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江陵地处号称“天险”的长江江段北岸，江堤的修筑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本文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对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江陵长江堤防的历史面貌进行复原，对有关的某些成说进行辨析，并指出唐、五代至北宋时期，伴随着区域经济的进步，江陵一带长江堤防的修建获得了显著发展，江堤保护了社会经济开发的成果，为开发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条件；同时，荆江水患的问题也开始显现。
本文所讨论的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江陵，主要指今湖北江陵县和荆州市的沙市区，从行政建置来说，唐时属山南东道荆州，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置南都，改荆州为江陵府；五代时是荆南国(南平)的国都所在；北宋时改为荆湖北路江陵府，或称江陵郡、荆南府。
这一地区，处在长江江汉平原西段的北岸，是长江最为险要的荆江段流经之地。
荆江，唐宋时多称“蜀江” [1]，指长江中游自今湖北枝城市(原宜都县)东南之枝城街市(在焦枝铁路桥北面不远)至城陵矶(今属湖南)河段。荆江河道呈西北至东南(偏南)流向，以藕池口(位于今公安县东南，宋属石首县)为界，以上称上荆江”，为顺直微曲性河段，水流枝分，汊河发育；以下为“下荆江”，河道蜿蜒曲折，素有“九曲回肠”之称，江水泛滥的问题尤为严重荆江北岸的江陵，尤其是附近的沙市一带，地势低洼，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因此，当地有“藉堤为防” [2]，“恃堤为命” [3]的说法。沿江地带多有天然堤，原为洪水泛滥时水中悬浮物质在河道两侧沉积而逐渐增高形成，后多经人工填土改建，成为人工堤，今荆江两岸有长达数百公里的人工堤岸，其中以位于北岸、上起江陵枣林岗、下迄监利城南，全长182.4公里的荆江大堤 [4]最为著名。据勘探，今荆江大堤上部一般都有10米左右厚的人工填土，也就是说，人类在天然河堤之上加高了10米。本文所谓江陵、沙市长江堤防即指经过人工土改建的江堤。
一 唐至北宋时的江陵堤防
（一）唐代的江陵江堤
江陵城长江人工堤防始于何时?通常认为是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桓温任荆州刺史时。《水经注》卷34《江水篇》称：“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监造。”此后凡述及江陵堤防肇始者，大体皆引此为据。如《舆地纪胜》江陵府“金堤”条引“《水经注》云：江陵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光绪二年(1876年)孙家谷序《荆州万城堤志》称：“大堤肇始于晋，盛于宋，详于明” [5]。光绪五年(1789年)倪文蔚撰《荆州万城堤铭》云：“维荆有堤，自桓宣武。” [6]今人有关荆江大堤的研究也多以桓温金堤作为江陵堤防的开端 [7]。
关于东晋南朝的江陵江堤，史家多有记载，严耕望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并指出：“江陵城东南倾，晋桓温已令筑堤以障绕之，称为金堤。南朝末年史料所见，城四周皆有堤，殆如襄阳。” [8]东晋以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唐朝时期，江陵江堤的情况如何?根据严耕望先生的看法，南朝…城四周皆有堤……唐世承之” [9]。只是，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的，除王建《江陵即事》诗之外，严先生没有提到其他的资料。王建的《江陵即事》诗称：“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头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 [10]其诗冠以“江陵”地名，但实际所写应是江陵下属的沙市。