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序揭秘》(1)

                                       

 

《滕王阁序揭秘》

 

摘要：

   王勃的《滕王阁序》并不是一挥而就的天才之笔，而是事先打了腹稿的有准备之作。王勃在到南昌前的十余天，即在研读有关南昌的文献，发现《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越绝书》、《水经注》等古籍对南昌天文、地理、人文典故的记载相互矛盾，故非常不满，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不动声色的嘲弄了历代学者的疏失，以此显示其惊人才华。

  《滕王阁序》中沉埋了许多一千三百年不为人知的秘密，如“人杰地灵”，“人杰”指大家熟知的“南州高士”徐孺子，“地灵”的原型却是与安侯张普“争地”而死、幽“灵”出现在赣江边的豫章太守贾萌……

 

滕  序  本   事

   江南三大名楼，各有雄文相辉映，武汉黄鹤楼李白、崔颢诗失之略短，汪洋恣肆惟范仲淹《岳阳楼记》和王勃的《滕王阁序》方可比肩，而范记是大儒的心胸，王序却是才子的笔调。

   虽然不乏有像商邱陈淮一样的学者以为《滕王阁序》尚非《王子安集》中最上乘文字，而此序却甫出即被诧为神奇之作，流传极广。《艇斋诗话》称：“以韩退之之于文……视王杨卢骆不啻俳优，然退之之于王勃滕王阁记，方且有歆艳不及之语。”⁽¹⁾韩愈即自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²⁾。历代文人吟诵不绝，桐城派吴调侯更将其选入《古文观止》，滕序诚为古代文学中的瑰宝。

   历代以为王勃作序是有神助的。《中元传》、《新唐书》、《唐才子传》、《醒世恒言》等的描写如出一辙，皆语涉神怪，不足为凭。而最早的祖本却是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的记载：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坐，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座上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语。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曰：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请宴所，极欢而罢。”⁽³⁾

   此文简略，资料最为原始，后世诸本，皆源于此，细节却逐渐丰富。如罗隐《中元传》：勃引纸，方书两句，一吏入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儒常谈。”一吏又报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曰：“故事也。”一吏又报曰：“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公即不语。自此往复吏报，但颌颐而巳。至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不觉引手鸣几曰：“此天才也。”⁽⁴⁾

   冯梦龙等又有所增益，然以顾颉刚“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论衡之，剔除刻意的神化，唯上述描写当更接近史实。以上传说“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后都督反应是略有不同的，一则沉吟不语，一则称“故事也”。

 

 

 

滕  序  之   疑

 

  《滕王阁序》虽是千古名篇，却也争论极多，聚讼不休。如开篇一语“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清人万承苍在《书滕王阁序后》即称“南昌自汉迄五代，皆县名，未尝为郡。”⁽⁵⁾王勃此言似乎不通。故1962年汤季川注释滕序时竟将之改为“豫章故郡”。⁽⁶⁾但以上诸传说及苏东坡、文征明的古代写本却明明都作“南昌故郡”，并无“豫章故郡”的传本。

   而王勃序中对南昌天文的描述更是讥者甚众，翼轸牛斗并列，人疑其必有一错。如吴之邨《滕王阁得名考及〈滕王阁序〉新注》（以后称《新注》，载安徽史学1999年第一期）引北宋王观国《学林》卷六：“考《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及诸史天文皆曰：牵牛、婺女，扬州也。翼轸，荆州也。……滕王阁在豫章而勃序以为星分翼轸者，误矣。……勃序颇为唐人所脍炙，而首误二字何耶？”；南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五亦疑“丰城剑气，上冲牛斗而星分翼轸，分野尤差。”清俞樾《俞楼杂纂》卷二十七据论：“此说足订子安之误”。⁽⁷⁾故陆云《锦芝庵杂记》以为前人谓分野为差，所以滕王阁序没有选入《唐文萃》⁽⁸⁾。

   而惟清人蒋清翊注解《王子安集》时发现，《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入斗分野，惟独《越绝书》谓豫章属翼轸与王勃相合。虽用典《越绝》极为冷僻，然总算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答案不够圆满却聊胜于无，故后世注家皆因循奉为嚆矢，然王勃文章不免有刻意雕琢之讥。

