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主要生活于东汉顺帝至桓帝年间。他出身于世代贫寒的牛医家庭，自己也是布衣生活一生，既无丰功伟业显赫于当时，亦无名山之作留传于今人，可以说是一位十分平凡的人物。然而，正是这么一位十分平凡的人物，却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与赞誉，被后人视作东汉时期的“一个谜样的人物。”是探究东汉后期社会的一个重要视点。
一
在范晔的《后汉书》里，有一《黄宪传》，然其中关于黄宪本人的事迹十分简略，更多地却是记下了与黄宪同时代的一批士人（里面包括在朝者、在野者、恭谦者、狂狷者）对黄宪的许多钦佩、赞誉之言行‘。
归纳众人的言说，其意思实际上是一致的，即在黄宪的身上，有一种诱人的魅力。
还是在黄宪生活的时代，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就有个基本观点：荀淑认为，黄宪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渊的再生，而戴良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固难得而测矣”，则是直接将黄宪比作孔子(《论语·子罕篇》言，颜渊曾感叹说，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他们的看法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汝南先贤传》曰：黄宪“不矜名以诡时，不抗行以矫俗，窥其门者，莫敢践其庭，睹其流者，不能测其深，时人论曰，颜渊复生乎！”南朝刘宋的范晔于其《后汉书·黄宪传论》亦曰“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玼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故尝著论云。” 这就是说，黄宪的魅力与儒家大有关系。
在孔门弟子中，颜渊是一个最受其师宠爱的道德楷模。孔夫子夸奖他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二过。”“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由此而言，颜渊是个心境淡泊，安于贫穷，且又勤奋好学之人，在这些方面，黄宪的确与颜渊有其相似之处，但是，在行为准则上，二人却有很大的不同。
《论语·颜渊篇》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通过师生间的这一谈话可以得知，尽管颜渊的行为与积极入世干进求禄，以天下兴衰为己任的儒家学说显得有些不大协调，但他仍然是在以儒家的准则规范着自己的行为。
黄宪则不然，他的行为方式，主要是来源于道家思想的指导。
《后汉书·黄宪传》曰：“太守王龚在郡，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天下号为‘徵君’。”《后汉纪》卷二十三曰：黄宪“举孝廉，无就之意，其僚辈皆瞻于宪，以为准的。于是俱到京师，称病而归也。”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黄宪行为的材料，仅此而已，不过，联系当时人的众多评论，我们还是可以为黄宪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心境开阔宁静，面目和蔼安祥，安于贫穷，遇事无争，一切任其自然，仿佛脱离了世俗世界，永远地生活在一个理想的意境之中。
黄宪的表现，很容易令人想起《老子》二十章的那位“我”：“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而由戴良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固难得而测也”；郭泰的“叔度汪汪若千顷阪，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等语，则又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到《老子》十五章中对那位“善为道者”的描述：“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澹之其若海；飘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而从《汝南先贤传》的“不矜名以诡时，不抗行以矫俗，窥其门者，莫敢践其庭，睹其流者，不能测其深，”范晔的曾祖父“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等内容中，我们也能清晰地见到道家思想的人格形象。
二
黄宪之所以能在士大夫中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能够成为历史上一个“谜样的人物”，与他所处的那一时代有着极大的关系。
黄宪生活于东汉末年，那是一个社会危机深刻，思想文化出现变革的时代。
西汉中叶，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的中央专制政权，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天人感应神学推上了思想霸主的地位。一方面，天人感应神学为大一统专制政权的合理存在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稳定的大一统社会又为天人感应神学的顺利推行和维持其思想霸主的地位而提供坚实的基础。二者关系密切，相辅相成。而两汉士人则在稳定的大一统社会里依附在群体、王朝的身上按照天人感应神学赋予他们的信仰、价值、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来干进求祿，建功立业，获取人生的价值，个体与社会处于一种十分融洽的状态之中。
然而，自东汉安帝以降，随着政治的黑暗腐朽，社会则一步步陷入危机，而到黄宪生活的桓、灵之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已走向极点，特别是其间发生的两次“党锢之祸”，对于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地为王朝的兴衰而抗争、努力的士大夫而言，更是无情的抛弃、摧残和蹂躏。天人感应神学所宣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也因此而受到猛烈地冲击，人们普遍地心情茫然，焦躁不安，陷入巨大的悲苦和迷惘之中：
《后汉书·逸民传》曰：“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反；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 按照天人感应神学的理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修身立德本来是干进求禄、建功立业的先决条件，但是，现在当士人们遵循儒家学说一片忠心来为国效力之时，迎接他们的却是皇帝的冷酷、朝廷的屠刀，是生命的毁灭，口唤“奈何”，“相抱而泣”，显现出来的是士人矛盾困惑的心态和艰难痛苦的人生选择。
第一次党锢之祸时，李膺被免官返乡禁锢，其友荀爽见朝野有请李膺入朝之意，“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便致书李膺劝其“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然李膺不听，于陈蕃、窦武“共秉朝政”时，出任长乐少府。“后张俭事起，收捕钩党，乡人谓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弄，臣之节也。吾年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诸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正因为李膺遵循传统观念而将个体与朝廷融为一体，所以尽管是屡起屡贬，但对朝廷依然是忠心不贰，所以他才不愿意接受荀爽的屈节全身，“与时抑扬”的规劝。而当朝廷将其抛弃之时，也就有了无所措手足的迷惘，有了“去将安之”的困惑和疑问。
