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南巡图》为清宫廷画家徐杨奉乾隆帝旨意所作，共十二卷，详细描绘了乾隆帝南巡自京师出发，至江南巡游，最终班师回朝的整个情景。其中江南篇章的描绘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细致形象地展现了清乾隆时期江南的风土人情与社会风貌。笔者拟从具有典型意义的卷六《驻跸姑苏》为切入点，将诗与画相结合，进而剖析画作中的江南形象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乾隆南巡图》 江南 康乾盛世 徐杨
一、画家徐杨与画中江南
（一）为何是徐杨？
论及《乾隆南巡图》，离不开两位核心人物，一为乾隆帝，一为画家徐杨——前者是画作的中心人物，而后者是画作的主要创作人。徐杨何以得到乾隆帝的赏识，全权负责《乾隆南巡图》的创作？此乃从乾隆第一次南巡，徐杨献画说起。
徐杨，吴县人，家住阊门专诸巷。《清史稿》载：“乾隆十六年，清高宗弘历南巡中他因献画称旨，而入职画院。”来到宫廷后，徐杨创作了一批宫廷画作，深得乾隆帝赏识，其中包括与南巡相关的作品，如《南巡纪道图卷》、《姑苏繁华图》。其中《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耗时二十四年而成，即在入宫之前徐杨便早已展开绘画工作，乃于乾隆二十四年敬献给乾隆帝。此画描绘了清乾隆时期姑苏（苏州）城内外的繁荣市井景象，从野外农田到市井街道，人物、商铺、船只、桥梁、房屋、树木、河流，包罗万象，书画界因之与《清明上河图》相提并论，并称之为“北清明南姑苏”。除了宏大的场景刻画，更有学者曾将画中的店铺同当时文献中的记载相比较，发现图中所画几乎完全与文献所记吻合，从中不难看出《盛世滋生图》高度的写实性。这一方面得益于徐杨本身驾驭大场面的高超绘画能力，另一方面不得不归为他对江南，尤其是姑苏城的熟悉程度。徐杨本是吴县人士，常年居住在姑苏城中，更为关键的是，他曾经参与《苏州府城图》的创绘工作，这一经历都为他日后的相关绘画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论是《姑苏繁华图》，还是《乾隆南巡图》。
因此，身兼高超画技和擅长南巡题材创作的徐杨成为了乾隆帝《南巡图》的不二人选。他亦不负圣恩，借《南巡图》将江南的盛世景象与乾隆的圣明形象相结合，典型表现即为卷六《驻跸姑苏》，可视为南巡版的《姑苏繁华图》。
（二）画中江南：盛世之景象
《乾隆南巡图》卷六《驻跸姑苏》，图卷纵68.6厘米，横2171.9厘米，是为十二卷中最长的一卷。本卷描绘乾隆帝在姑苏胥门外舍舟登岸，经胥门进入姑苏城，重点展现姑苏阊门到胥门一带的繁华景象。
画卷自右向左展开，从卷首城郊农田到卷尾苏州织造署行宫，期间屋宇纵布，河流纵横，商铺林立，大运河是为整幅画作的主轴。笔者将画卷内容分为村落江南、城镇江南和水上江南，以概览一番江南盛世气象。
先说村落江南。村落江南，卷六描写所占篇幅不多，限于卷首与中部大运河两岸部分，或为画卷远景出现。称其为村落江南，倒是有些不严谨，准确地说是姑苏城外的郊野景象。画中农田阡陌，整齐排列；高树林立，点缀其间，却平添了一分生机。有农夫在农田锄作，未事田耕的农夫们，没有赋闲在家，却忙着村头舂米、搬卸货物（见图1）；女子亦没有清闲，在院落之中忙于纺织（见图2）、饲养家畜。还有儿童在路边嬉戏，头戴草帽的青年在滩头放风筝，而不远处手持渔网的渔夫饶有兴致地在扭头观看，倒是一片和乐景象。
图1
图2
除了自然景象与各色人物，最需瞩目的便是屋宇形制。画作中的农家住宅多三三五五聚集在一处，有为茅屋，亦有瓦顶，可为一家，或是几家共居，自成体系，别成一统。此类民居占主流，却不是全部，还有一小部分深宅大院。深宅大院，即为独门独户，修有高大的屋宇和围墙，应为致仕官员府邸，或是士绅富户宅院（见图3）。其建筑风格笔者未有研究，不敢妄言，只得借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的元明清江南区住宅的相关章节内容（长江以南各省，东自江浙，西至川黔，南及闽越，大致均有一共同特征。因气候较北方温和，墙壁之用仅求其别内外，避风雨，故多编竹抹灰，作夹泥墙；屋顶亦无须望板苫背，仅于椽上浮置薄瓦已足。于是其全部构架，用材皆趋向轻简，所用构材均比例瘦细。因无须争取阳光，故窗牖面积较小，而厢房往往置于正房次稍间之前，乃至正房与厢房相联者；庭院因而狭小，称为天井焉。南方温暖卑湿少风，故楼居之风亦较盛。浙赣山岳地带，以石砌墙之民居甚多）进行比对，可见基本吻合画作建筑特征。