有关这一点，今人程鹏举《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一文已证(详下文）。而且，正如严耕望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宋世由大江正流下行经枝江、松滋先至沙头，上行经公安亦先至沙市，再陆行入江陵城也。 [11]换言之，宋时舟船由长江水道上下，行经江陵县一带时，通常并非在江陵县城而是在离县城不远的沙市江边停泊，唐代的情况亦当如是。从唐人大量的咏唱沙市的诗文中，可以想见这一点。例如元稹描写沙市街景：“阗咽沙头市，玲珑竹岸窗” [12]；刘禹锡在沙市所见：“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沙头樯竿上，始见春江阔” [13]；王建诗称“沙头欲买红螺盏，渡口多呈白角盘。” [14]都反映出作为江边津渡唐代的沙市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市容繁盛。据此，王建《江陵即事》诗所描绘的情景，更有可能是出现在沙市而非江陵，以这首诗来证实唐代江陵江堤的情况，恐难成立。
↓东晋金堤位置示意图(据乾隆《江陵县志·江陵县捕厅图》、光绪《续修江陵县志·江陵县沙市司图》陈曦改绘) 请横屏查看
唐代江陵江堤的情况如何，就笔者迄今的了解，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新唐书·地理志》被顾炎武赞为“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 [15]，此语虽有夸张，但反映出该书确实是收录唐代水利比较详明的一部史书，而在这部书中，对于唐代江陵的水利建设也只是记载了李皋修复汉水西岸古堤一事，没有提到长江堤防。
史籍中对于唐代的江陵江堤缺乏记载，原因不明，一种可能是有关唐代江堤修筑的资料均已散失；另一种可能则与当时荆江洪水较少有关 [16]。如果洪患问题不太明显，对人类生产、生活没有太大威胁，旧有江堤已足以防御而无需大修或新筑的话，人们就不会特别留意堤防的修建问题，对于原有堤防之日常维护一类的事情也不会专门作出记载了。
尽管史籍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资料，但根据唐代江陵之人口繁盛、农业进步、城镇发达的情况来看，唐代的江陵江堤较前朝有进一步发展应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人工修建的水利设施，人工堤防的发展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社会前提：一是当地聚居了较多的人口，二是当地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此种情况下，遂有需要和值得修建堤防来保护生命财产、城镇乡村，亦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来修建和维护堤防。
唐代的江陵，上述两个社会前提较以往更为充分。
以人口的发展为例。唐代江陵已人口众多，特别是中唐以后，人口增长很快，正如《旧唐书·地理志二》所说：“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资治通鉴》则称：“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 [17]。众多人口聚居江陵，不再象过去那样集中于岗坡、台地或天然堤上，而是“人俗多居于江津渚洲” [18]，这就必然刺激沿江堤防的增长。
再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例，江陵与江汉平原其它地区一样，气候温暖湿润“其土宜谷稻” [19]，稻作农业的历史开始很早，本区普遍可见的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即已种植水稻。唐中叶以后，江陵进入农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江陵东北的水稻生产即号称“亩收一钟” [20]，又如，柳谋在江陵“有田五百亩” [21]；韦宙在“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 [22]。如此大面积的稻田，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主要分布于零星的岗丘坡地，而势必以修筑堤堰、开垦平原为主要方式，因此，中唐以来稻作农业的扩展也就意味着堤防的扩展，反映出本区堤防的修建进入到一个更为重要的时期。
