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王朝总是被我们轻视或忽略。而这个王朝便是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新朝之所以被忽略,原因有二。其一,新朝立国时间极短,从公元8年到23年,国祚仅仅延续了14年;其二,新朝是由“乱臣贼子”王莽所建。而在后世看来,王莽的“篡逆”行为使他失去了成为天下主宰的正统性。因而,新朝很难被世人看作为一个正统的王朝,在史书中也得不到浓墨重彩的描绘。
但到了近代,人们逐渐抛开了旧日的史学观点,学者们也逐渐开始为王莽翻案。对此胡适曾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
胡适为何说王莽被冤枉了?这还要从王莽的主要作为来说起,那就是“托古改制”。而王莽之所以要进行“托古改制”,完全是因为他想要完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那就是超脱“历史周期律”。
一、“强汉”变成了“弱汉”
何为历史周期律呢?
1945年,著名学者黄炎培曾在延安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难解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由此观之,所谓历史周期律,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兴与衰的不断转换。纵观世界历史,这种兴与衰的转换几乎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轮番上演。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例如埃及、波斯、罗马、蒙古帝国,都脱离不了从兴盛到灭亡的历程。就如魏文帝曹丕所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
历史周期律就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悬在历史上所有君王、总统的头顶,他们战战兢兢,唯恐这把剑掉在自己头上。
汉朝,是中国第一个长期维持统一的王朝,它经历了刘邦、吕后时代的休养生息,经历了文景时期的大繁荣,经历了汉武帝时期的金戈铁马、横扫天下,经历了昭宣时期的鼎盛国势。由于汉朝的强大,因此这个伟大的王朝也得到了“强汉”的名号。
然而有兴就有衰,自汉元帝以后,汉朝的国势却每况愈降。到了汉成帝、汉哀帝时期,更是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国内自然灾害四起、人民纷纷破产沦为流民,而“代汉者当涂高”的政治谣言像野火一般在中华大地上泛滥。在很多人看来,汉朝的统治就要到头了。
为了解决社会危机,汉朝的君臣可谓使劲全身解数。汉哀帝时期,朝廷祭出了“限田限奴婢”的手段,试图制止恶性的土地兼并行为,使百姓不至于破产,成为豪强的附庸。然而理想是性感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利益集团不愿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而“限田限奴婢之议”犹如泥牛入海,没有泛起一点儿波澜。
无奈之下,汉哀帝又被迫求助于鬼神,自导自演了所谓“再受命”的闹剧,希望上天能够再给刘氏一个机会,再次将天命赋予炎汉。为此,他还给自己改了个冗长的名字——“陈圣刘太平皇帝”。然而或许上天认为他的心并不诚恳,因此仍然毫无作用。
在朝廷推行各种无用功的同时,百姓正被自然灾害、瘟疫、豪强、贪官污吏折磨得死去活来。因此大臣鲍宣曾沉痛地向汉哀帝上书: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那么曾经富足强大的汉朝,为何沦落到这种地步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汉朝已经无情地撞上了历史周期律。
二、残酷的历史周期律
正所谓有兴必有亡,中国封建王朝,很难超越300年的国祚。因为只要接近300年,国家的人口就往往会增殖到极限。而与之相对,耕地却是有限的。而这些有限的耕地,又往往会被更有权力、财力甚至暴力的各种豪强所侵占。
在汉代,田赋轻而口赋重。西汉初年,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地广人稀, 工商业繁荣。西汉政权之所以减轻田租,就是为通过租税杠杆刺激人们从事农耕的积极性,毕竟开垦田地越多,所得就越多,负担就越小。而政府加重人口税,则是为了扩大纳税面,维持封建国家的基本收入。
在西汉初年,这样税收政策能够刺激农业经济发展,因此也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但是到了王朝中晚期,这样的制度却逐渐成了豪强地主阶层进行兼并的凭依,而主要按户口纳税的原则, 无疑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必然导致“ 富者务兼并而自若, 贫者避摇赋而逃亡”的社会后果。
据《汉书· 地理志》所载, 西汉平帝时定垦田8270536顷,人口59594978 人,一户平均有67亩田。按照西汉一户耕种40~50亩来算,还能维持正常生活。然而依照西汉不合理的征税制度,贫民根本无法保障自己的耕地,在重税和徭役之下纷纷破产,要么沦为豪强的部曲或佃户,要么只能放弃家园,成为流民。而这一切,无疑将减少政府直接控制的人口,降低政府的收入,导致国家无法有效抵御自然灾害,致使灾民变为流民,形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简而言之,中国历朝历代之所以会面临“兴、衰”反复转化的历史循环,归根结底就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有两点。其一,分配问题,当时国家无法做到耕者有其田,无法控制兼并;其二,生产力问题,西汉时期没有高产作物,更没有化肥乃至于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亩产相当低下,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口。百姓终日辛劳却难求一饱,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
