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翁而得名的文庙前街。
石室中学文翁像。
文翁石室故址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
记载文翁治水的石刻。
汉代传经讲学画像砖拓片。
蜀石经碑文。
西汉初年的蜀郡守文翁到底是个什么人？
《西汉野史》上说，文翁姓文名党，字仲翁，安徽庐江舒邑（今安徽舒城县春秋乡文家冲）人，此处古有“文翁祠”，即文翁当年山庄遗址；又有一种说法是庐陵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后因“文翁”之名太盛，本名反而知者寥寥。又说文翁居乡时自幼好学，家贫，尝与人入山采木，行至深林之中，文翁忽对同伴道：“吾欲远出求学，未知能否成就，今试投吾斧于高树之上。如果所志得遂，斧当挂住不坠。”说完就将手中之斧尽力向上一掷，果然挂在树上。文翁大喜，于是径往长安，从师求学……虽是传说，但也可见他是平民子弟，早有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之志。
壹
文翁入蜀
开创地方办学模式
据说文翁是文种的后裔。文翁可能自己也不曾预想到，他人生的巅峰会在他最初认为“有蛮夷风”的蜀地发生。
文翁的家乡庐江郡舒城县，当时舒城是春秋时的舒国，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尤其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他曾到京城长安读书，通晓史书《春秋》。对于德才兼备、声望卓著的人才，朝廷自然乐意征召，并授以爵禄。文翁秉性宽厚仁慈，爱护百姓和部下，又喜好以德才教化庶民，故而政绩颇佳，口碑甚好。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左右），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担负起了治理蜀地的重任。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一首咏文翁的五律《文翁讲堂》：
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
空梁无燕雀，古壁有丹青。
槐落犹疑市，苔深不辨铭。
良哉两千石，江汉表遗灵。
西汉初年文翁兴学，则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它不仅具有首创地方官学——郡县学的伟大意义，而且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引入中原文化，并按照蜀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接受了中原文化润泽。卢照邻把文翁石室比喻为“岷山稷下亭”非常恰当，稷下学宫位于山东省临淄市齐国故城，为战国时期各派学者荟萃中心。文翁石室确实承接了“稷下学”的育人教化之功。
扬雄《蜀王本纪》有“蜀左言，无文字”之记载，仅有一些片言只语的神话和掌握在极少数权力者手中的巴蜀图语，群体精神形态并没有发展到理性化程度，文化普及程度明显低于中原。所谓“开明王朝”，远未达到文化的“开明”。
直至西汉年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建立文翁石室，地方政府办学这种全新的办学模式应运而生。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蜀学”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也缘自文翁……它填补了中央太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空白，郡县学的模板开了全国地方政府办学的先河。就在汉武帝将文翁办学模式定为制度在全国推行之际，在万里之外的古罗马帝国，那里依然是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教育体系……文翁开创的地方办学模式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并成为西方文官系统的来源。
贰
治水之功
溉灌繁田千七百顷
据《华阳国志》记载，文翁为蜀守之后，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修水利，“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二是办学校，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
据《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在任职期间，带领民众“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由于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蜀郡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文中的“繁”其实是古代地名，“繁田”就是指的彭州一带。公元前285年，秦国推行郡县制，在今彭州境内设立繁县，此为彭州建制的开端。在彭州，民间至今还流传文翁治水、泽及万代的故事：
汉初蜀郡虽经秦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成都平原终于成为天府之国，但由于彭州和都江堰没有在一个流域，而发源于龙门山的湔江，每遇山洪暴发，泥沙俱下，淤积河床，河水常常泛滥成灾。
文翁上任，看到成都街头有很多灾民，他才知道繁县良田裂缝寸余，湔氐县一片汪洋，二县颗粒无收，百姓外出逃荒。文翁见此，立刻回到郡府，召集州官议事。认为当务之急须立即打通皂角岩，以排上游水患，解下游旱情。文翁当即上书朝廷，争取治水资金，同时开始在地方的绅士中募集钱款。
据说当时有一富绅，闻听太守将大兴土木治理，便希望大发横财，他带了大笔银两往求文翁。文翁将计就计，赐富绅美差，以集治水之资。
眼看计策将成，朝廷下令：“治水钱款有限，若官吏有贪贿之举，就地立斩不赦。”富绅不敢造次，后因经办差务有误，不但分毫无获，还不得不再拿银两充填，总算逃过一劫。
文翁到繁县和湔氐县实地考察灾情。驻足天彭门，只见皂角岩垮塌，阻断湔江，致使断流成灾，上游水淹良田，下游久旱无收。
秋后，文翁亲自坐镇，效秦李冰之法，大力治理湔江。首先他疏浚了山内的九条河流，使之顺畅汇入湔江；在关口下游，开通九条河，把湔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州县；并在平坝建立了自流灌溉水系，涝灾旱情因此得以控制。
叁
仁爱教化
垒起“文学精舍”
文翁赴任前，对巴蜀充满憧憬，觉得这里也应该是教育昌盛之地。然而当他跋山涉水，越剑门过栈道，历尽千难万险方到达蜀郡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景象。在“好仁爱教化”的儒学传人文翁眼中，“蜀地辟陋，有蛮夷风”。