在宋人的记载中，江陵县有断堤和断堤寺。《舆地纪胜》卷64荆湖北路·江陵(上)·景物(下)“断堤寺条称：“在江陵县东北，今名东能仁断堤寺，有张孝祥题诗。”张孝祥《题断堤寺》诗共3首 [23]，其一有“柔桑细麦绿油油”句；其二有“堤边杨柳密藏鸦，堤上游人两髻丫”句；其三有“古寺留春最得多，……古柏阴森著薜萝”句。可见，断堤在南宋时是一处有名的景观，堤边既有绿油油的桑麦，又有细密成阴的杨柳，上有游人，近旁有古寺。那么，这段堤防是否与唐朝江堤有关系?据光绪《江陵县志》，江陵城东5里有菩提寺，“唐建，依古大堤，堤为节度使段文昌所修，又日段堤寺 [24]。民国《湖北通志》亦称：“菩提寺，在县东五里，唐建，依古大堤。堤为节度使段文昌所修，又曰段堤寺。荆寺虽广，而此刹较称净僻。今圯。” [25]由此可见，唐朝后期段文昌为荆南节度使时曾在江陵县东修建大堤，别称段堤；堤旁有寺，名段堤寺。宋人所谓“断堤寺”有可能就是唐代的“段堤寺”，断堤有可能就是段文昌所修段堤，唐末至南宋以后“段”讹为“断”，音同而字异。据此，晚唐时江陵东有大堤，位于城东5里。从江陵城东南濒江的地理环境来判断，城东的大堤很有可能是为了防止江水对江陵城的侵蚀而修建的，应当属于江堤的一部分，其起止不详。
（二） 五代江陵城堤防的修筑
唐朝末年， 荆襄成为唐军和农民军激烈作战的地区之一， 大动乱使江陵破坏惨烈， 人口损失极其严重， 所谓“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 至是死者十三四”。 更有一种说法是“荆州经经巨盗之后， 居民才一十七家”。 此语可能有夸张， 但说明所受破坏的确十分惨重。 五代时， 高氏以江陵为基地， 采取一些招抚流亡的措施， “由是兵众渐多”，恢复较快。 在五代那种战乱纷争不已的环境中， 像荆南这样的小国能够维持一方， 与其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据明、 清人的记载， 高氏曾大规模修筑江陵江堤， 称寸金堤。 这类记载最早见于《大明一统志》，是书卷六二《荆州府· 山川》“寸金堤” 条称： “在府城龙山门外。 五代梁将军倪福可所筑。 激水捍蜀， 谓其坚厚， 寸寸如金。” 此后， 明、 清多部志书袭用此说， 只是或称“倪福可”， 或称“倪可福”（据《通鉴· 后梁纪》 诸卷， 当以“倪可福” 为是）。 如万历《湖广总志》 卷三二《水利· 荆州府· 江陵县》 称： “堤五， ……寸金， 在龙山门外， 五代时蜀孟昶将伐高氏， 欲作战舰巨筏， 冲荆南城， 梁将军倪福可筑是堤， 激水以捍之。”《十国春秋》 卷一○二《倪可福传》 称： “筑寸金堤， 激水捍蜀有功”。 句下注文引清顺治间孔自来等所著《江陵志余》“云： 寸金堤， 在西门外， 梁将军倪可福所筑。”《读史方舆纪要》 卷七八《 湖广四· 荆州府· 江陵县》“寸金堤” 条则称： “在府城龙山门外。 五代时， 高氏将倪可福筑， 以捍蜀江激水， 谓其坚厚， 寸寸如金， 因名。”《嘉庆重修一统志》、 雍正《湖广通志》 等均亦采此说。
笔者以为， 倪可福筑寸金堤一说未必可信。 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 五代及北宋的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以《资治通鉴》 为例， 是书对于南平国主高季昌（后改名季兴） 及倪可福在江陵期间的较重要战事和较大规模的土木工程， 都一一备载， 如记高季兴遣倪可福攻朗州， 败李洪， 修江陵城外郭等等。如果说倪可福修筑寸金堤以阻挡蜀军进攻一事确有无误的话， 对于这样一件并非微不足道的事情， 《通鉴》 是没有理由不着一字的。 第二， 南宋的两部著名地理志《舆地纪胜》 和《方舆胜览》 都记载了江陵寸金堤， 但都没有提到倪可福。 第三， 从上引诸书文字的衍变来看， 倪氏筑寸金堤抵御蜀兵一说也是值得怀疑的。 最早记载此事的《大明一统志》 卷六二《荆州府· 山川》“寸金堤” 条， 称倪氏筑堤“激水捍蜀”，此所谓“蜀” 当指五代十国之一的蜀政权； 《利病书》 卷七三《荆州府· 江陵县》“寸金堤”条亦以蜀为蜀国。 而在前引《方舆纪要》 中， “蜀” 被明确说成是“蜀江”， 称：“倪可福筑（寸金堤）， 以捍蜀江激水”。 上引诸书中， 除了“激水捍蜀” 的文字不同以外， 对于倪氏修筑寸金堤时间的记载也不一样， 《十国春秋》 称事在倪可福率兵力拒朗州雷彦恭后不久， 据《资治通鉴》 卷二六六《后梁纪一》， 是役发生在梁太祖开平元年（公元 907 年）； 而《嘉靖湖广图经志书》 和《天下郡国利病书》 皆将修堤事系于后蜀孟昶（公元 938~965 年在位） 之际， 前后相距数十年之久。
