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秩和啬夫
《汉书.百官公卿表》有：“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此处对三老、啬夫和游徼都作了解释，有秩是什么呢？这里未做说明。
后检《后汉书》，有说明：“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
东汉时设置较西汉并不完全相同，但可参考。据此可知，一乡中，不同时设置有秩和啬夫，因乡的规模大小而定，规模大者设有秩，小者设啬夫；其规模按例是以该乡的居民户数多少来分的，或因其面积来区分。汉承秦制，设郡、县，规模大的乡，由郡守派人到乡任有秩，有薪水，秩百石；小的乡，则由县令任命啬夫一名；有秩和啬夫行使权职一样。
东汉时有秩和啬夫的权职，较西汉时有所扩大；且配有乡佐，负责向老百姓征收赋税。这也说明到东汉时，税收系统相对完善，赋税的额度确定和征收已经分由不同的人执行，设置了专职税收员，以避免收税过程中的营私行为。
至于西汉时期的乡规模，试着从具体的两个例子来看一下。
一个例子是蒲侯苏昌，功臣表说他“以圉小史捕反者故越王子邹起，侯，千二十六户”；田广明传中有“迁广明为淮阳太守。岁余，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广明觉之，发兵皆捕斩焉。而公孙勇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与厩啬夫江德、尉史苏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为当涂侯，德轑阳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于前，小史窃言，武帝问：‘言何？’对曰：‘为侯者得东归不？’上曰：‘女欲不？贵矣。女乡名为何？’对曰：‘名遗乡。’上曰：‘用遗汝矣。’(女、汝混用)于是赐小史爵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苏昌因功封侯，想回家，武帝也成人之美，把苏昌出生地，一个叫遗乡的地方赐给了他，衣锦好还乡；功臣表中说苏昌食邑“千二十六户”，就包括此处的“遗乡六百户”，据此可推测，武帝是把连同遗乡在内的共千二十六户赐给了苏昌，遗乡的规模应该就在六百户左右。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苏昌封侯的时间，武帝纪中有：“征和三年九月，反者公孙勇、胡倩发觉，皆伏辜。”苏昌封侯事发生在征和三年秋天后，此后两年左右武帝就去世了； 征和年间发生了不少大事，二年的卫太子巫盅事，三年的贰师将军降匈奴 ；昭帝纪赞有一段话说了昭帝即位后的国家状况：“……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经过一系列大的变故，武帝末年人口锐减；另据贡禹传有“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到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因连年征伐，武帝后期国库空虚，下至三岁的孩子也征收人头税，贫困的百姓因交不起税，而杀死刚出生的孩子。以上种种，说明了征和时期的遗乡人口六百户是处于低谷时的数字。
再看一则故事，功臣表中，元帝时的匡衡“以丞相侯，六百四十七户。”匡衡在建昭三年为丞相的，检匡衡传，“初，衡封僮之安乐乡。”安乐乡的规模在六百多户。
僮县在临淮郡，地理志说，“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八十三，口百二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四，县二十九。”我们来做个平均，大约一户四到五人，一县约九千二百五十户。属当时正常规模。乡或有大小，安乐乡的规模近似于低谷时的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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