在百姓水深火热的时候,社会各阶层都希望找到一个能拯救时局的救世主。因为即使是既得利益者也明白,若让流民、奴婢问题继续严重下去,一场席卷全国的起义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雨雪风霜和饥饿正不断抹消流民们最后一点的怯懦和温顺,而取而代之的将是求生的原始兽性,当他们重新长出利爪和鳞甲,就将是汉家刘氏灭亡之时。
就在这时,王莽站了出来。
三、创设西海郡
王莽,西汉大外戚,他是新都哀侯王曼的次子,他的五个叔叔曾先后担任大司马,他的家族可谓显赫一时。与其他生活奢靡、作风放荡的堂兄弟们相比,王莽““独孤贫,因折节而恭谨”。他自小便拜大儒为师,研究经学,在上课之余,服侍母亲和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孤,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达,对内服侍叔伯。大伯父——大将军大司马王凤生病时,王莽曾为他亲侍汤药,几个月不解衣袋,比王凤的亲儿子还周到。
最终,王莽的诚心感到了大伯父,王凤最终向皇帝推举了这个自幼失去父亲、饱受家族忽视的侄子,而这也是王莽飞黄腾达的开始。汉成帝时期,王莽身居高位,却总能礼贤下士。他不好酒色享受,他的俸禄全部分给门客和平民,他和妻子却每天布衣蔬食,与平民无异。因此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野,王莽都深受爱戴。
从汉平帝时期开始,王莽在众望所归之下,当上了安汉公,成为大汉帝国真正的主宰。为了拯救困苦的百姓,他多次号召大家捐钱捐物,帮助因灾害而流离失所的贫民。同时他还自掏腰包,在长安建造二百座房子,专门供流民居住。
然而王莽知道,这些只是救急的手段,治标而不治本,不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不扩大耕地面积,一切都是白搭。作为一个大儒,他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建成一个“市无二价,官无狱讼,官无私欲,邑无盗贼,野无饥民”的理想社会。而汉朝的旧制度,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必须改制。
中国人是一个喜欢一切向后看的民族,迷信古代圣贤的教诲,不太喜欢变革。为了推进他的改革,作为古文经学者的王莽决定“托古改制”,他以“复古”为幌子,行得却是全新的政治。甚至在忽视看来,王莽是中国第一社会主义者。
一开始,王莽要做得是解决分配,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便要大幅度削弱豪强地主的力量。首先,王莽确立王田私属制,将土地国有化,不准随意买卖,所有土地重新分配。若能成功,就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其二,王莽废除奴婢买卖,倡导平等,将奴隶从豪强手中救出来,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其三,“五均六筦”,由政府平抑物价,控制盐铁酒等重要商品的生产、买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其四,废除五铢钱,频繁改革币制,他希望以此手段稀释豪强的财富,达到均贫富的效果。
当然,王莽的出发点是非常善意的,但是可悲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这些制度不仅没有拯救百姓,反而激发了社会矛盾。最终,造成了王莽的末日。
除了分蛋糕以外,王莽还着手做大蛋糕,而这一点实际比分蛋糕更难。早在汉武帝年间,汉朝的扩张就达到了极限,东亚绝大多数可耕的土地,都已经被汉朝囊括在疆域之内。而在王莽看来,若想做大蛋糕,不仅要大面积的开垦土地,同时还要向外国掠夺土地。
因此自王莽执政伊始,就不断向周边诸国挑衅生事,与匈奴、高句丽、西南夷、西域诸国持续交恶。在笔者看来,王莽之所以挑衅,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战争来凝聚国家,另一方面就是想要吞并这些国家,消化过剩人口。
为了实现这一预想,王莽首先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上奏皇帝:当时巳有东海、西海、北海等郡, 却唯独没有西海郡。于是他希望能够占据青海湖附近的土地,建立了西海郡,到达四海归一的政治气象。
幼小的汉平帝自然左右王莽的意见。当时在青海湖日月山以西的土地上,居住有一万二千羌人。为了获取这些土地,王莽派中郎将平宪带着金帛收买当地的羌人酋长,哄骗他们“献地”和“内属”。
从日月山以东的自然条件看,当地的地理环境、海拔、气温、日照、水土和无霜期,都较为符合农业生产的条件。然而从日月山以西的自然条件看,却更适宜放牧。直到明代, 《明史》,仍说它, “ 水草丰美, 专营畜牧” , 是宜牧而不宜农的地区。
羌人酋长目光短浅,心地单纯。作为游牧民,他们对土地的价值观与定居农民有巨大不同,而对于流动资产则更为重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王莽不仅占据了这片沃土,而且还不再允许他们返回当地进行农牧生产。
四、西海郡的建设
