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修筑。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随时防备匈奴的袭扰，令蒙恬在原来秦、魏、赵、燕等国旧长城的基础之上，修筑了一条“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新长城。秦长城的许多部分，在汉代还较为完整地保存并继续发挥作用，当时人们称它为“长城”或“故塞”，成为汉初抗御匈奴南下的重要边防设施。
早在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时，高祖就曾令人“缮治河上塞”，不久又修筑“辽东故塞”，这些都是对秦长城的重新缮修。直至反击匈奴的战争开始之后，汉武帝继续对秦长城加以修缮利用。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军收复了“河南地”，卫青奉命“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根据考古调查和文献记载，这次修缮并非都是对秦时长城的简单整治，有一些地段还是新筑的。这些新筑的地段，与秦长城相比较，位置向南推移，如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汉长城，距秦长城竟有数百里；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及陕西神木、榆林诸县之北的榆溪故塞，卫青又“广长榆”，把旧日通过大规模种植榆树所形成的一道边塞加长加广，大大增强了汉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御能力。可见此次修缮秦长城的范围并不局限在“河南”一地。
然而，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不断胜利，仅仅依靠维修和利用秦长城，已经不能满足汉朝的需要。因此，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天汉元年（前100年）这12年间，西汉王朝又先后组织了七次大规模修筑边塞的行动，兴建起了长达2000公里左右的新的长城，当时人不以“长城”名之，而是统称为“塞”，或称这些边防防御工程为“障塞”、“城障”、“列城”、“外城”、“亭障”、“亭塞”、“享燧”等等。这些障塞亭燧及边墙，大体上可以分为“西塞”、“居延塞”和“塞外列城”三部分。
所谓“西塞”，是古人对汉朝在占据河西走廊及开通西域过程中所修筑的防御工程的通称，因地处秦长城之西而得名。
西塞的东部起点，是金城郡的令居，在今甘肃省永登县境。由此逶迤而西，直至敦煌郡的玉门关。其直线距离约为950公里，折合汉里约为2375里，它的修筑，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汉将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数万兵士击溃了叛乱的西羌；同年秋，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数千里，对河西地区进行了最后一次扫荡。与这些军事行动密切配合，汉朝“初置张掖、酒泉郡”并调发“数万人渡河筑令后”。这既是西塞建置的开始，也是西汉王朝第一次大规模地兴建新的长城。
据《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之说，此次修筑的边塞，始于令居，止于酒泉，大约是从令居北行，经张掖、休屠（今甘肃武威北）、武威（今甘肃民勤东北）而折向西行，即从北纬37度以南，沿东经103度以东向北行，至北纬39度以南折向西，经日勒、删丹至今张掖；然后又自张掖沿甘州河（今黑河上游）东岸西北行，经今临泽、高台、稹夷营而至毛目（今甘肃鼎新），再折向西行至酒泉，全长的直线距离约为450公里。
这段汉长城，可称为“西塞东段”，它的修筑，有利于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局面，使西汉王朝初步实现了隔绝匈奴与西羌交通的战略构想，同时也使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
西塞修筑的第二阶段，始于元封四年（前107年）。在此前一年，为保护汉朝的西行使者，同时也是为了在西域的东部取得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亲附汉朝的据点，汉王朝发动了楼兰之役。在攻破楼兰、姑师之后，汉军“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玉门亭障始自酒泉，元封四年所筑。此处的玉门即玉门关，乃指玉门都尉治所而言，在敦煌郡治敦煌之西。
此段汉长城，可称为“西塞西段”，它起自毛目以西，先沿北大河（今临水）至三墩西北，临水于此折而南流，长城则自此向西，直至酒泉西北营盘堡北，又傍疏勒河向正西而行至玉门关，全长大约500公里左右。