   此外尚有阎都督、宇文新州、孟学士、王将军等序中人物，皆不知其名。到底是当时“座上显客”还是王勃以前的历史名人？因无确凿证据，故千年以来争论不休扑朔迷离，迄无定论。甚至王勃年龄、乃至滕王是指唐滕王元婴？还是隋滕王？或北周滕王？都是异说纷纭，莫衷一是。

   更有甚者，纵观历代滕王阁史料，竟无一家敢论及王勃此文构思过程，惟知其“率尔操觚，援笔立就。”到底王勃作序是否早打了腹稿、有备而来？还是在滕王阁上即席以惊人的天才信手拈来而成一千古绝唱？一千三百余年来无人得其究竟。

   总之，千年名阁，千古绝唱，同时给世人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谜。

 

   笔者对《唐摭言》等笔记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查《南昌市政府志》以及相应地方史料，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657）无阎姓都督的记载。此前一任都督见于记载者则为永徽中（650——655）的李行休，再继之则为唐垂拱元年（685——688）的李景嘉。⁽¹⁰⁾诸家注本所指“阎伯屿”却是八十余年后天宝时（742－—756）人。⁽¹¹⁾宇文新州、孟学士、王将军在上元年间的史料中亦难觅踪迹。故《唐摭言》中阁上诸公是出自纪实，还是由王勃序文中化出，便要打一个大问号！

   历代注家以为王勃此序于座上诸公颇有谀词，是其病笔。倘真的当日阁上有此四公，则似乎与王勃恃才傲物性情不符，亦与情理不合。王勃一外乡人乍到南昌，于南昌当时人物不可能有过多了解，称颂阎公“雅望”、宇文“懿范”实为妄加谀词，虽可托辞徇众，却不免有失谨严。倘夸美“孟学士”文彩出众，“王将军”武略超群，却于别的什么“学士”、“将军”不无尴尬，似微有不妥。故笔者疑此四人可能不是当时阁上诸公真实名姓，而极有可能是南昌历史上的名人，王勃一外乡学人，便有可能从典籍中了解其事迹，在此即称颂先哲，又借以誉美座上诸公，似乎如此方才较合情理。

 

将  军  武   库

 

   宋·洪迈《容斋随笔》称“王勃文章，皆精切有本原处”，然而历史上王勃用典的冷僻也是极为出名的。唐初承六朝遗习，用典晦涩，太宗又崇尚赅博⁽¹²⁾，更影响唐初的文风，流风所被，王勃文章往往是宿儒亦不能知其出处，一部《王子安集》，历来无人敢于作注，直到清末始由蒋清翊穷数十年之功，遍搜坟典著成。⁽¹³⁾

   比如“王将军之武库”一句，明杨升庵《丹铅总录》引《三国典略》时说：“萧明与王僧辩书：凡诸部曲，并使抬携，赴报戎行，前后云集。霜戈电戟，无非武库之兵；龙甲犀象，皆是云台之仗。”^(14)“紫电青霜”一语即本于此；朱栾《江城旧事》卷四也说：唐代王勃《滕王阁序》“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正用此事。⁽¹⁵⁾

   明杨慎《丹铅录》评论道：王勃“以十四岁之童子，胸中万卷，千载之下，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¹⁶⁾。明张燧《千百年眼》亦言“......岂非间世奇才!杜子美、韩退之极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与杜、韩并世对毫，恐地上老骥，不能追云中俊鹘。后生之指点流传，妄哉!”⁽¹⁷⁾。著名的大诗人杜少陵、大文豪韩昌黎二人，也对王勃极端佩服，不是没有原因的。

   而考察王僧辩与豫章有何联系？则见 《梁书》：^“高祖武皇帝十四大同八年（壬戌，公元五四二年）春，正月，敬躬据郡反，改元永汉，署官属，进攻庐陵，逼豫章。南方久不习兵，人情扰骇，豫章内史张绾募兵以拒之。绾，缵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郢讨敬躬，受绾节度。三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斩之。僧辩，神念之子也，该博辩捷，器宇肃然，虽射不穿札，而志气高远。”⁽¹⁸⁾则王僧辩曾在豫章用兵，王勃用此典自在情理之中，杨升庵的判断可以认为大致是有道理的。

   