综上所述， 从对“蜀” 之涵义所作的不同理解， 到对倪氏筑堤时间的说法各异， 似都反映出倪可福修寸金堤一事并无确切依据， 很可能只是传说而已， 不足为信。
高氏政权的确在江陵修筑过堤防， 荆南国能够富盛一方， 与堤防的修筑有直接关系。 这方面的举措， 最有代表性的是沿汉水修筑了长达 100 多里汉水堤， 人称“高氏堤”。《方舆纪要》 卷七七《湖广三· 承天府· 潜江县》“高氏堤” 条称： “县西北五里。 五代时高氏所筑。起自荆门州绿麻山， 至县南沱埠渊， 延亘一百三十里， 以障襄、 汉二水。”《利病书》 卷七三《水利· 潜江县》“高氏堤” 条略同。 但是， 高氏是否修筑过长江堤防， 目前还看不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舆地纪胜》 卷六四《荆湖北路· 江陵府（上）· 景物（上）》“北海” 条云，高季兴孙保融曾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 955 年）“自西山分江流， 方五七里， 筑堤而居，谓之北海”。“北海” 之堤可视为江堤的一部分， 但与倪可福没有关系。
（三） 北宋时的江陵江堤
北宋时期， 在十国之一荆南的基础上， 江陵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仍以人口为例， 根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 和《宋史· 地理四》， 太平兴国（公元 976~984 年）、 元丰（公元 1078~1085 年） 和崇宁（公元 1102~1106 年） 间， 江陵府户数分别为 63447， 189922 1 和 85801。 诚如很多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 宋代的户口统计数字很不不可靠， 特别是口的统计， 平均 1 户仅有 2 口左右， 显然有问题。 考虑到这一点， 笔者略去了各个时期口的统计数字， 而是按照当时一般的家庭规模 1 户 5 口的标准， 将户数的 5 倍作为口数。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在籍户数， 或是以 5 口计算家庭规模的口数， 都不可能是准确的， 只能大体用作定性分析的基础。 据此， 北宋太平兴国、 元丰和崇宁年间江陵的口数分别为 316 935， 949 610， 429 005， 比唐代人口高出许多。 即使是北宋初期的太平兴国年间（公元 976~984 年）， 江陵的户数也在唐朝鼎盛的天宝间（公元 742~756 年） 荆州户 30392 之上。
人口的增长必然带来对土地需求的增长， 带来以堤防为重要内容的水利兴修的增长。北宋时江陵堤防修筑的情况如何， 迄今未见具体资料。 但从南宋张孝祥的《金堤记》 中，可作一些推论。 兹将《金堤记》 主要内容转引如下：蜀之水既出峡， 奔放横溃， 荆州为城， 当水之冲。 有堤起于万寿山之麓， 环城西南，谓之金堤。 岁调夫增筑， 夏潦方淫， 府选才吏， 分护堤上。乾道四年， 自 二月 雨， 至于五月 ， 水溢数丈， 既坏吾堤， 又啮吾城， ……秋八月 ，某自 长沙来， 以冬十月 鸠材庀工作新堤， 凡役五千人， 四十日 而毕。 已决之堤， 汇为深渊， 不可复筑。 别起七泽门之址， 度两阿之间， 转而西之， 接于旧堤， 穹崇坚好， 悉倍于旧。
既成， 某进府之耋老， 问堤之所以坏。 曰： “异时岁修堤， 则太守亲临之， 庳者益之， 穴者塞之， 岁有增而无损也， 堤是以能久。 今不然矣， 二月 ， 下县之夫集， 则有职于是者率私其人以充它役， 或取其傭而纵之； 畚锸所及， 并宿草与土而去之耳。 视堤既平， 则告毕工， 于是堤日 以削而卒致于溃也。”
从上引这段文字， 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张孝祥之前， 江陵已有御江护城的堤防， “起于万寿山之麓， 环城西南， 谓之'金堤’。”2， 张孝祥修堤并非如《宋史》 等书所说是江陵金堤之始， 而是对旧堤的修复。 只是对于旧堤中决坏“为深渊， 不可复筑” 的堤段， 选新址另筑， 与旧堤剩余部分相接。 3， 旧金堤至迟在某“耋老” 记事之前已有， 亦即乾道四年（公元 1168 年） 之前六七十年即已存在， 换言之， 旧金堤至迟在北宋后期已有。 4， 北宋后期已对这段堤防连年培修， 由郡守负责其事，可见当时的江陵城与堤防的关系已十分密切， 堤防的维修得到高度重视。