1944年,考古学家在青海湖东北金银滩上发现一座古城遗址,,此城俗称三角城,位于青海涅源县西北四十余里, 距西宁约一百五十里。在此城保存较为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址高大四米,四个城门仍隐约可见。在城内,还发掘了西汉和王莽时期的五铢钱、货泉、大泉等五十余种钱币以及一枚“西海安定元兴元年当作”的铭文瓦当。
因此学者们可以确认,此城就是王莽当年建设的西海郡。而古籍《水经注》《十三州志》以及(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都可以印证。
王莽创设西海郡后,将湟水流域金城郡所属各县并入,并改县名,建成了西海郡的五个县城。从地理位置看,这座郡城孤处日月山以西,其他的县城都在日月山以东。以郡城作为前哨,或许只有脑洞奇大的王莽才干得出来,正是“郡守守国门”。
西海郡建立后,王莽开始以各种理由,将大量流民迁往该城戍边。据《汉书·王莽传》记载:“ 又增法五十条, 犯者徙西海。徙者以千万数, 民始怨矣” 。
作为一个新设的边郡,自然没有人去往当地戍边,甚至连苦难的流民也不愿意。虽然相比于漠北,西海郡的自然条件要好一点,但和内陆比,又差得太远,自然没人愿意去。
王莽代汉称帝后,他仍没有放松对西海郡的建设。始建国二年( 公元10 年) 又颁布法令:“ 禁民不得挟弩铠,( 犯者) 徙西海” 。由此,流放西海郡的法令增加到了51条。
其后,王莽强迫“犯人”们修建郡城以及烽燧,开垦土地、放牧牛羊,进行武装殖民。还没等西海郡的防御体系建设完成,羌人们突然发现自己上当了。根据平宪的说法,羌人是“自愿”将青海湖附近的领土让给汉朝。然而实际上,或许并非如此。
五、西海郡的毁灭
按照《汉书》记载,西海郡设置后二年, 也就是居摄元年( 公元6 年), “ 西羌庞恬、傅蟠等怨夺其地作西海郡, 反攻西海郡太守程永, 永奔走” 。
从“怨”和“夺”来看,羌人显然不是自愿让出自己的土地,否则也不会怒而攻打西海郡。对于羌人的攻击,立足未稳的汉人无法抵抗,郡守程永被迫逃跑。然而,王莽或许早就料到羌人会意识到自己受骗,于是在次年春天,王莽派护羌校尉窦况率兵逐走羌人,重占西海郡。
就这样,失去家园的羌人虽然对西海郡骚扰不止,但王莽仍将其地作为释放过剩人口的流放地。随后,王莽与周边诸国陆续交恶,新朝与匈奴重新兵戎相见。王莽召集天下精兵,组成30万人的猪突豨勇,决定直接灭掉匈奴。在本人看来,这场战争的性质其实和夺取西海郡一样,其目的在于持续拓展汉朝的生存空间。
然而可悲的是,西海郡的创设不仅违背了政治发展规律,同时也违背了自然规律。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在王莽末年,新朝已经丢失了西海郡:
“ 时王莽末, 四夷内侵, 及莽败, 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 。
从“王莽末”的记载来看,西海郡丧失于王莽败亡之前。很显然,单靠军事武力和以千万数的“ 犯法” 者, 是不可能守住一个边郡的。更严重的是,羌人还以西海郡为根据地,向新朝边境发动了反攻,导致“金城属县, 多为虏有”,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王莽为何守不住西海郡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地理条件来看,位于日月山以西的西海郡,根本不适合种植。在当地屯田,不合地利,可能颗粒无收或所获甚微,人民生活之苦可以想见。为了维持当地供给,必须从日月山以东运粮,而这繁荣的徭役,对于人民是一种重大的考验。只要形势一变,羌人围城鼓噪,并切断郡城的粮草供应,西海郡无论如何也守不住。总之,没有稳固的农耕区和相当数量的屯种民,是不能长久设置一个郡的?
其次,从当地百姓的人心向背来看,西海郡的居民多为罪人,心中充满了对王莽的怨恨,试问“怨民”又如何会为王莽戍边?因此当羌人袭击郡城,当地军民不会有恒心坚守,甚至还会视其为脱离苦海的好机会。他们不是逃回内陆,参加绿林赤眉军,就是与羌人合作,共抗王莽。
最后,羌人必然不能容忍西海郡的存在。毕竟那里的土地是他们的祖地,也是“ 平地美草” 之地。虽然他们会为了金帛,暂时迁移到“ 自居险阻处”,但他们将金帛挥霍一空,生活发生困难时,必然会掉过头来收复自己的祖地。
总之,王莽利用拓边的手段来做大蛋糕,化解人口和土地危机,是一种违背规律的行为,根本不可能成功。自王莽以后,中原王朝再也没有在日月山以西设郡。直到隋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设西海郡于青海湖西岸原吐谷浑都城,重新将疆域扩展到日月山以西。但无独有偶,西海郡仅维持了七八年,就重新为吐谷浑所夺。由此可见,即使是专制帝王,也不能凭个人意志扭转政治和自然规律,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是善意的,但是后果却是无穷的。
从西海郡建立和毁灭的历史来看,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古代,土地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估计,历史周期律根本无法避免和规避,只能通过平和的手段延缓,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而王莽,却用激进的改革,直接引爆了火山,导致了遍及全国的大起义。最终,新莽王朝灰飞烟灭,而中国人口也由鼎盛时期的5900多万人,降低到东汉建武年间的1500万。由于人口减少,土地压力减小,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循环,东汉明章之治的曙光,已然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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