   倘王勃真用典于此，则我们便知道什么才算“精切有本原”了。一则其人与豫章有关，二则用典讲究“言必有出处”。“霜”、“电”、“武库”、“王将军”皆隐于此句之中，经王勃妙手翻新后，异于原文，却不离于原文，更有点铁成金之妙。后人用典似乎多与此不同，唯重意义的沿袭，而不重重新遣词造句以出新。比如“蚂蚁缘槐夸大国”用唐传奇，“蚍蜉撼树谈何易”用《庄子》，俱明白浅显，一望而知其出处，与王勃明显是两种不同的用典方法。

   这其实是骈文中的一种专门的修辞方法，刘麟生《骈文学》论用典称：“用典如何可以自然曼妙？不外乎融化剪裁，《四六金箴》之说，可供参阅。”⁽¹⁹⁾

   截剪事意：有深长而非片言所可明白者，于是取古人事意与此相似者，点出处数事，而以今事串入，便尔成联。使人闻之不可尽，言之深意朗然，可见于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法凡三：一曰熟，一曰翦，一曰截。

   熟：用众所共知之事，则人人耳熟而晓。

   翦：两句出处，各翦出本处属对字样，以备采用。

   截：以所翦属对字样，截取其声律谐顺，语意明白，字样稳切者，而用之。

   翦截既定，融以神思，化以笔力，而四六之文成矣。其法凡三：一曰融，二曰化，三曰串。

   融：截取所翦字样，以神思融会之，使于题中本事相合为一，朗然可见。或析碎本语以融之；或点缀上下以融之；或合取事意融之；或贻以已字融之，皆是也。

   化：融会事意既定，而后以助语呼唤字，化为浑成之语，使古事与今意，并行不悖，昭然明白是也。

   串：联中两句，既以融化明白，一段数联，又须融化相串。篇中数段，仍须融化照应，脉络贯通，语意溜亮，浑然天成，则式虽四六，而与古文不异矣。

   由上可知，王勃用的正是骈文中剪裁融化之法。《梁书》中王僧辩豫章平叛事“众所共知”，所谓“熟”也；“霜”“电”“武库”出《三国典略》，所谓“翦”也；四十余字削为四六句，所谓“析碎本语以融之”；“紫”“青”“王将军”所谓“贻以已字融之”，此为“融”也；融会事意既定，而后以助语“之”字，化为浑成语“王将军之武库”，古事今意，并行不悖，既用豫章旧典，又可代指阁上嘉宾，此所谓“化”也；脉络贯通，语意溜亮，深然天成，式虽四六，而与古文不异，使人唯知滕王阁“座上显客”王将军（如公羊羽注《古文观止》），而不知此兼用典，此所谓“串”也。

   由此看，王勃此句“王将军之武库”乃是用典，而翻故出新，语意双关，实不愧骈文用典的高手。

 

孟  氏  芳   邻

 

   滕序中有“孟学士之词宗”，又有“接孟氏之芳邻”，皆述及孟氏，各家对“孟学士之词宗”的注解，皆称名字不详，大抵以为是当时阁上文士。《新注》中，以为是唐文选学派孟文意,⁽²⁰⁾但却似乎缺少可靠证据。另尚有一说，以为是晋孟嘉重九登高落帽的故事，⁽²¹⁾而识者以为太过牵强，不甚可信。

   我以为，既“王将军”为用典，不定指滕王阁上与宴人物，则“孟学士”亦可能是用典，而倘真要“精切有本原”的话，此人必与南昌有关。试检《南昌市政府志》中《历任郡守太守内史总管刺史知州知府表》（以后简称《郡守表》），王勃以前惟有一位孟姓太守，即吴江夏人孟宗，⁽²²⁾也就是二十四孝中东山哭笋的著名孝子。史籍中他的资料零星附见于《三国志·吴主权》、《楚国先贤传》等，然实在看不出“孟学士之词宗”的痕迹来。

   而“腾蛟起凤”成语自辞书溯源，则云出自《滕王阁序》，这条线索又断了，虽有人以董仲舒、扬雄典故为解，然似不合“精切”之要求。

  “孟氏芳邻”注家皆引《列女传·母仪传》中孟母三迁之说，却大大谬误，因其与当日滕王阁上情境不合，且孟母芳邻中尚有屠人及事殡葬者，王勃倘用此典来赞誉诸公则“精切”二字从何说起！