图3
除民宅外，最有典型特征的建筑当属寺庙了。画作中寺庙并不少见，最为突出的当为虎阜禅寺。（见图4）此寺依虎丘山而建，自山脚至山麓乃至山顶连成建筑群落，云岩寺塔矗立其间，达成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和谐融合，因而被誉为“吴中第一名胜”。康熙帝和乾隆帝几次南巡驻跸姑苏，都要光临虎丘，一览名胜。祖孙二人先后在虎丘题写匾额楹联数十处，吟诗不下二十余首。康熙二十七年至四十五年，虎丘先后建起了万岁楼、御碑亭、文昌阁，以及行宫“含晖山馆”，之后重修大雄宝殿、千佛阁。乾隆十五年，再次全面修整，十九年建千手观音殿、地藏殿。《南巡图》卷六《驻跸姑苏》作于乾隆三十一年，因此虎丘建筑群的壮丽风貌得以在画作中全方面地展现。
图4
整体上讲，画中所见的村落江南，清静而不沉寂。农田平整，树木青翠，民宅质朴却不破败，男女各司其职，老幼各尽其事，描画出了中国古代理想的小农社会面貌，展现了清时江南的村落基本风貌与风土人情。尤其是遁于云雾缭绕的寺庙，更是为朴质的农村景象平添了几分仙气。
相比村落的平阔清静，城镇倒是显得拥挤热闹。城镇江南，即为姑苏城，是为本卷主要展现的内容。由于文章篇幅所限，笔者重点对姑苏城的商铺进行介绍。不同于村落民宅三三五五聚落在一起，城中的房屋相连，鳞次栉比，少有空隙，其街衢边多为市肆商铺，多为一层，亦有二层，高低错落，期间招牌市招林立，沿河而列，临水而居，可借水陆之便，通达四方，是为江南水边街市特有的建筑形制。
画作中的姑苏城，商铺不仅数量多，分布广，经营类型亦是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几类。一为纺织品。姑苏，乃至江南，作为清时期经济的重心地区，除了基本的小农经济，农产品的商品化亦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便是植桑养蚕和棉花种植的普遍化，带动的纺织业乃至纺织商业的繁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诸多经营纺织品的店铺，诸如纯绒毯货、山西毯货、洋毯西货、官绢贡缎、各色皮货、衣行、自染真青、湖绫绉纱绒褐氊货、绒线汗巾、顾绣蟒袍等等，亦有经营帽子，鞋子售卖。这些纺织品商铺规格不一，所受商铺的受众人群亦差别较大，但总体数量最多，较其他商铺面目较大，并挂有鲜明的广告招牌。（见图5）
图5
二为餐饮业。“民以食为天”，作为当时全国性的大都市姑苏城，人口基数大，人口流量大，人们消费能力强，对饮食亦是讲究，餐饮业自然是红火。在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层酒楼门前，小二卖力地吆喝，二楼三面窗户大开，里面三两人聚在一堆，手捧饭碗交谈甚欢；除此之外，亦有茶馆、酒坊、各色果品老行、三鲜大面、河豚大面、加味馄饨徽苏大菜、什锦火锅乃至山东府油店等大量店铺。餐饮业店铺多在桥头此类街区，热闹非凡。三为金融业。金融业其实言过其实，实乃当铺、银局、钱庄，以此构成了清时姑苏城的金融市场的主体。画作中典当铺子、领销银局不少，亦和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与频繁的商品贸易状况息息相关。其余归为其他行业，包括凉枕凉席、状元名笔、书林、浦城烟行、丸散药材、珠宝水晶、延龄药酒、雅制笺柬、香烛纸马、发兑人参、古玩等等，数目繁杂，包罗万象。（见图6）
图6
除了门面商铺外，穿梭于大街小巷和支有小摊的小商小贩亦值得注意。此类商贩所售商品类型单一，多为农产品，如生鱼、瓜果、木柴；亦有简单的手工制成品，如帽子、鞋袜、小饰品。他们有的走街串巷，四处兜售；亦有路边摆摊，招呼售卖；饶有趣味的是占据桥上的小贩们，他们将摊子铺在桥面之上，盘坐其旁，借桥梁人流量大的优势增加销售量，与今朝天桥小贩场景何其相似。（见图7）
图7
