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宋人施德操撰《孟子发题》一卷，言孟子有大功者四：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气，三曰辟杨墨，四曰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圣人心术之要，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其前后反覆，不外此意。欲解亚圣之义，可观斯文：
《孟子发题》（南宋）施德操氏著
天生圣贤，盖将以佑斯文也，故其所作必卓然有所建明。余尝窃怪夫自孔子没，诸子百家分散四起，操觚牍，挟徒党，驾其说于天下，人人自以为得圣人之道，其说卒不明，惟《孟子》一书乃与《六经》、孔氏之说并传，世之学者至号之为孔、孟。呜呼，何其盛也！晚闻师说，始知其立言之意，果不与百家众说同。其论道德之旨，果不诡于《六经》、孔氏之说。其所以有补于天下後世，其功果不细。而世之学者至号曰孔、孟，其说果不诬。呜呼！天之行斯人也，其果有意于斯文乎！古人谓其书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灿然靡所不载，固也。然私窃论之，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遏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自古圣人未尝剧谈性，是以诸子之说纷然其间，曰善，曰恶，曰混，曰三品，曰无分于善不善，争论四出，要其归，皆以气为性者也，岂真识所谓气哉。孟子于众说之中，独发之曰：人性善。自孟子谈人性善，始觉天下之人皆与天地等，皆与尧、舜等，虽顽嚣猥琐，昏愚朴陋，皆得为道德之归，与向之为善恶之论者，功用何如哉！此孟子所以为知性之言，而大有补于斯人也。然後世谈性，莫盛于释氏。释氏谈性，明体而不明用，自喜怒哀乐以前，释氏宜知之；喜怒哀乐已发以後，释氏置之不论；此所以功用为阙然。然则欲明性善乎，正在喜怒哀乐之後。不然，则寂然不动之时，善恶安在？孟子兼其用而发之，始觉四端之用，沛然见于日用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子事业，皆自此建立。人性如此，古人未发也，孟子独发之，此一大功也。自古论道德者，自性命之理达之于父子君臣，自治心修身推之于天下国家，以至天地万物，幽明鬼神，何所不至，特不言养气。孟子于众说之中，独论浩然之气。自孟子谈浩然之气，始觉圣贤所以为圣贤，以有此气。孰谓此气？外物不困者是也。有一物可困于吾，则所存者丧矣。所以为圣贤者如何？亦有是气也。方充然自得于心，虽不可名状，要其为物，中正勇健，广大坚固。故行之于富贵，富贵不能困之使淫；行之于忧患，忧患不能困之使戚；行之于声色，声色不能困之使流；行之于威武，威武不能困之使惧；行之于事物纷扰之地，则事物纷扰不能困之使乱。凡物之自外至者虽杂然并进，而吾之胸中卓然皆有所主，而非智力所及者。曾子之大勇，孟子之不动心，非以此气存焉乎！故曰「至大至刚以直」。世之人不明此气，往往认其气血之彊以为浩然者，于是以倨傲为大，以凌暴为刚，以幸幸者为直。若然，则世之凶人暴德，皆得浩然之气矣。呜呼噫嘻，孰能真识吾所谓「直刚大」之德乎，则外物不困，而天理浑然。故其气之充于吾身也，睟然见于面，盎然发于背，沛然见于周旋动作之间。古人之大有为于世者，皆出于此。其塞于天地，则日月为之光明，山川为之秀发，万物为之繁滋，祆祥疾疠为之衰息。其气如此，古人未发也，而孟子独发之，此又一大功也。当战国之时，斯道既丧。邪说并作，于是有所谓纵横之家，有所谓刑名之家，有所谓杨、墨之家