   

   我以为王勃“孟氏芳邻”用的却反而正是孟嘉的典故，查《晋书·孟嘉传》 ：

   孟嘉，字万年，江夏黾阝人，吴司空宗曾孙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领江州，辟部庐陵从事。嘉还都，亮引问风俗得失，对曰：“还传当问吏。”亮举尘尾掩口而笑，谓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转劝学从事，褚裒时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识，亮大会州府人士，嘉坐次甚远，裒问亮：“闻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指嘉谓亮曰：“此君小异，将无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为裒所得，乃益器焉。

   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装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²³⁾

     此文源于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第七》及《世说新语·容止》。

   上文中，孟嘉本人与豫章无直接关系，而曾祖孟宗为豫章太守，是其自身即与豫章略有渊源，故王勃便在此上作文章。孟氏之芳邻，当指座上东晋名士庾亮、褚裒之属，王勃借用来代称滕王阁上诸公。而尤其是“虽不言，四时之气亦备”“皮里阳秋”的褚裒,⁽²⁴⁾时为豫章太守，其身份与王勃作序时的主持者洪州都督正同，“孟氏芳邻”用典于此，实在是太贴切不过。而此处全为溢美之辞，绝无孟母三迁的歧义，王勃用了豫章的典故，更隐然以孟嘉自比，且表示王勃已获都督青眼矣。

   细心的读者更会发现，《孟嘉传》中桓温燕于龙山，僚佐毕集，文士相嘲，作文答之，其文甚美，一坐嗟叹，与王勃的滕王阁诗会情形是多么相似啊！而时间也恰好是九月九日，与王勃作序的时间惊人的相同，《水经注·赣水注》亦称郡北龙沙旧俗九月九日升高处。博学、自负的王勃写下此句时，是否正是由于遭到阁上文吏的嘲弄而想起了《孟嘉传》里的情景呢？

 

阎  公  雅   望

 

   都督阎公“阎伯屿”说前人已辟其误，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历代书籍中皆查不到阎都督的确名。我以为，既然王将军是虚写，并非当日阁上真实人物，则阎都督、宇文新州，也可能是称颂南昌的历史名人，当日阁上都督不一定姓阎，“遥临”、“暂驻”也可以理解为过去曾经到过南昌，或有过短暂的停留，只是一种文字的过去时态。

  《新注》引《唐会要》中“文贞，赠博陵县子、洪州都督阎立本。”（《文学遗产》1994年第二期许嘉甫先生《滕王阁小考》实已揭橥此义）,此确为阎督研究开一新境，⁽²⁵⁾然倘简单的以为当日阁中都督即是阎立本，则与史实不合。《资治通鉴》唐纪十八：“咸亨四年，冬十月壬午，中书令阎立本薨。”王勃作序前两年阎立本已死，根本不可能如《唐摭言》所说于滕王阁上设宴招待王勃，除《唐会要》孤证外，遍搜史籍再也找不到阎立本到过南昌的记载。而王勃明称都督阎公曾“遥临”南昌，故其正确性还有待于更确凿证据进一步的证明。

   而《郡守表》中上元二年以前惟晋太安二年（303）有豫章太守阎济为伪汉将张昌所杀，史料极缺略，且职位为太守而不称都督，则王勃序中都督阎公亦不会是阎济，除此以外，现存史料中并无其他阎姓洪州都督。

   而真正到过南昌的阎姓都督倒有一位，那便是阎立本的哥哥阎立德。《资治通鉴》载：贞观十八年，“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匠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是阎立德到过洪州也，又《旧唐书·阎立德传》载其“显庆元年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则阎立德亦可称“都督阎公”矣,王勃并未限定“洪州都督”,《唐摭言》、《中元传》已是后人之说，非亲眼所见者，不可全信。