为了彻底改变民风蛮夷辟陋的习俗，文翁走马上任之后，就开始实施教育大计。《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记载：“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文翁首先通过类似察举的程序，从自己的属吏中选定优秀学员十来名，亲自担任教师，在短时间内加以突击性的强化训练，然后送往长安，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为减省政府费用，他还买来蜀刀、蜀布等蜀地名特产品赏赐给学员们转赠博士，作为他们的培训学习经费。《汉书·文翁传注》：“刀凡蜀刀，有环者也。”说明当时的蜀刀制形，是刀首有环的。正是在文翁的拔举之下，三国时才涌现出“蜀刀”的杰出代表人物——临邛人蒲元。数年之后，学员们学成归来，他又根据各人学绩安排相应的官职，让这批精英在郡守、刺史等重要工作岗位上迅速成长起来。
在兴学的道路上，文翁并没有止步不前。培养起一批地方政治文化精英之后，他又精心谋划了一个更为详尽的人才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文翁决定把自己最初的经验进行“克隆”，办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办学校。这是他一生中作出的最重要，也是让他名流千古的决定。
文翁既是“仁爱好教化”的蜀郡太守，又是“少好学，通春秋”的饱学之士。对于这样一件吃螃蟹的事情，他迎难而上。当时要办学，朝廷不可能拨给特别经费，蜀郡也没有这项经费预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翁力排众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从蜀郡拨出专款经费，并亲自兼任学校首任校长。学校办起来了，校舍如何建设？这一点也难不倒文翁，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垒起石屋，名之曰“文学精舍”，因为讲堂全用石头建筑，花费自然不大，故又简称“石室”，后人称作“文翁石室”，也有人称作“玉堂”、“讲堂”。文翁当校长，并不是挂职，而是亲力亲为，为学生授课。汉画像砖《传经讲学》图生动描绘了西汉时期讲学情景：图中，西面一人坐在一长方形的台上，似盘膝危坐，著长裳，双手交置于前，头戴冕。其余三面，东一人，南三人，北两人，均坐在毯席之上，头戴冠，双手捧简。西坐者为老师，其余六人为毕恭毕敬的学生。画像砖虽不是描绘的文翁授课，但人们可以通过这块画像砖遥想文翁讲学时的场景。
肆
文翁石室
面向平民招生
文翁石室建立后，文翁的人才库从此开始产生“雪球效应”。为此他还启动了深思熟虑的配套工程和激励机制，政策向教育倾斜，支持兴学重教，教育中心任务之外的开支尽量节省。学员均享受各方面的优惠，学绩优异者委以要职，即便稍逊，也视为察举人才，享受免除徭役或赏赐等待遇。若干学员还被选入备用人才库。他每次出行巡视所辖郡县，都让品学皆优的学员同行，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见习”接触现实，处理事务，培养实际才干；另一方面让他们沿途挨家挨户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此类出行总是十分吸引人，令民间艳羡不已，纷纷希望有机会也到成都受学官教育，于是争相报名。“文翁石室”一创立就是“公立”学校，政府办学，且面向平民招生，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文翁最后死在任上，蜀人立祠追念他，后人更是感念不已。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宋祁在《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中开篇写道：“蜀之庙食千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汉文公党两祠而已。蜀有儒自文翁始。”
另根据《西汉文翁第一个入川的文姓人》一文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士族大量南迁，文姓人也在这南迁队伍中。这次南迁，奠定了后来南方文姓比北方文姓兴旺的基础。南朝陈武帝时，文翁后裔、住在成都朝阳门兴庆坊的文球，到江西吉州（今江西吉安）出任教谕（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文球在那里结婚生子，安家立业，形成了著名的江右（古代特指江西）文氏大家族，这是四川文姓向外发展结成的一大成果。文球是文姓人最早迁入江西的人，文姓老家谱都称文球是文姓蜀派的一世祖。
伍
石室十三经
代表蜀学之盛
值得一说的还有后蜀所刻十三部石经，被称为“蜀石经”。这十三部石经于五代十国时期刻成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中，所以又被称为“石室十三经”，它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结集，对儒家经典文献典范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古代文人眼中“蜀学之盛冠天下”的最佳代表。
据任臣《十国春秋》记载，后蜀广政七年（944）三月，后蜀丞相毋昭裔取“雍都（唐长安国学）旧本九经”加以校订，命当时四川著名书法家张德钊、孙逢吉等人分别书写，由高超刻工镌刻于石片，陈列在成都学宫即文翁石室的礼殿两庑，一共镌刻8年，到广政十五年（952）基本竣工，只余《左传》少量经文尚未刻完。赵抃《成都古今记》和曾宏父《石刻补叙》所载，孟蜀石经刻石有《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共十经，后来通称为“孟蜀九经”。这显然没有把《尔雅》计算在内，大概是把它看作一种训诂方法的工具书，所以具体字数也未标明。除去《尔雅》，其他九经的正经和注释，加上《孝经》《论语》《左传》的序文，达1173000余字。《成都古今记》称蜀经“石凡千数”，这样浩大的工程用8年时间竣工，可以想见人力财力的巨大投入。赵抃另外辑有《成都古今集记》三十卷，又摹绘“周公礼殿图像”一共8轴。
经过宋元之际的战火，石室十三经的上千经石，几乎毁坏殆尽。据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明代只见到“石经《礼记》有数段在合州（今川合川县）宾馆中”。到清代后期成都还发现有石经十余块，存放在“藩库”内，可惜的是，经石又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被四川总督刘秉璋运到了庐江，至今下落不明，而安徽庐江，正是文翁故里。
宋代吕陶在《任史阁记》中指出：“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石室，礼殿，九经，这才是真正的“蜀中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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