范滂与李膺齐名，亦是桓、灵年间士人的著名领袖，而那种被朝廷所遗弃的困惑同样长期地困扰着他，至死都没有获得解脱。第一次党锢之祸时，范滂被诬下狱，倍受楚毒，禁不住仰天叹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与之决……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吾为善，则吾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修齐治平，原本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去恶循善，亦是儒学历来之主张，然而，当范滂于“循善”之途上努力前行时，得到的竟是“身陷大戮”。范滂困惑了，百思不得其解，所以他要仰天长叹，所以他要向儿子留下一份带问号的遗嘱：“使吾为恶”？根据先圣哲人的教诲，恶是不可为的；“使吾为善”？但自己循善一生，到头来却落了个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究竟应该如何是好呢？这与其说是遗嘱，毋宁说是范滂困惑心境的自我表白。
也正是在李膺、范滂等士人固守传统价值观念而又迷惑不解的时候，另有一批士人则开始觉悟，在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中将个体与朝廷分离开来，如何有效地保存个体的存在成了人们所关心和实践的重点。《后汉书·马融传》曰：“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涼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踴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后汉书·郭太传》云：“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
然而，虽说郭泰等人能够转变观念，以道家思想为指导，注重个体，珍惜生命，将保命全身视作人生的第一要务，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的束缚，生活得十分的矛盾。东晋后期的葛洪于其《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正郭》篇中批评郭泰道：“知汉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办，审矣。法当仰隮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于峻岭，寻渔父于沧浪。若不能结蹤山客，离群独往，则当掩景渊洿，韬鳞括囊。而乃自西徂东，席不暇温，欲慕孔墨栖栖之事。”葛洪的批评是可以商榷的，但他揭露郭泰的那种心神不安，矛盾困惑的表现倒是郭泰的真实。与郭泰同时代的徐稺就曾为此劝说过郭泰。《后汉书·徐稺传》曰：徐稺“尝为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归葬，穉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时会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数十人，闻之，疑其稺也。乃选能言语生茅容轻骑追之。及于途，容为设饭，共言稼穑之事。临决去，谓容曰：‘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系，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的确，郭泰一生是极其矛盾的。他不隐不仕，不出不入，与李膺、陈蕃等一大批党人关系密切，却又不直接参预同腐朽势力的抗争。建宁二年，当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人被宦官所害时，郭泰“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鸟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巨大的悲痛中充满着对党人的同情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也就是说，尽管郭泰等人没有象李膺、范滂等东汉党人那样面对着朝廷的抛弃而手足失措，但情系朝廷之心仍在，心里头仍然盘绕着治国平天下的浓厚情结，生活得痛苦而沉重。
黄宪则不然，同样面对着黑暗腐朽的现实，但他却心不存是非，不抗争，不愤世嫉俗，超然物外，任其自然，以一种淡然的心态去应对世间的一切，这在同辈人中是绝少见到的，但又是人们所向往的，所以也就特别地具有吸引力。
自西汉武帝推行察举、征辟制度之后，地方评议、即所谓的“清议”则成了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人们先要在地方上建立一个好的名声，才有可能成为察举征辟的对象而进入政坛施展自己的才干，实现人生的价值。因此，西汉中叶以降，名逐渐成了人们越来越关注和追逐的内容。到东汉后期，清议盛行，名更是成为整个社会处心积虑地追逐之物。士人们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名声，可谓是煞费心机，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
《后汉书·孔融传》曰：“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来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表面上看，孔融的煞费苦心是为了一暏李膺的风采，但事实上则是孔融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声。因为，李膺是东汉后期的士人领袖，“是时朝庭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也就是说，谁能与李膺相亲近，顿时即可获百倍之身价，如当年郭泰游学洛阳之时，就因为得与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自己也成了太学生的领袖。而孔融的成名，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他这次独出心裁地与李膺的接识。
如果说孔融尚是在动用智慧来为自己获取名声的话，那么，赵壹、曹操等用来获取名声的手段就有些近乎无赖了。《后汉书·赵壹传》曰：“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爱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令左右往让之，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郦食其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则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坐者皆属观。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尚臥未起，壹迳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举声哭，门下惊，皆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谓曰：‘子出矣。’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壹。……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曹操身为宦官之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名声而引起社会的注意，他接受桥玄的建议，千方百计地与清议领袖许劭相周旋，最后竟然不惜以胁迫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汉书·许劭传》曰：“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功名历来就是人生的最大诱惑，更何况黄宪又生活在一个如此重名的时代，要抵御住功名的诱惑，以一种“愚人之心”超然其上，这在当时人看来是极其困难的，所以陈蕃要说，“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存乎心。”“鄙吝”，功名之谓也。