又从“都督”“棨戟”“新州”三者并称可知“阎公”“宇文”必为唐初时人，不是出自唐以前的旧籍典故。

   都督为唐制，而前如晋朝亦有。“棨戟”历代皆有，《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故授棨戟，奖以威柄。乃便到豫章，......”《晚清宫庭生活见闻》中载涛、恽宝惠《清末贵族之生活》言清之亲王府第“沿北墙有枪架，上竖阿胡卢枪（满语），分左右各若干枝，枪头罩以蓝布（古曰棨戟）”，此即棨戟之制。然“都督”、“棨戟”合称，则唐代的可能性更大。《旧唐书·张俭传》：“唐制三品以上门列棨戟，俭兄弟三院门皆立戟，时人荣之，号为三戟张家。”则盛称“棨戟”者，唐时制度也。

     宇文氏为北周国姓，不出北周之前；而“新州”条查《旧唐书·地理四》：“新州，隋信安郡之新兴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新州。天宝元年，改为新（昌）兴郡，乾元元年，复为新州。又……梁置新州。”由此可知，从“新州”出现年代看最早不出梁朝，倘若此“新州”指梁之“新州”，则南朝豫章阎都督如何与北胡宇文氏混称“雅望”“懿范”？且又与“都督”“棨戟”等唐时制度不合。更甚者，梁始于502年，终于557年，而北周正始于557年，终于581年，时在梁灭以后，宇文氏不可能为梁宦明矣。宇文、新州合称，则此“新州”指唐武德四年之“新州”，阎都督、宇文新州俱为唐武德四年（621）以后之人。

   又据《旧唐书·太宗本纪》：“十年春正月壬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则太宗时已整理唐以前历代正史，故王勃尤及见之，用《晋书》之典是其明证。而武德四年以后的唐史王勃却难以见到。按惯例，历代虽有国史馆作实录，却不可能将短短近期数十年的当代史修成颁行于全国，必待之于以后，故《旧唐书》出后晋刘昫，《新唐书》出宋欧阳修，《资治通鉴》有唐史内容出于宋，皆唐朝覆灭后修之。王勃不可能见到记录唐武德四年以来短暂数十年的正史明矣！由此可知“王将军”是用典故，而“都督阎公、宇文新州”却应是唐初史实，王勃用以入序。再细阅滕序原文，王勃实已将此四人分成两段描述矣。实因“阎都”“宇文”为近人，而“王将军”却是古人，“孟学士”似也应为古人。

   世以“孟学士”为“阎都督”之婿，此说最早出自王定保《唐摭言》，而我以为王定保之说不甚可信，或许“孟学士”本来就是王定保从《滕王阁序》中附会出来，因王定保文中本有漏洞，并不可靠。

 

   如《唐摭言》称"王勃时年十四"，《中元传》称其"年十三。"而按《旧唐书·王勃传》"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灭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若王勃作序为十四或十三岁，以王勃系狱、发配、省父等倒推，杀曹达当在十二、十三岁之间，则王勃不为少年才子而为少年杀人秦舞阳，不可信明矣。王定保未亲见滕阁盛会，所记已属民间传闻，便不足为据。其称"阎公子婿孟学士"，极有可能是从序文中附会而出，后人因之，遂使"阎公"、"宇文"、"学士"、"将军"同台唱和，不复能见其本来面目。
阎立德造船洪州，时在贞观十八年（644），与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675）相差二十余年，阎氏一家自隋入唐，乃唐初名门，王勃是一定能知道的。
   我以为王勃"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不是仅指滕王阁上情景，实际可以用来指二十余年前阎立德到洪州造船的军国大事，又兼及阎立本作洪州都督的史实，一语双关，更借以誉滕阁上都督，是一种借古喻今的写法。
                                     翼轸斗牛
     滕序"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历代注家以为是指唐武德八年洪州总管府改洪州都督府一事，起首点明郡治沿革，其实亦是佳句，然常人行文亦必从此下手，故都督不以为贵，遂称"老儒常谈"。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王勃此句，前已述疑点颇多，《汉志》《越绝》星分不合，翼轸牛斗并列必错，地何以可接衡庐？三江五湖不明，豫章瓯脱余地，不知何以"控引"荆蛮、瓯越，更台隍何以可枕夷夏之交？王序扑朔迷离，难以解释。
阅《汉书·地理志》，欲查星分翼轸，见资料如下：
   

