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统一岭南之前，南越大地的文化还相当落后，朴素的儒学还没有被接受、融会和更进一步撰述的条件。秦统一岭南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汉用秦制，赵佗创立的南越国也保留了原来的制度。大量出土的量器竹尺、木尺、容器用斗和升、衡器用石、斤、两都与北方基本一致。文字也是使用汉字书写工具为木简。从《史记》的有关记载来看“汉字已成为南越国的官方文字并在国内普遍流行。”
西汉中后期可能已有培养人才的机构番禺邓宓、浈阳何丹已在当地举秀才任官职。东汉光武帝时遣“政有名迹”的卫飒出任桂阳太守所辖含氵匡、浈阳、曲江皆越氵匡地。卫飒是一个重视教育以儒风化天下的政治家。《后汉书?卫飒传》云:“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卫飒还凿山铺路置邮驿罢私自铸铁“视事十年郡内清理。”
卫飒的继任者茨充“亦善其政教民种植桑柘麻拧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同时期任延为九真太守亦教当地之民铸田器、用牛耕，推行一夫一妻制，使岭南华风大变。东汉末陶基、李进先后为交州刺史，陶亦“教以婚姻之道训以父子之恩。设庠序立学校阖境化之。”李则奏请“贡士”并获准后有阮琴以茂才任司隶校尉。
文化的发展与变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两汉数百年劝教训导才渐渐地“邦俗从化”“华风大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图书当然是少不了的重要工具。“设庠序立学校”当然就少不了教本。这些南下官员和日渐培养出来的当地“茂才”会不会著书立说史无记载。但卫飒在任时曾编撰《史要》一书广为流传是确实可靠的。《隋书经藉志》史部著录“《史要》十卷”并注曰:“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
《史要》一书早轶但从这条注释可知它是摘录《史记》的史实、世事、名人、名言、名句分类编排以供人随时查阅的。《史记》虽然没有像《汉书》把儒家置于绝对中心的地位，但儒家思想也是贯穿其中的。《史要》的编撰者与《汉书》作者班固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其突出儒家思想当不会例外。
南下官员带来北方的文化推动了南越人思想的启蒙但同时也给南越人那纯洁的头脑涂上一层浓重的儒家思想色彩这为岭南儒学的兴起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陈钦是岭南儒学的真正开山之人。陈钦字子佚，苍梧广信（今封开县）人，曾“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刘歆是大博学家、光禄大夫刘向之子，好《古文尚书》、《左氏》，是西汉古文经学的开创者。曾力争于太学立古文博士，后被调离京师为河内太守。其时古文经学未立学官，但朝野上下钻研古文经的学者为数不少，影响很大。王莽从陈钦学《左氏》即是一例。后王莽以安国公秉政，把古文经学作为篡权执政的工具，在太学里立《左传》等故经博士。其后改汉为新，以刘歆为国师，正式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陈钦于《左氏》学独有创见，所著《陈氏春秋》，既以“陈氏”名《春秋》可见其影响之大，学术地位之高。其子陈元亦“少传父业”并“为之训诂”。《陈氏春秋》既有陈元“训诂”必能传世。但由于陈钦对王莽的作为“看不惯”，被封为厌难将军，遣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驻边。后王莽欲与单于咸讲和，拿陈钦下狱。陈钦深知王莽之用心:“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含愤自杀于长安狱中。
陈钦《陈氏春秋》与陈元《陈氏春秋训诂》当是岭南人撰写最早的学术专著，首开岭南经学先声。
陈元，字长孙，在家乡时即钻研《左氏》，“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后“因父任为郎。”至东汉陈元经学已有相当大的影响，与著名学者桓谭、杜林、郑兴等齐名，“俱为学者所宗。”
东汉建武初，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光武帝在云台见召诸卿大夫、博士讨论。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又“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辑引《史记》所谓“谬录《左氏春秋》三十一事”具奏。陈元闻之遂上疏力陈范升之非:“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蝶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织微，指为大尤，抉瑕寡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陈元针对范升“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的论点驳斥说:“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陈元与范升的辩难反复十余次，终于取得了胜利，得立《左氏》于太学。因陈元才学渊博，“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但光武帝为了平息两派情绪，“以元所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然而《左氏》之立，仍遭到公卿以下多人的反对，适李封病卒，《左氏》又废。但《左传》确实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东汉以后逐步占据了春秋学的主导地位。而这正说明，陈元所具有的深远的洞察力和对《左传》的研究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他面对学术权威，无所畏惧，为了学术不怕牺牲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陈元有《左氏异同》、《春秋训诂》及其它许多著作都未能流传下来。但他研究《左氏春秋》的成就，已为后辈学者所吸收。历史学家不没其实，给陈元以很高的评价。《随书经藉志》称:“时陈元最明《左传》。”屈大均《广东新语》说:“汉仪郎陈元以《春秋》、《易》名家。”《广东通志》和《广西通志》的“儒林传”都把陈元列首位。《广东通志》说:“陈元独能以经学振起一时，诚岭海之儒宗也。”元子坚卿亦有“文章名”，时称“三陈”。三陈确是岭南儒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23]王莽末，交趾诸郡闭境自守。岑彭素与交趾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陽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锡光者，汉中人，在交趾（越南河内），教民夷以礼义；帝复以宛人任延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种嫁娶；故岭南华风（中原的文化习俗）始于二守焉。
[24]是岁，诏征处士太原周党、会稽严光等至京师。党入见，伏而不谒（伏下身子，不叩头拜谒），自陈愿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离开）。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珍藏图书典籍的云台下面。后为东汉明帝派人放置光武帝拂过中兴时的二十八员功勋卓著的大将画像的高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有决斗之意，顶上牛了。）书奏，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罢之。”（刘秀能宽容人。）
帝少与严光同游学，及即位，以物色访之，得于齐国，累征乃至；拜谏议大夫，不肯受，去，耕钓于富春山中。以寿终于家。（隐士，无意官场。）
王良后历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陽，疾笃，不任进道，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不应，卒于家。（朋友无理。）（刘秀时代，能人无论为官与否，很少有自杀等现象，大多善终。）
[25]元帝之世，莎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昆仑山脉北麓，隶属于喀什地区。）王延尝为侍子京师，慕乐中国。及王莽之乱，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属；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延卒，子康立。康率旁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城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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