城镇江南是为《南巡图》卷六的精华部分，笔者着重交代了姑苏城的工商业发展状况。画作中的姑苏城，商铺林立，多达百家，经营商品，包罗万象。成熟的柜台门面，显目的白底招牌（更有商家打出“本店自制汉府八丝，纯绒沙缎等货发客”的广告词），汇集五胡四海的各色商品（山东府油、福建名烟、北京名酒，乃至于洋毯西货），无不彰显着乾隆时期姑苏乃至江南的商品经济之繁荣，盛世之气象。因此，乾隆年间的姑苏，可以称作少数几个云集全国乃至西洋货物的商品中心，全国著名的纺织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中心，全国少有的金融流通中心，刻书印书售书的文化中心，乃至于服饰鞋帽中心和餐饮美食中心。当然，这一切离不开姑苏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即交通便利的运输中心的地位，这里便不得不谈水上江南。
将水上江南单列，笔者认为有必要一述。水对江南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无论是优渥的降水条件对农田灌溉的利处，亦或是发达的水路交通网对货物运输的益处。可以说，水对江南特性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点在画作的内容上得到了体现。画作整体以运河为主轴，多条河流纵布，店铺屋宇临河而建，各色桥梁跨河而列，星星船舶点缀期间，构成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船舶是江南人常用的出行工具、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乃至是栖身之所，因而在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内码头旁的船行，拉船的纤夫，捕鱼的渔民，卸货的力士，划船的水手，乃至于生活在船上的童孩儿（见图8）。
图8
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的南巡队伍正是以大运河水路驾舟浩荡南下，奔姑苏而来。
一、皇帝乾隆和诗中江南
（一）乾隆为何南巡？
徐杨将画面“时间”定格在了乾隆帝弃舟登岸，经胥门进入姑苏城的那一刻。骑在白马上的乾隆身形高大，神态威严，身前跪拜着姑苏各色官员，身后则跟随一众随行的宫廷要员和皇家侍卫。将视线拉长，可见乾隆前行的道路上，多位皇家侍卫驾马开道，街边人头涌动，无不是下跪迎驾的官员，并且此道与其他道路的路口皆为帐幕阻隔，闲杂人等不得入内（见图9）。
图9
目光后移，将镜头聚焦到大运河面之上，可见一悬有大清皇家龙旗的华丽游船，此乃乾隆帝之母崇庆皇太后的御舟（见图10）。两岸皆为跪倒在地恭迎圣母的江南命妇，亦有高大牌坊林立，上书“万寿无疆”、“恭迎圣母”，下设香炉红烛。其间彩棚不下百座，另设有戏台二十有余，台上戏子长袖善舞，并有手持“天下太平”者。此皆专为乾隆南巡而设，足可见乾隆南巡的浩大声势。
图10
弄如此浩大的声势进行南巡，乾隆帝因何起意？于公，官方文献的解释是“法祖观民”,“检视河工”以及“查民省方”。即效仿皇祖康熙巡幸江南，检视河工，体察民情，以此进一步强化皇权统治；于私，乾隆帝初次南巡称是“奉皇太后蜜舆，载临江浙，问俗省方，行庆施惠。”，即为庆祝其皇母六十岁大寿，奉皇太后命进行南巡，前后四次皆是如此。当然，这并不能排除乾隆本人对江南地区的向往之情，他亦云“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当真仅是如此吗？
（二）诗中江南：盛世之忧虑
我们回看《乾隆南巡图》卷六《驻跸姑苏》。前文笔者已经交代了本画卷的主要内容，却刻意保留了画作的核心内容，即为乾隆的御制诗。《乾隆南巡图》的特别之处在于，每卷画作都是依据一首御制诗的内容展开，正如徐杨在《南巡图》卷尾跋文处所写“皇上命臣徐扬恭绘御制南巡诗意，为图十二卷。”十二首诗选自乾隆南巡途中所作的二百九十一首，皆是乾隆帝南巡途中的所闻所感。而其中卷六的御制诗为：
“牙墙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舞新歌翻觉闹，老扶幼挚喜相趋。周诸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道弊无。入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见图11）
图11