黄宪的出现，是时代的使然。在东汉末年，有一大批士人如周燮、徐稺、冯良、李云、姜肱、申屠蟠、韩康、矫慎、戴良、法真、庞公等等，均能摆脱儒家观念的束缚和对朝廷的关切、依赖，接受道家思想，将目光聚焦于个体之身，自觉地远离政治，归隐山野，由此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逸民”阶层（隐逸之人由来已久，然大批士人自觉地投入这个行列，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当在东汉末年，所以，范晔于《后汉书》中首创《逸民传》，而其中所载者大多为桓、灵间人）。这些所谓的逸民们一方面是远离政治舞台，闭门保命全身，另一方面是由社会关切转向精神超越，追求一种独立人格和超脱的境界。这从延笃的一封信里可窥见一斑。《后汉书·延笃传》曰：京兆尹延笃因得罪大将军梁冀而归乡教授，闻前越嶲太守李文德欲通过公卿荐举自己返回朝廷，于是写信给李文德说：“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来命虽笃，所未敢当。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盈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的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
然而，与黄宪相比较，这批接受道家思想的所谓“逸民”中的大多数则是迫于形势的无奈选择，心中并非澹泊宁静，而是有着浓厚的愤世嫉俗的情绪，所以显得矛盾造作，不太自然，缺乏人格魅力。如申屠蟠是一被蔡邕称之为“禀气玄妙，性敏心通……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 )的人物，但事实上申屠蟠并不能如黄宪那样以“愚人之心”来面对社会。《后汉书·申屠蟠传》曰：“太尉黄琼辟，不就。及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与相酬对，既别，执蟠手曰：‘君非聘既征，如是相见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也，何意乃相拘教乐贵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复与言。再举有道，不就。”又如周勰，史称“少尚玄虚”，“幕老聘清静”。但透过《后汉书·周勰传》则可以读出别样的内容：“时梁冀贵盛，被其征命者，莫敢不应，唯勰前后三辟，竟不能屈。后举贤良方正，不应。又公车征，玄纁备礼，固辞废疾。常隐处窜身，幕老聘清静，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至延熹二年，乃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及秋而梁冀诛。” 据此可知，所谓的“少尚玄虚”，“幕老聘清静”等等，只不过是保命全身的手段而已，并非出于自愿，所以当周勰察觉到梁冀集团行将覆灭之时，便结束其“隐处窜身”，“杜绝人事”的寂寞生活，“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开始了对人生的纵情享乐。
与那些隐士、逸民们相比较，黄宪的行为举止绝无被迫无奈和矫柔造作之嫌，一切纯粹出于自然。“不矜名以诡时，不抗行以矫俗”；“隐处窜身”，但无“隐以自高”的心态与言行；不逐功名，却又不以此而自我炫耀。心境澹泊，听任自然。在时人眼中，黄宪犹如“姑射山”上那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超然世外，潇洒飘渺，然而，他又切切实实是一个可以触摸，能够与之攀谈对话、交往周旋的真实存在。在一个矛盾困惑、焦虑不安的年代里，黄宪的存在如同撑起了一个心灵的避难之所，令人们情不自禁地要追随着他而与之亲近。《老》《庄》里的“大人”、“真人”、“神人”在这里由文本走入社会，由虚幻变为现实，道家思想终于凭借着丰厚深邃的内涵在东汉末年为自己塑造出了一个魅力四射的真实典型。
[11]秋，七月，已卯，改元，赦天下。
[12]壬寅，太尉马英薨。
[13]烧当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烧当世嫡，而校尉马贤抚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结，共胁将诸种寇湟中，攻金城诸县。八月，贤将先零种击之，战于牧苑，不利。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胁将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
[14]甲子，以前司徒刘恺为太尉。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锢二世。至是，居延都尉范复犯臧（贪污）罪，朝廷欲依光比；刘恺独以“《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一条著名司法原则。），所以进人于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陈忠亦以为然。有诏：“太尉议是。”
[15]鲜卑其至寇居庸关。九月，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之俱殁；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陽、渔陽、涿郡甲卒救之，鲜卑解去。
[16]戊子，帝幸卫尉冯石府，留饮十余日，赏赐甚厚，拜其子世为黄门侍郎，世弟二人皆为郎中。石，陽邑侯鲂之孙也，父柱尚显宗女获嘉公主，石袭公主爵，为获嘉侯，能取悦当世，故为帝所宠。
[17]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
[18]冬，十一月，已丑，郡国三十五地震。
[19]鲜卑寇玄菟。
[20]尚书令讽等奏，以为“孝文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告假奔丧）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断大臣行三年丧。”尚书陈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雕损。陛下听大臣终丧，圣功美业，靡以尚兹（没有哪一项比这更为崇高）。《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时宦官不便之，竟寝忠奏。庚子，复断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行三年丧一项制度的斗争。）
袁宏论曰：古之帝王所以笃化美俗，率民为善，因其自然而不夺其情，民犹有不及者，而况毁礼止哀，灭其天性乎！（严厉批评安帝。）
[21]十二月，高句丽王宫率马韩、貊数千骑围玄菟，夫馀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是岁，宫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使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帝从之。
