧操劳，只要多请一些善作兴国之乐的音乐家就国泰民安了。
关于音乐的干预和渗透作用，说白了，干预采取的是直截了当的方式，渗透采取的是潜移默化的方式。直截了当的干预，音乐往往带着实用色彩，担负具体使命。《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汉军围困楚霸王项羽于垓下，故意在夜间四面唱起楚歌。项羽大惊道："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音乐这时充当了汉军摧毁敌军的工具。上述《秦王破阵乐》的创作演出，是为着削平割据、完成统一的政治目的。而明代琵琶曲《楚汉》，不带这样直接的目的。潜移默化的渗透，往往依靠情感方式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风俗，音乐不与政治重叠，带有纯粹性。渗透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由作品本身的性质或倾向性决定。比如唢呐曲《百鸟朝凤》，模仿各种鸟的叫声，与政治毫不相干，但有益无害，不至于蛊惑人心、毒化风俗，反倒可以怡情理性、提高素养。历代统治者大多懂得这个道理，注意区分音乐作品，提倡高尚的、健康的、积极的、纯朴的、无害的音乐，打击下作的、颓废的、消极的、**的、有害的音乐。于是，郑、卫之音被看作是乱世之音，桑间、濮上之音被看是亡国之音，都加以禁断。杜淹所抨击的《玉树后庭花》、《伴侣曲》，都有**浮艳的歌词，是亡国君主颓废奢靡生活的反映，为黑暗政治推波助澜。杜淹认为陈、齐政权因此而亡国，结论过头，但对于这类音乐保持警惕，并不算错。《旧唐书·孙伏伽传》记载：他得知唐高祖准备在京师宫城玄武门举行散妓游戏活动，就上疏说："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实损皇猷，亦非贻厥子孙谋，为后代法也。"他建议取消。唐高祖欣然采纳。即使是好作品，由于世风转移，不合时宜，也不必过分张扬。经过隋末唐初十多年的战乱，社会需要恢复生产，民众需要解除困苦，魏徵因而希望唐太宗"偃武修文"，大典上演出《秦王破阵乐》，故意低头不看，害怕音乐作品对唐太宗施政方略产生误导。这都可以看出音乐对于政治的作用。
音乐对于政治的作用，唐太宗并非完全没有觉察。《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在唐太宗表述自己音乐观的上一年春节，宫廷宴会上演出《秦王破阵乐》。他说："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这里，他承认"功业由之"，而不是"岂此之由"。然而这只是他偶或一现的思想，在他的整体音乐观中没有牢固的地位。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音乐对于唐太宗来说，还是一片盲区。
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颎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颎之存没。朕旣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明君贤相至公论）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旣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至今还有冤案，如何造成？）
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罪己是政治，但不是科学）
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霫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世民居安思危，诚惶诚恐。当官拥有此心态，就不会发狂。）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柰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图之，旻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mín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旻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梁师都(?―628年)，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县西、靖边县东北)人。世为本郡豪族大家。仕隋为鹰扬郎将。617年(大业十三年)杀郡丞唐世宗，称大丞相，又联兵突厥共同反隋，据雕阴(今陕西省北部绥德县，位米脂县南)、弘化(今甘肃省庆阳县)、延安(今陕西省延安市)等郡，并称帝，国号梁，建元"永隆"。突厥始毕可汗封他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他不断勾结和怂恿突厥南侵，唐统一全国后，势力孤弱，内部矛盾加剧，太宗李世民贞观初，突厥日趋衰微，太宗迁使告谕，他不从，628年(贞观二年)唐军压境，被堂弟梁洛仁所杀。）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敎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征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对音乐有一种偏见，强调主观，否定客观，与现实不符。音乐本身有悲喜。）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然不能以敎人，其所以敎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肯定礼乐的作用，委婉批评世民的观点。）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着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jiā，凤凰来仪也（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对过去几次大的音乐改革进行点评。）然则韶、夏、濩、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蹔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礼乐的有限性，对道德的辅助性）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点赞！大臣开始有些附和皇帝了。）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柰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五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批评唐对音乐的偏激观点。揭示本与文的辩证关系）
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知与行的关系，唐太宗如此深刻地讨论政事，汲取前世施政的教训，明君啊）
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神话，但此时爱民之心是诚实的）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谨言慎行，几人做到？）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文治武功，不可偏废，前代两个极端例子，世民牢记在心）（理论基础、指导思想错，则必亡，这正是晋代以来乱世的教训）
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弒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驩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裴虔通，河东人也。初，炀帝为晋王，以亲信从，稍迁至监门校尉。炀帝即位，擢旧左右，授宣惠尉，迁监门直阁。累从征役，至通议大夫。与司马德戡同谋作乱，先开宫门，骑至成象殿，杀将军独孤盛，擒帝于西阁。化及以虔通为光禄大夫、莒国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镇徐州。化及败后，归于唐，即授徐州总管，转辰州刺史，封长蛇男。寻以隋朝杀逆之罪，除名，徙于岭表而死。）
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此时才清算，从容）
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暗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卽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