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中叶以来，中央和方镇矛盾斗争的日趋激化，是典签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宋文帝时，这一争斗已露端倪。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詹事、员外散骑侍郎孔熙等欲拥立彭城王刘义康，事泄被诛，义康受到牵连而被废，过了两年，与账户诞世等人谋反，“聚众据郡，复欲奉戴义康”，义康这次就罪不容诛了。刘劭弑父篡位，把中央和方镇的矛盾推向了公开化。其弟武陵王刘骏首先传檄州郡，起兵声讨，随后荆州刺史刘义宣、雍州刺史藏盾、会稽太守随郡王刘诞诸方镇并举义兵。方镇的联合势力打败了刘劭的中央军。刘骏由藩王而得帝位，对于诸王方镇更不得不有所防范。清代王夫子评曰：“诸王拥方州以自大，义宣反于江洲、诞反于广陵，休茂反于襄阳，乘之动而不可止，于是孝武之疑忌深矣。削之制之，不遗余力，而终莫能戢。”。孝武帝对诸王方镇进行严密控制，典签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典签制度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寒人的崛起。南朝门阀制度盛行，士族日益腐朽，务实勤政者被人讥笑，连一些刚出头的非门阀官员也难免受其影响，皇帝也没有办法。宋齐之际，为了维护皇权，以年龄尚幼甚至无才的皇子出任地方藩镇，并且派出同宗异姓大臣辅政，为了防止他们弄权，于是皇帝又派出自己的心腹来约束他们，表面上伺候皇子的饮食起居，并且帮助地方官员处理公文，实际上对地方诸王及辅僚起着监视的作用。
典签的影响
典签制度的兴起，本是中央为了抑制地方，维护皇权而实行的制度，但典签制度导致州府“执事多门”，刺史位重权轻，严重削弱了封建王朝杂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能力，进一步加大了皇帝与方镇的矛盾，加剧了宋齐政局的动荡。
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在于典签到后期，权势越来越重，在中央对地方方镇采取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典签在地方拥有的权力极大。大明以来，成年王子或异姓大臣出镇，也都由皇帝内出教命，刺史不能专断，如宗榖任豫州刺史，所施政刑，因为典签吴喜公经常反对而无法执行；典签每年数次到达京师，向皇帝汇报地方诸王的行事表现。皇帝问以方镇刺史的政绩，“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于是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
齐时典签，权势尤重。史载巴陵王萧子伦欲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子伦哭着对母亲说“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萧子明欲送书于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南齐诸王，处于典签严格控制和监督之下。
典签权势之重，导致了刘宋、萧齐政局因此而发生重大影响。
首先，它严重弱化了封建中央王朝在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能力。刺史既受行事之挟制，又受典签之制约，权力或被分割或被架空，因无法发挥正常职能而不能对中央起到真正的屏障作用，一旦地方有事，他们往往束手无策。如齐武帝永明三年，富阳人唐寓之聚众四百人一起，连下桐庐、盐官、诸暨等，数月之内，众至三万，称帝钱塘，东部郡县官员或私或逃，无力弹压。齐武帝只好急调禁兵书千人、马数百匹才将起义镇压下去。仅此一例就足见宋齐时地方实力之弱了。
然后最严重的后果不是来自地方的农民起义，而是地方对中央的叛乱。典签制度进一步加深了君主与诸王方镇的矛盾，引起王室内乱，这是必然的后果。诸王刺史不甘处于无权、受制的地位，必然要进行激烈的反抗。他们或杀死行事、典签，公开扯旗造反。如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海陵王刘修茂杀司马庾深之、典签杨庆、戴双，征集兵众，反于襄阳。大明三年，竟陵王刘诞杀典签吴修之、戴景渊等八人，起兵荆州。一些将领因不堪被疑忌，不惜投降北魏。宋明帝泰始元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魏，引魏二万余骑共败宋军，夺走了刘宋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在统治集团内部互相猜忌、骨肉相残的一片混乱中，宋齐王朝迅速崩溃。
丞相义宣走至江夏，闻巴陵有军，回向江陵，众散且尽，与左右十许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车自载，缘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报竺超民，超民具羽仪兵众迎之。时荆州带甲尚万余人，左右翟灵宝诫义宣使抚慰将佐，以“臧质违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缮甲，更为后图。昔汉高百败，终成大业……”而义宣忘灵宝之言，误云“项羽千败”，众咸掩口。鲁秀、竺超民等犹欲收余兵更图一决；而义宣惛hūn,mèn沮，无复神守，入内不复出，左右腹心稍稍离叛。鲁秀北走，义宣不能自立，欲从秀去，乃携息慆及所爱妾五人，着男子服相随。城内扰乱，白刃交横，义宣惧，坠马，遂步进；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马与之，归而城守。义宣求秀不得，左右尽弃之，夜，复还南郡空廨xiè；旦日，超民收送刺奸（派人把他抓了起来，送到监狱）。义宣止狱户，坐地叹曰：“臧质老奴误我！”五妾寻被遣出，义宣号泣，语狱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鲁秀众散，不能去，还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众叛亲离，狼狈不堪。）
诏右仆射刘孝孙使荆、江二州，旌别枉直，就行诛赏；且分割二州之地，议更置新州。
初，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恶其强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扬州浙东五郡置东扬州，治会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罢南蛮校尉，迁其营于建康。太傅义恭议使郢州治巴陵，尚书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旣有见城，浦大容舫，于事为便。”上从之。旣而荆、扬因此虚耗，尚之请复合二州，上不许。（调整行政区划，完全因军事和经济原因。）