纵横之家，翻覆变诈，舞一世于口舌之上；而刑名之家深刻惨毒，纳天下于刀锯之下。使当时之民没身涂炭水火之中而不能出，实二家之为。至于杨、墨之家，虽云其道过差，然推其心，亦本于为善耳，比之二家，岂不贤甚矣哉？然孟子置二家不问，反区区于杨、墨，其故何哉？盖二家之失易见，而杨、墨之祸难知。譬若疾病然，发狂闷乱，惴惴若不朝夕，而未必能死；膏肓之病，四肢固无恙，饮食起居如平日，此庸医之所忽，而仓公、扁鹊之所望而走也。何则？纵横之家，谁不知其翻覆之恶？刑名之家，谁不知其惨毒之恶？君子虽不问，终于破坏而已。至于墨子之兼爱，则近吾圣人之仁；杨氏之为我，则近吾圣人之义。惟其在于近似，天下莫知其非，此孟子不得不辩也。且天下之道，莫大于君父。君父之道隆，则治之所由起；君父之道微，则乱之所由生。治乱之机，实系于此。墨氏之道，岂必无父；推其兼爱之过，必至于无父。杨氏之道，岂必无君；推其为我之过，必至于无君。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推其所从来，极其所由往，必至于此，故孟子断之曰「无父无君」，然後杨、墨之失方明，而异端之说方破，使天下後世人伦不陨，而天理以全，此又一大功也。圣人之门，唯论一心术。霸者之心术何如哉？余尝借桓公而论之。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五霸之雄也。然当时狄伐卫，力可救而不救；又狄伐邢，力可救而不救。及卫之亡也，率诸侯而城卫；邢之亡也，率诸侯而城邢。不救之于未亡之前，乃城于既亡之後，其设心以为，救乱之功小，而存亡之功大，故弃其难而成吾功。圣人知其心，故于救邢书曰「齐侯、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以明齐侯实无救邢之心，故拥兵而不进也。未亡之前，力可救而不救，待其宗庙既已煨烬，社稷既已颠覆，人民既已涂炭，乃徐起而收其存亡之功，此何心哉！公子庆父之乱，鲁国几殆，书曰「齐仲孙来」。《春伙》或书「来朝」，或书「来聘」，或直书「来」。诸侯以礼来则曰「来朝」，大夫以礼来则曰「来聘」，至直书「来」，盖不与其来也，犹曰无礼云尔。夫齐仲湫来宁鲁难，圣人曷为不与其来？盖仲湫之来，名为宁鲁难，实欲窥鲁耳。何以知之？桓公问曰：「鲁可取乎？」仲湫曰：「犹秉周礼。」圣人知其心，故书曰「齐仲孙来」。夫鲁之难，仁人君子所以恻然动心者也，桓公乃外收宁难之名，内实欲乘危而取其国，此何心哉！苟为不然，司马子鱼何为谓宋襄公曰「齐桓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由此观之，五霸之心可知矣。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夫舜、跖之分，虽小夫女子所能知；至善、利疑似，虽明哲有不辨。然则桓公城楚丘以存卫，城夷仪以存邢，使仲湫以存鲁，岂非仁人君子之事？然推其心，为利乎？为善乎？将为舜之徒乎？抑为跖之徒乎？五霸之道如此，然当时不知，而惟五霸之为贵，故孟子断之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而天下之心术正。此又一大功也。呜呼！尧、舜之道，自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自孟子得其传，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发明斯文，开悟後世者，至深矣！顾余不敏，何足窥其髣?！是四者之功，所闻于师说如此。然则世之谈孟子者，孰不曰仁义，而不知仁义果何物也。胡不于赤子入井之时，识其所谓人性善乎？胡不于无不慊心之时，识其所谓浩然之气乎？胡不于其颡有泚之时，识其所谓杨、墨之非乎？胡不于齐王不忍觳觫之时，识其所谓王者之心，而黜其霸者之心乎？此皆圣人心术之要，孟子直指以示人。学者于此了然，能明此心而存之以诚敬，养之以持久，穷之以学问，而渐摩之以师友，则庶乎真识孟子之仁义矣。不然，虽白首《七篇》之中，犹曰未读此书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