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鲁国人宓子贱出任单父（今山东单县南）宰。史载，他在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由此，孔子盛赞他“功参尧舜”。宓子贱的施政实践，可以给今天的我们提供很多启示。
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宓子贱小孔子49岁，他在孔门弟子中年龄较小，是一个后起之秀。宓子贱和巫马期（亦称巫马施）都是孔子的弟子，两人又先后出任单父宰，虽说单父在他们的任期内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但是，一逸一劳却判然分明。《吕氏春秋·察贤》篇记载：“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
按照宓子贱的说法，他和巫马期施政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任人”，一个是“任力”。所谓“任人”，就是选准下属官吏，使之各司其职、恪尽职守，下属都能独当一面，长官则可循名责实，从而一劳永逸。“任力”者则不然，要么下属官员慵懒，执政能力差；要么长官习惯于“一竿子插到底”，不给下属任何可发挥灵活性的空间，下属的执政能力则愈加得不到锻炼提高，长官只得事必躬亲，越俎代庖成了常态化的工作模式，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是两人在施政方法上的根本性差别。巫马期虽然也达到了“治”的效果，但很显然他的施政太过吃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淮南子·主术训》）这句话说的正是这种现象，而这注定是不能长久的。
其实，宓子贱成功的秘诀，除了“任人”，还有一套合理的政治措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贱为单父宰，反（返）命于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韩诗外传》所记更为详尽：“子贱治单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对曰：‘不齐时发仓廪，振困穷，补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对曰：‘赏有能，招贤才，退不肖。’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对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师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悌）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袪壅蔽矣；所师者一人，足以虑无失策、举无败功矣。惜乎不齐为之大功，乃与尧、舜参矣。《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贱其似之矣!’”
由此可见，宓子贱的施政思路十分清晰，他首先“时发仓廪，振困穷，补不足”，扶危济困，赢得了百姓的拥戴；其次，又“赏有能，招贤才，退不肖”，端正了官风政风。这些措施固然重要，但在孔子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宓子贱身边一个精干的工作团队，宓子贱所“父事者”、“兄事者”共八人，可以协助推行教化；所“友者”十二人，可以协助沟通信息；所“师者”一人，可以助其谋划施政大计。
宓子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正确识人、任贤，这并非一般当政者所能企及。《孔丛子·刑论》篇的一段材料发人深思：“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孔子认为，当政者人人皆知“任贤之逸”，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用贤，原因在于有的当政者才能低劣，无法甄别贤与恶，往往以众人的毁誉而定赏罚。
“任人”的前提是识人，对此，孔子曾有专论。《论语·为政》记载：“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是说，观察他的所作所为，留心他的方式方法，审视他的志趣爱好，他将无所遁形。识人的目的正是为了任用。如何识人？孔子坚信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所以”、“所由”、“所安”三个方面就可以了解其为人。
在识人时，务必明辨是非，戒除人云亦云，孔子对此有不少高见。《论语》的《子路》篇记载：“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卫灵公》篇记载：“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阳货》篇又记：“子曰：‘乡愿，德之贼也。’”所谓“乡愿”，是指乡里人们所称道的“善人”，那些逢事不讲原则、不辨是非，一味取悦于人的“老好人”，孔子认为，这些好好先生正是败坏道德的人。
由此可见，施政的首要任务是识人。宓子贱成功施政的秘诀在于“术”，“术”的主要内容即在于此。这也印证了宓子贱对孔子所说的“始诵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学日益明也”并非虚言。
宓子贱施政的成功，对当下正在进行的社会文明建设实践亦不无启示。
首先，树立坚定信念——恪尽职守。宓子贱为政的“逸”，绝非无所事事，而是以识人之“劳”为基础，准确地说，他是先劳后逸。爱岗敬业，不仅是出于“良知”，更是官员的信仰。这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必要前提。
其次，能够虚心学习——集思广益。宓子贱虚心向“父事者”、“兄事者”、“友者”、“师者”学习，从而保证了“虑无失策、举无败功”。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只要以事业为重，以公心为重，自会虚心向他人学习，克服“自用”、“自专”弊端。
最后，抓住主要矛盾——选贤任能。《荀子·王霸》篇记：“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唐人杨倞注曰：“论，谓讨论、选择之也……论相乃是人主之职，不在躬亲小事也。”
通观古今官员的施政效果，从优到劣，大致可分四种类型：得心应手型、事必躬亲型、玩忽职守型、为非作歹型。宓子贱无疑属于“得心应手型”，巫马期只能归于“事必躬亲型”。至于后两种类型，自是等而下之，从古到今不乏其人，我们应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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