长城的西延，实际上是汉朝兵威西渐的一部分，它既是汉朝用兵西域第一阶段的战果之一，又对此后汉朝继续经营西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此后，汉朝西筑亭障的行动仍未停止。太初三年（前102年），李广利逼降大宛，汉朝的亭障又从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已伐宛，……岁余，……而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对于此事，《汉书.西域传序》则记为“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有亭，……”。“盐水”与“盐泽”，所指略有不同，但其大概方位，均是今新疆罗布泊地区。通过考古调查可见，由营盘（东经87度30分，北纬41度）西北沿库鲁克塔格尔山南麓、孔雀河北岸，西北经沙漠至库尔勒，在170公里以上的古道旁，发现了绵延不绝的烽火台，一直延伸到库车的西北（东经32度50分，北纬41度30分）为止。这些烽火台的建筑结构，与在甘肃境内的汉代亭燧相同，只是不像敦煌以东那样有长城相连接。这应当就是文献中所说的“西至盐水”的亭障，它的终点。可能是渠犁附近、孔雀河上游的连城。
这些亭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西塞的发展和延续。它们不仅构成了一条军事防御线，而且还构成了交通线和供给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亭障还为汉朝向更西的远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亭障西至盐水，表明当时汉武帝仍有继续向西拓展疆土的打算，只是由于后来国内形势发生剧变，促使汉武帝颁“轮台诏”而改弦更张，西筑亭障才告终止。
居延塞的修筑。在河西走廊的北侧，自东而西横亘着龙首、合黎和马鬃三山，这即是通常所说的“北山”。与位于走廊南侧的祁连山脉（又称“南山”）的陡峭挺拔、雄伟浑厚不同，北山的山势低平，而且还有几处缺口。这几处缺口不仅使强劲的朔风把大量飞沙带进了走廊，形成了大片的风成沙丘，而且也为来自北方的敌人突入走廊留下了通道。
出现在合黎山与马鬃山之间的分断，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缺口。这里地形平坦开阔，戈壁、沙漠广布、植被稀少，弱水（今额济纳河，又称居延水）南北纵贯，其终端汇潴成居延海，古称居延泽。弱水两岸及居延海周围灌丛密集，水草丰足，是一片宜农宜牧的大绿洲。“居延”本为匈奴中地名，系因安置所获“居延人”而得名。
秦汉之际，匈奴的骑兵沿弱水南下而进入河西走廊，既控制了自漠北而至河西、西域之通道的要冲，又可沿甘州河翻越祁连山而到达羌人的游牧地区1。显而易见，封堵此一缺口，对汉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筑西塞，将这一缺口用长城封锁起来，但自漠北沿弱水两岸通往河西的通道并未切断。自漠北战役后，匈奴单于王廷不断西移，渐与汉酒泉郡相直，因此，酒泉郡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而居延海一带更加成为关乎大局的战略要地。
针对此种情况，西汉朝廷不断采取措施，试图强化河西防务的这一薄弱环节。起初，汉朝以重兵屯守居延的方式来控制此地，至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在这一带修筑起障塞亭燧。据《史记?匈奴列传》，负责修筑居延塞的，是强弩都尉路博德。居延塞起自居延泽西，索果淖尔（今内蒙古苏古诺尔）之南，沿额济纳河直至毛目之南，在东经100度--101度30分之间、北纬40度--41度30分之间西南斜行，全长约为250公里。
与居延塞修筑相同时，汉武帝又下令在五原塞外筑城障列亭。经考古调查可知，居延塞自居延泽之东北与上述塞外列城相连接。又据《史记?大宛列传》，同是在太初三年，汉武帝为准备第二次伐大宛，“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即设置居延都尉和休屠都尉。显而易见，筑居延塞仅仅是太初三年汉军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的一部分。就其直接的目的而言，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匈奴乘汉军远征大宛之机袭扰汉边而为。
果然，当李广利率军西征之后，匈奴便两路出兵，一支攻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并沿途破坏五原塞外徐自为所筑城塞亭障；一路由右贤王率领攻酒泉、张掖，虏掠数千人。但在汉军的反击之下，右贤王军很快便败退，“尽复失其所得而去”。