   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
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后十余世至熊达，是为武王，浸以强大。后五世至严王，总帅诸侯，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后十余世，顷襄王东徙于陈。……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
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兴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十二世为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
   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后二十世，至句践称王，与吴王阖庐战，败之隽李。……后十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摇为越王。是时，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
   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细阅之下，忽然发现王勃《滕王阁序》开篇竟皆脱胎于此，如"楚地翼轸之分野"（星分翼轸），衡庐若指山则分别在楚地、吴地之中(地接衡庐)，"三江五湖之利"(襟三江而带五湖)，"荆蛮"在楚，"瓯越"则历史上仅指闽君摇（今之浙江温州）。《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孝惠三年，举高帝时粤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号曰东瓯王。"（26）而闽君摇正在粤地篇中"复立摇为越王"(控荆蛮而引瓯越)。"吴地斗分野"，"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龙光射牛斗之墟），按照前述王将军的"融化剪裁"用典规律来看，可以确信，王序开头"星分翼轸……龙光射牛斗之墟"的三十三字出于《汉书·地理志》。且按《地理志》篇目看，粤地排名最末，楚吴皆华夏区域，粤地的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南海，历朝史书都列入西南夷，豫章正在交界处，则"台隍枕夷夏之交"亦仿佛出于此处。

   

   古人将天上二十八宿与地上数十州郡相对应,此套学问即旧时童蒙读物《幼学琼林》亦讲求，而今人已不习，故难知其奥。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组，叫二十八宿，东南西北四方各七宿。东方苍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之分野也。、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

  

   《汉书·地理志》以之配地上诸国地及相应州郡：

   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抚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
   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氵隐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傿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
   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阳、穀城、平阴、偃师、巩、缑氏，是其分也。
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及《诗·风》陈、郑之国，与韩同星分焉。
   赵地，昴、毕之分野也。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赵分也。
   燕地，尾、箕之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
    齐地，虚、危之分野也。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
   鲁地，奎、娄之分野也。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

   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也。今之东郡及魏郡黎阳，河内之野王、朝歌，皆卫分也。
    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而仔细分析，则会发现王勃若真用典于此就的确错了。王勃既写豫章南昌，星分翼轸却是楚地，而豫章在吴地斗分野，丰城剑气要射到牵牛的粤地也似乎太远，倘若真要"精切有本源"，豫章便应是"星分于斗，龙光射斗之墟"才不会发生天文知识的错误。王勃确实错了，无怪乎遭到后人指摘，然倘熟悉王勃生平，却不禁令人起疑。
    王勃出身名门，祖父王通是隋唐间大儒，号文中子，魏征、李靖、薛收、房玄龄、杜淹等王侯将相俱出其门下，叔祖王绩是大诗人，号东皋子。王勃六岁作文章，"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篇，十岁包综六经"。（27）王勃不仅精通文学，也是天文学的奇才，史载其"聪警绝众，于推步历算尤精，尝作《大唐千岁历》"；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王勃曾作一通碑，涉及天文：“张燕公（张说）尝读勃《夫子学堂碑颂》‘帝车南指，遁七曜於中阶。华盖西临，高五云於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案一公谓僧一行也。）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旧唐书·张说传》称：“（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其文章典丽宏赡，当时与苏颋并称。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号曰“燕许”。王勃碑颂连素有"燕许大手笔"之称的唐骈体赋家张说与天文学家高僧一行皆难悉解，其"推步历算"之精诚非虚誉。（28）而在此用典却出现天文常识的错误，实在不应该，故王序让历代学者大惑不解。
   

    而清朝《王子安集注》的作者蒋清翊发现，历代典籍中惟有《越绝书》与王勃相合，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军气第十五》分法与《汉志》异：　

    韩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郑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渔阳、右北平、辽东、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阴，南斗也。
　　吴故治西江，都牛、须女也。
　　齐故治临灾，今济北、平原、北海郡、灾川、辽东、城阳，虚、危也。
　　卫故治濮阳，今广阳、韩郡，营室、壁也。
　　鲁故治太山、东温、周固水，今魏东，奎、娄也。
　　梁故治，今济阴、山阳、济北、东郡，毕也。
　　晋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间、广平郡，觜也。
　　秦故治雍，今内史也，巴郡、汉中、陇西、定襄、太原、安邑，东井也。
　　周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张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阳、汝南、淮阳、六安、九江、庐江、豫章、长沙，翼、轸也。
　　赵故治邯郸，今辽东、陇西、北地、上郡、雁门、北郡、清河，参也。