延光元年（壬戌、122）[1]春，三月，丙午，改元，赦天下。
[2]护羌校尉马贤追击麻奴，到湟中，破之，种众散遁。
[3]夏，四月，京师，郡国四十一雨雹，河西雹大者如斗。
[4]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数纠发奸恶，怨者诈作玺书，谴责焕、光，赐以欧刀，又下辽东都尉庞奋，使速行刑。奋好斩光，收焕。焕欲自杀，其子绲gǔn疑诏文有异，止焕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他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焕从其言，上书自讼，果诈者所为，征奋，抵罪。（都尉庞奋能斩太守？太离谱。）
[5]癸巳，司空陈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刘授为司空。
[6]已巳，封河间孝王子德为安平王，嗣乐成靖王后。
[7]六月，郡国蝗。
[8]秋，七月，癸卯，京师及郡国十三地震。
[9]高句丽王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其后貊率服，东垂少事。
[10]虔人羌与上郡胡反，度辽将军耿夔击破之。
[11]八月，陽陵园寝火。
[12]九月，甲戌，郡国二十七地震。
[13]鲜卑既累杀郡守，胆气转盛，控弦数万骑，冬，十月，复寇雁门、定襄；十一月，寇太原。
[14]烧当羌麻奴饥困，将种众诣汉陽太守耿种降。
[15]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
[16]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尚书仆射陈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婬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滋生，荆、扬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骈马，相望道路，可谓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发民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间托叔父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为陛下欲其然也。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灾之发，必起于此。昔韩嫣（汉武帝故事。）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漏泄之奸（石显攻击陈咸泄露机密）？尚书纳言，得无赵昌谮崇（赵昌诬陷郑崇）之诈？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朱博依附傅氏皇后家族而取得援助）之援？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王凤谋害王商）之谋？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已，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书奏，不省。
时三府任轻（没有实权），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shěng变咎，辄切免三公，陈忠上疏曰：“汉兴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臣忠心常独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褒，今者灾异，复欲切让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诚；故知是非之分，较然有归矣。又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宜责求其意，割而勿听，上顺国典，下防威福，置方员于规矩，审轻重于衡石（称砣），诚国家之典，万世之法也！”（历数前汉弊政。）
[17]汝南太守山陽王龚，政崇宽和，好才爱士。以袁阆为功曹，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阆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蕃性气高明，龚皆礼之，由是群士莫不归心。
宪世贫贱，父为牛医。颍川荀淑至慎陽，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阆曰：“见吾叔度耶？”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自以为无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固难得而测矣。”陈蕃及同郡周举尝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泰，曰：“奉高之器，譬诸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即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黄宪神人乎？）
范晔论曰：黄宪言论风旨（见解），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吝（清除了自己的不良杂念），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无法言说）！余曾祖穆侯（范汪）以为：“宪，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都不能达到他的分寸），清浊未议其方（都不能道出他的境界），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大概差不多是这样的吧）！”
二年（癸亥、123）[1]春，正月，旄牛夷反，益州刺史张乔击破之。
[2]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圣为野王君。
[3]北匈奴连与车师入寇河西，议者欲复闭玉门、陽关以绝其患。敦煌太守张上书曰：“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谨陈西域三策：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今新疆东部巴里坤湖附近）、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陈忠上疏曰：“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孝武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非良计也。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按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帝纳之，于是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在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新疆为中国版图，得来不易，向这些血洒边疆、殚精竭虑的祖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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