戊子，省（下令撤掉）录尚书事。上恶宗室强盛，不欲权在臣下；太傅义恭知其指，故请省之。
上使王公、八座与荆州刺史朱修之书，令丞相义宣自为计。书未达，庚寅，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幷诛其子十六人，及同党竺超民、从事中郎蔡超、咨议参军颜乐之等。（刘义宣(415~454年)，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人。南朝宗室大臣，宋武帝刘裕第六子，母亲为孙美人。生而舌短，涩于言论。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户，仍拜右将军，镇石头城。出为都督、江州刺史。勤自课厉，政事修理。辅助孝武帝刘彧夺位有功，累迁中书监、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改封南郡王，食邑万户。孝建元年，起兵谋反，兵败被杀，时年四十。）超民兄弟应从诛，何尚之上言：“贼旣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复昧利，卽当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而超民曾无此意，微足观过知仁。且为官保全城府，谨守库藏，端坐待缚。今戮及兄弟，则与其余逆党无异，于事为重。”上乃原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庚子，魏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兴光。
丙辰，大赦。
八月，甲戌，魏赵王深卒。
乙亥，魏主还平城。
冬，十一月，戊戌，魏主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还，幸灵丘，至温泉宫；庚辰，还平城。
孝武帝孝建二年（乙未、四五五年）
春，正月，魏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拔有罪，赐死。
镇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请老；二月，丙寅，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庆之固让，表疏数十上，又面自陈，乃至稽颡泣涕。上不能夺，听以始兴公就第，厚加给奉。顷之，上复欲用庆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陈上意，庆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复返。”尚之惭而止。辛巳，以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兖州刺史。（退休是件幸事。）
夏，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甲子，大赦。
甲申，魏主还平城。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佑为山阳王，休茂为海陵王，休业为鄱阳王。
丙辰，魏主如河西。
雍州刺史武昌王浑与左右作檄文，自号楚王，改元永光，备置百官，以为戏笑。长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庚申，废浑为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员外散骑侍郎东海戴明宝诘责浑，因逼令自杀，时年十七。（刘浑玩政治游戏，活的不耐烦。）
丁亥，魏主还平城。
诏祀郊庙，初设备乐，从前殿中曹郎荀万秋之议也。
上欲削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奏裁王、侯车服、器用、乐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讽有司奏增广为二十四条：听事不得南向坐；剑不得为鹿卢形（古剑名。《玉台新咏·日出东南偶行》：“腰间鹿卢剑，可直千万餘。” 程琰 补注引《汉书·隽不疑传》注：“古长剑首以玉作井鹿卢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莲花初生未敷时。今大剑木首，其状似此。” 唐 皇甫曾 《赠老将》诗：“鹿卢剑折虬髯白，转战功多独不侯。” 清 赵翼 《赠李莪洲孝廉》诗：“急装足裹豪猪鞾，奇服腰悬鹿卢剑。” 郭沫若 《高渐离》第一幕：“可超而越屏风浅，可负而拔鹿卢剑。”亦省作“ 鹿卢 ”。 清 曹寅 《题启南先生莫斫铜雀砚图》诗：“粉身何惜鹿卢碎，渴笔恐辱屠沽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止称下官，不得称臣，罢官则不复追敬。诏可。（这很符合司马光的观点，名分很重要。如同现在的车改，甚至严格得多。）
庚午，魏以辽西王常英为太宰。
壬午，以太傅义恭领扬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司空、领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为尚书令。
是岁，以故氐王杨保宗子元和为征虏将军，杨头为辅国将军。头，文德之从祖兄也。元和虽杨氏正统，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号；部落无定主，头先戍葭芦，母妻子弟并为魏所执，而头为宋坚守无贰心。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言：“请以头为假节、西秦州刺史，用安辑其众。俟数年之后，元和稍长，使嗣故业。若元和才用不称，便应归头，头能藩扞汉川，使无虏患，彼四千户荒州殆不足惜。若葭芦不守，汉川亦无立理。”上不从。
孝武帝孝建三年（丙申、四五六年）
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范为顺阳王，休若为巴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为西阳王。
壬子，纳右卫将军何瑀女为太子妃。瑀，澄之曾孙也。甲寅，大赦。
乙卯，魏立贵人冯氏为皇后。后，辽西郡公朗之女也；朗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诛，后由是没入宫。