单就诗句而言，我们实则无法察觉乾隆帝面对江南盛世之景象的欣喜之情，倒是可以看出一丝对江南浮华民风的忧虑。他在诗中表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即为体察江南民风和考核官员政绩。一句“入耳信疑还各半”，彰显了乾隆对江南官员并不信任的基本态度——实在与画作中表现的江南官员齐齐跪倒在乾隆面前，绝对臣服的样子形成鲜明的反差。此点在第十二卷的御制诗中更为露骨地体现：“所期赤县足衣食，颇虑南邦尚管弦。百岁修和匪易致，勤思保泰益钦旃。”乾隆帝在此直接挑明了对富庶江南社会奢靡风气的敏感态度，同时做为满人君主，对这片传统汉人生活区域繁华背后的不安定因素深感顾虑。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乾隆帝的臆想。乾隆第四次南巡后不久，亦是徐杨作成《乾隆南巡图》创作期间，江南爆发了著名的叫魂案，一年之内波及全国十二个省份，造成全国性质的妖术大恐慌——清廷经过近一年的追查捉拿，却发现此事件本是无中生有，只得不了了之。此事件却暴露出群众的愚昧无知、官僚集团的欺上瞒下、乾隆皇帝的敏感焦虑等诸多问题，满汉矛盾、君臣冲突、中央与地方的潜在对立一并爆发出来，而这一切的集中表现区域便是江南地区。
因此，江南地区在乾隆帝眼中，扒下盛世气象的外衣，暴露出威胁清帝国的顽疾——即为“常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毒化”。诚如乾隆帝所忧虑地那般，他在行使君权的过程中遇到了行政官僚体系的阻碍——这些官僚，尤其是地方官僚，在其辖区爆发社会事件后往往选择向上封锁消息，向下推卸责任，一旦事件无法掩盖，为君主知晓，便“尽力将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所以乾隆帝在《南巡图》卷六所题的御制诗所表现的对江南官吏的猜疑是自然的，在日后的叫魂案中，上述“常规化”的操作在江南官吏的身上展现地淋漓尽致，其中便包括撰写《南巡盛典》的两江总督高晋，实在是讽刺。因此，乾隆帝南巡所谓的考察吏治并非虚言，可以算作君权对官僚机器介入干涉的另类形式。
若乾隆帝对江南地区的忧虑归为江南官僚系统的堕落不免肤浅，其根源应从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寻找。富庶的江南地区，诚如画作表现所言，实乃清乾隆时期的经济重心与文化重心。衍生于小农经济而逐渐脱离小农经济的商品经济在此片优渥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并生成了高度商业化的江南社会——这是我们能在画作之上直观感受到的，那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商铺，正是江南商业社会的缩影。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自是不必多说。种种上述盛世表象，本身却是与重农抑商的政策相违背，更是与以农为本，小农经济主体的清帝国经济基础相悖。乾隆帝自然晓得其中端倪，诗中称赞江南富庶的同时，不免为浮华的民风，重利的氛围感到深深忧虑。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的满人身份。虽其本人早已汉化，精通诗词书画，骨子里却留有对汉化排斥的本能。当然，这并非其自身因素，他代表着整个满人统治集团的利益所在，而满汉矛盾却是不容忽视。在清代起事中，往往会披上种族矛盾的外衣，借以壮大势力，以此谋反，这亦是满洲统治者的心结所在。江南地区，由于清初满人征服所采取的高压政策，带来了诸如“扬州十屠”此类的屠杀惨剧，同时又因保留汉文化的根基，满汉矛盾较为尖锐。纵然已过百年，乾隆帝仍对江南地区存在一定的警觉，自然不奇怪。
一、结语
从画中江南到诗中江南，皆为《乾隆南巡图》卷六《驻跸姑苏》反映的内容，却展现出别样的江南风貌。画中的江南，村落平阔清静，城镇繁荣热闹，百姓安居乐业，官员忠诚体贴，乾隆庄严肃穆，尽展圣明天子风姿；诗中的江南，虽是堂皇富丽，却是民风浮华，官员狡诈，乾隆帝乃是顾虑丛生。画与诗的结合，展现了《南巡图》中双重的江南形象，前者可视为帝王理想治世的凝结，后者则是帝王面对挑战专制的现实反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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