二、 唐至北宋时的沙市江堤
沙市位于江陵城东南十余里， 无论是地域或政治、 经济关系上都与江陵城连为一体， 故在此一并讨论。 沙市在唐时全称为沙头市， 常简作沙市或沙头， 如元稹有“吠声沙市犬” 的诗句， 杜甫则称“飞急到沙头”； 北宋在此设立税务， 故又称“沙市务”。 沙市始于何时不详， 中唐以后已从江陵城外的一个江津渡口发展成为商业交通繁盛的大型集市， 并筑有相应的沿江堤防。
沙市长江堤防的起始， 传统的看法是在北宋熙宁（公元 1068~1077 年） 间郑獬任知府时，依据是《宋史》 卷九七《河渠志（七）》“荆襄诸水” 条， 原文作： “（庆元） 三年， 臣僚言：'江陵府去城十余里， 有沙市镇， 据水陆之冲。 熙宁中， 郑獬作守， 始筑长堤捍水。 ……’”《方舆纪要》 及今人所修《长江水利史》 等均采此说。
实际上， 郑獬所修长堤并非“始筑”。 程鹏举《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 一文曾对此进行过考证， 提出： “中唐时期已有沙市堤防”， 其主要论据是前引王建的《江陵即事》 诗：“瘴云梅雨不成泥， 十里津头压大堤。 蜀女下沙迎水客， 巴童傍驿卖山鸡。” 程文指出， 中唐时的沙市是“进出三峡船只几乎必停的重要码头”， 商旅在此泊船， 小贩叫卖于驿馆旁， 是“这一类水陆码头所在市镇的常见景象”； 南宋陆游《入蜀记》 中关于“沙市堤上居者， 大抵皆蜀人” 的记载， “恰与王诗中的'蜀女’、'巴童’ 相合”； 同时， 沙市堤防的存在， 也“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 因而“沙市堤在唐前期逐渐形成是比较自然的”， 认为王建诗描述的即是沙市的情形。 笔者基本同意程鹏举的说法， 其考辨内容此略， 详参其文。
根据王建的诗， 中唐时的沙市江堤已有相当的规模。
与程鹏举不同， 有的学者在讨论沙市堤防时， 依据刘禹锡的《堤上行》（三首） 诗， 来 说明中唐已有沙市堤防， 且规模可观。 其诗之一称： “酒旗相望大堤头， 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 浆声幽轧满中流。” 之三曰： “长堤缭绕水徘徊， 酒舍旗亭次第开。 日晚上帘（一作“出帘”） 招估客， 轲峨大艑落驱来。”
但是， 今人如卞孝萱等有关刘禹锡诗文的若干研究都认为《堤上行》 写于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县东）。 因此， 有关唐代沙市江堤的情形， 尚无多少资料说明。
五代之沙市江堤无载。
北宋时， 沙市获得显著的发展， 其商业贸易额甚至超过了江陵城， 据《宋会要辑稿· 食货》 一六之一三“商税税额” 记载， 熙宁十年（公元 1077 年） 沙市务的年商税额为“九千八百一贯六十五文”， 居江陵府属 22 个榷货场务之首， 它标志着沙市已成为江陵府的经济中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郑獬“筑长堤捍水”。 沙市江堤既号“长堤”， 可以想见， 其规模当比唐代有进一步发展。 但是， 由于受当时修堤水平的限制， 加上沙市“地本沙渚， 当蜀江下流， 每遇涨潦奔冲， 沙水相荡， 摧圮动辄数十丈”， 郑獬所筑江堤大约没有维持多久便便遭江水毁坏， 所以至南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 1197 年） 又有重修之议。 这似乎也意味着北宋时沙市与江陵类似， 荆江水患的问题已比较显著， 今日的荆江大堤以江陵、 沙市为重要险段， 其历史的依据至迟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
总地来看， 唐、 五代、 北宋时期江陵、 沙市长江堤防的修建， 既是当地人口增长、 农业进步、 城镇繁荣的产物， 反过来又保护了社会经济开发的成果， 并为开发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条件。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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