二月，丁巳，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先使其母李贵人条记所付托兄弟，然后依故事赐死。（又残酷上演立子杀母故事。）
甲子，以广州刺史宗悫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置典签以主之。宋世诸皇子为方镇者多幼，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至是，虽长王临藩，素族出镇，典签皆出纳敎命，执其枢要，刺史不得专其职任。（南朝地方长官之下典掌机要的官。又称主帅﹑典签帅或签帅。当时府州部内论事,皆用签。前叙所论事,后书某官某签,府州皆置典签掌管。本为处理文书的小吏,权力不大。刘宋中叶以后,多以幼小皇子出任方镇,君主用寒人出身的亲近左右充当典签,代替诸王批阅公事,甚至照管诸王的饮食起居,职位虽低,权力渐重。）及悫为豫州，临安吴喜为典签。悫刑政所施，喜每多违执，悫大怒，曰：“宗悫年将六十，为国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复与典签共临之！”喜稽颡流血，乃止。
丁零数千家匿井陉山中为盗，魏选部尚书陆真与州郡合兵讨灭之。（典签是南朝皇权与寒人结合的产物,也是寒人兴起的重要表现之一。宋﹑齐君主通过典签控制和鉴视地方军政,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虽不无作用,但终不能消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而且增加了地方内部矛盾。）
闰月，戊午，以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丹杨尹。
癸酉，鄱阳哀王休业卒。
太傅义恭以南兖州刺史西阳王子尚有宠，将避之，乃辞扬州。秋，七月，解义恭扬州；丙子，以子尚为扬州刺史。时荧惑守南斗，上废西州旧馆，使子尚移治东城以厌之。扬州别驾从事沈怀文曰：“天道示变，宜应之以德。今虽空西州，恐无益也。”不从。怀文，怀远之兄也。
八月，魏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击伊吾，克其城，大获而还。
九月，壬戌，以丹杨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冬，十月，甲申，魏主还平城。
丙午，太傅义恭进位太宰，领司徒。
十一月，魏以尚书西平王源贺为冀州刺史，更赐爵陇西王。贺上言：“今北虏游魂，南寇负险，疆埸之间，犹须防戍。臣愚以为，自非大逆、赤手杀人，其坐赃盗及过误应入死者，皆可原宥，谪使守边；则是已断之体受更生之恩，傜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从之。久之，谓羣臣曰：“吾用贺言，一岁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贺，朕何忧哉！”会武邑人石华告贺谋反，有司以闻，帝曰：“贺竭诚事国，朕为卿等保之，无此，明矣。”命精加讯验；华果引诬，帝诛之，因谓左右曰：“以贺忠诚，犹不免诬谤，不及贺者可无慎哉！”（魏帝这是第二次表现用人不疑的原则，堪为英明。）
十二月，濮阳太守姜龙驹、新平太守杨自伦弃郡奔魏。
上欲移青、冀二州幷镇历城，议者多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护之曰：“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虏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历城，济南。南依泰山,北靠黄河,是东部沿海经济大省山东省省会济南最大的市辖区,是泉城东部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二州幷镇，此经远之略也。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王威，安边之上计也。”由是遂定。
元嘉中，官铸四铢钱，轮郭（相当于现代钱币的防伪技术。）、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无利，故民不盗铸。及上卽位，又铸孝建四铢，形式薄小，轮郭不成。于是盗铸者众，杂以铅、锡；翦凿古钱，钱转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继。盗铸益甚，物价踊贵，朝廷患之。去岁春，诏钱薄小无轮郭者悉不得行，民间喧扰。是岁，始兴郡公沈庆之建议，以为“宜听民铸钱，郡县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准式，去其杂伪。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丹杨尹颜竣驳之，以为“五铢轻重，定于汉世，魏、晋以降，莫之能改；诚以物货旣均，改之伪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时施用；若巨细总行而不从公铸，利己旣深，情伪无极，私铸、翦凿尽不可禁，财货未赡，大钱已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须臾自止，不足以垂圣虑；唯府藏空匮，实为重忧。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唯简费去华，专在节俭，求赡之道，莫此为贵耳。”议者又以为“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竣曰：“议者以为官藏空虚，宜更改铸；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交弊，赈国舒民。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民间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严立禁，而利深难绝，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复救。民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纷扰。远利未闻，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此皆其不可者也。”乃止。（少见的谈论经济，且主要是钱币的铸造，其中少钱币规律的认识，大多只谈对社会、朝廷的收入、税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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