  《越绝外传记军气第十五》："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阳、汝南、淮阳、六安、九江、庐江、豫章、长沙、翼轸也。"蒋氏以此为注，后世注家虽嫌其冷僻，却也惟有奉之为圭臬。可惜蒋氏不知王勃开篇出于《地理志》，未竟全功，遂未看穿王勃精妙之思！
   我以为这正是王勃最巧妙的地方，倘其不是不知天文，则极有可能是有意卖弄其才学罢了。
   依班固《汉书》豫章自然属于斗的分野，翼轸为楚地，称豫章星分翼轸，王勃当然错误，然王勃偏偏可以举出《越绝书》为证，你又不能说他错误！班固、袁康同为汉人，而两说互相矛盾，既不可据袁康《越绝》指《汉书》为误，又何尝可据班固《汉书》指《越绝》为误，孰是孰非，谁能定论！
   由此推知，当日王勃在滕王阁上开篇就在利用《汉书·地理志》和《越绝书》的两种天文地理学说之间的差异这一常人绝少涉及的领域出一极深奥难题，开一极高明玩笑，所言皆半是半非，令人哭笑不得者。而都督绝非等闲之辈，必定是位博学鸿儒，按《中元传》的说法，当王勃吟出"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都督称"故事也"，是其立知王序出于一本冷僻的杂史《越绝书》，谈吴越相争的战国旧事。用典虽然极偏，都督却也胸中了了，故言：故事也。相当于说：这不过是《越绝书》中的老说法罢了。
   而接着王勃吟出"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都督发现此文却明明以"翦裁融化"之法出于《汉书·地理志》，而绝非出于《越绝书》，以《越绝·军气篇》绝无"荆蛮瓯越"内容，然若出于《地理志》，则"星分翼轸"却是楚地，而豫章在吴地斗分野，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然而若说其错，王勃却偏偏有《越绝书》为据，正是势同骑虎，在两难之间矣。故都督立知王勃乃一极高明之人，此来分明给在座众人出一极高明难题，开一极大玩笑者，故都督"沉吟不语"。
   更言之，后接"龙光射牛斗之墟"天文又与《地理志》不合，偏偏又有《晋书·张华传》中豫章人雷焕有关的典故"牛斗之间常有紫气"相证。亦不能轻言其错也。班固、袁康（旧称子贡作）、房玄龄等皆天壤间第一流硕学之士，其说却各异，谁对谁错谁敢遽断！
   而若依《唐摭言》版本，都督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后即"沉吟不语"，则有可能都督不甚渊博，故正自穷搜瞑讨，寻其出处。然从后面都督闻"秋水""长天"即惊为天才，可知其反应极快，故这种可能性不大。应该甫闻即知其出于《越绝》，用典极为冷僻，不知何以如此，然已知王勃必非凡品也。
   

   进而言之，此中"地接衡庐"亦暗藏玄机，如以现代人来看，当然易解成湖南衡山、江西庐山，如宗九奇《滕王阁》书中称：“天朗气清时登阁隐约可见庐山五老峰，是地接衡庐之证。”不谈是否正确，既算如此，亦仅可称“地接于庐”，“衡”字却作何解？登阁可否见到衡山？清人蒋清翊注为衡山郡、庐江郡，是得其真也，然尚未明其全义。
   考《晋书·地理志》：“（汉）武帝改衡山曰六安”（29）。那么，衡山就是六安的旧称，这分明又是一个“故事”,考《晋书·地理志》：“汉改九江曰淮南，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诛，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封刘濞为吴王，二国尽得扬州之地。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庐江、衡山二郡。”（30）则九江改淮南，淮南一分为三，豫章、庐江、衡山也。称豫章“地接衡庐”完全符合地理沿革。
   再细看《地理志》中顺序为：豫章、庐江、六安（衡山），是豫章下接衡庐也，而《越绝书》中顺序为：六安（衡山）、庐江、豫章，是豫章上接衡庐也。"地接衡庐"分明是左右逢源，"精切有本原"的双关说法。