然而，居延塞的修筑又不仅仅是为酒泉等郡增添屏障，它实际上更是汉军的一个前方基地。由于这里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因而很快就成为西汉边塞屯田的一个中心，牢牢地控制了深入蒙古大漠的最捷近的路线，为以后西汉王朝犁廷扫穴创造了前提。
塞外列城的修筑。所谓“塞外列城”，是指汉武帝时期于秦长城以北亦即阴山以北所修筑的边防工程。塞外筑城，始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据《汉书?武帝纪》，当时匈奴乌（一作詹）师庐单于好杀伐，内部不安。是年五月，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而降汉。为接应左大都尉，武帝“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此城具体地望不详，约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据《汉书?匈奴传》载，太初二年秋，乌师庐单于曾遣骑兵攻打受降城，不能下，乃侵边而去。其后，汉置受降都尉长驻此城，可以推见受降城的规模较大，屯兵亦较多，其作用相当于汉边的前哨阵地以及汉军出征的中转站。
太初三年，汉武帝在路博德筑居延塞的同时，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五原塞位处阴山南麓，系由原来的赵长城与秦长城构成，地当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固阳县一带。徐自为所筑的塞外列城，则是建筑在阴山北麓的蒙古高原之上，又称“光禄塞”、“光禄城”、“武帝外城”等。
由考古调查得知，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实际上是南北两卢朐，山名，地在阿尔泰山南麓某地。道长城。在今内蒙古乌特拉后旗的乌力吉苏木、宝音图苏木、巴彦前达门苏木以及乌特拉中旗的巴音杭盖和乌兰苏木一带，两道长城相距2至30公里，呈不等距的并排排列。而后向东，北面的一道由乌特拉中旗的桑根达来苏木进入达茂旗的红旗牧场，约由百灵庙之北折向东南入武川县西部，与大青山北麓的长城会合；南面的一道则由乌特拉中旗的新呼热苏木进入达茂旗的新宝力格苏木、西河苏本和固阳县北部的边墙壕村，最后到达武川县西部，与大青山北麓的长城会合。在今武川县的哈拉合少和哈拉门独，有三条长城的会合点，似是“出五原塞”的起点。这两道长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西北部即东经105度30分--106度之间进入蒙古国境内。据了解，北面的一道延伸至戈壁阿尔泰山脉之中，而南面的一道则于东经102度30分处复入内蒙古境内，至东经102度20分额济纳旗的苏吉诺尔湖东北，与居延塞外的长城遗迹联系在一起。
汉武帝把长城修到了匈奴的腹地，其用意不仅仅是为了加强防御纵深，很可能是出于一种向极北地区发展的战略动机。所以，塞外列城在当时对匈奴构成的直接威胁，似较其他边塞为大。因此，就在徐自为完成了塞外列城的构筑不久，匈奴军便大举入侵定襄、云中、五原、朔方，在杀略数千人后退军时，又“行坏光禄所筑亭障。其目的之一，显然是想乘汉军部署未备之机，毁坏塞外长城，由此可见匈奴对这条伸入自己腹地的汉长城的惧怕。
正是因为塞外列城的战略意义重大，汉朝一直不惜财力、人力，坚守这道防线，直至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因“匈奴不能为边寇”，汉朝这才“罢外城，以休百姓”。
综上所述，西汉边塞的修筑，不仅积极利用旧有的长城，如秦代的“河上塞”和燕国的“辽东故塞”，而且还新修了复线，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代。西汉边塞，东起今朝鲜的清川江，西至新疆的罗布泊地区，再加上五原塞外的光禄塞等，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道边塞。
边塞的构成。汉代的边塞，是一个庞大的国防工程体系。它的构成，并非“长城”一词给人的印象那样，只是接连不断的一条城墙。实际上，这个体系是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墩台、烽堠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藏等综合功能，并配置有长期驻军守备的线式防御工程整体。这个体系，是以因地制宜、据险置塞为原则而构筑的。所谓因地制宜，一是指巧妙地根据所在地形条件来构筑工事，二是指充分利用当地的物产选择合适的质材为建筑材料。所谓据险置塞，主要是指利用天险御敌而言。这个体系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城墙、城障、亭燧、烽台及军用道路四个部分。
单于遣使问：“汉兵可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