    滕序三江五湖之说，历代注解皆不明其真义，而后人强解之，诸说纷纭。
    "三江"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和《周礼·职方氏》："扬州，其川三江"；《国语·越语》也有"吴之与越也，三江环之。"
   《尚书》、《周礼》中的"三江"指《禹贡》九州中的扬州全境范围内的大江。《尚书孔氏传》云："自彭蠡江分为三。"唐徐坚《初学记》引郑玄注："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江。"而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以为吴县南为南江（指吴淞江）；毗陵北为北江（指长江正流之下流）；芜湖为中江（指由阳羡通太湖入海）。

   唐以后异说更多，而王勃序出《汉书·地理志》吴地篇"有三江五湖之利"一语，查《汉书·地理志·第八上》有"东南曰扬州，其山曰会稽，薮曰具区，川曰三江，浸曰五湖……"（31）是知其正出《禹贡》《职方氏》。而颜师古、郑玄诸说又异也。
   另尚有三国吴·韦昭《国语注》以吴江（或作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为三江；《吴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剡江为三江；郦道元《水经注》以岷江、松江、浙江为三江；郭璞《山海经注》以江、湘、沅三水为三江；（32）唐王勃以后说法更多，不多论。
   

    "五湖"之名，最早见于《周礼》，而《周礼注疏》："扬州……其浸五湖。"而五湖亦有多种说法。《周礼注疏》、《国语·越语》"战于五湖"韦昭注、《史记·河渠书》"于吴则通三江五湖"集解，皆以太湖为五湖；而《后汉书·冯衍传》："沈孙武于五湖兮"虞翻以滆湖、洮湖、射湖、贵湖及太湖为五湖；《水经注》二九沔水："五湖谓长荡湖、太湖、射贵湖、上湖、滆湖"；郭璞《江赋》以具区、洮滆、彭蠡、青草、洞庭为五湖；李善《文选注》以洞庭、彭蠡、震泽、巢湖、鉴湖为五湖……。（33）
    

   王勃"三江五湖"出《地理志》，则当以《周礼注疏》解为准，即五湖即太湖也，然按照《周礼》："扬州其薮曰具区（具区即太湖）……其浸五湖。"可见"具区（太湖）"不是"五湖"，其解又误也。
  《禹贡》成书战国，其文简略，加之沧海桑田，水道变迁，三江五湖有多种解释，虞翻等历代学者笔墨官司缠夹不清，郦道元《水经注》已不能说得明白。即使到清季集前学大成的胡渭《禹贡锥指》，亦似不能定论。当代历史地理学巨擘陈桥驿先生在其《郦学札记》中以为三江五湖在古代实为泛指河流众多的意思，并无确解。
   王勃"包综六经"，胸罗万有，此事如何不知，故三江五湖亦分明是有意拿一文化难题在考座上诸公者。若细思三江五湖之说，都督亦须"沉吟不语"。
   综上所说，我以为王勃是有意将各家书籍不合之处凑到一起为文，是有意出一空前难题，却也是一个极高明的文化玩笑。
                                         

                                     徐孺陈蕃
   若以吾说为非，尚可举一例，如"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从字面上看，毫无瑕疵，然查阅《后汉书·陈蕃传》则见："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时李膺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属城望风，皆自引去，蕃独以清绩留。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璆字孟玉，临济人，有美名。"我阅读至此，大惑不解，何以熟悉的细节写的却不是徐孺子？反成了"周璆下陈蕃之榻"？！
   再查《后汉书·徐稚传》："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贫，常自耕稼。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免之，即竭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后汉书》作者范晔祖父范宁曾为豫章太守，大兴文教，是范晔与南昌有渊源者。晔虽系于狱中，给子侄辈的书信于《后汉书》却颇为自负，以为必传于万世。（34）然同一书中，前后二传中主角虽然不同，情节却雷同，虽然一为乐安，一为豫章，时地不同，不能说范书有误，然似乎范蔚宗选材累赘重复，白璧有瑕矣。王序前面仿佛指摘班固、袁康、房玄龄诸家异同，而此番却似乎指摘范晔一人之书前后异同了。

   此事读书功底浅者以为异闻，然博洽如张岱《夜航船》卷四考古部析类古今事有绝相类者言：“陈蕃下榻,人知有徐稚,不知有周璆。”即识此事，然《夜航船》非通读群籍的老儒莫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