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解:按照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大地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而中原地区又是整个大地的中心,此所以堂而皇之地名曰“中国”。既然如此,则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地必然是静止不动的,于是人们只能看到日月星辰以及整个天体在有规律地做环绕中国的运动。因此,春夏秋冬四季的轮流演替,完全是天体周期运行的结果,也就是以太阳为驱动力的天体不停地旋转,致使二十八星宿在天球赤道上处于不同位置的结果,而与静止的大地无关。比如《史记·天官书》:“是正四时: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娄、胃东五舍,为齐;仲夏夏至,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七舍,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为中国。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又:“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很显然,这种学说完全是根据古代中国人对日月星辰的观察,而且只适用于中国。
然而,如果按照阴阳学说,则宇宙中心实乃天地之间的“人”,而春夏秋冬四季之所以能够轮流演替,其实是天地之气对“人”的交互衍射,以致阴阳二气在天地之间此升彼降此进彼退互为移易的结果。由于《根结》这篇文字出自于阴阳家(古代道家的一个分支学派),主要讲述阴阳二气在人体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阴阳学说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的实际应用,所以就认为四季的寒暖相移是天地相感所致。由此可见,阴阳学说其实是对古代天文学和地理学的抽象,它主要研究天地万物阴阳二气相互对立和相互转换的规律,并不考虑某个星辰的出没轨迹,也不考虑某处地理的方位差异,因此阴阳学说不仅仅适用于中国,拿到外国也照样适用。
那么,按照阴阳家的天文学理论,既然大自然能够永远保持有规律的寒来暑往,则大自然中的阴气数量和阳气数量就应该从总体上保持平衡,不存在谁大谁小、谁多谁少的问题。但是,天与地的阴阳平衡是绝对的么?所谓“阴阳之道,孰少孰多”?就是在表达这样一个疑问,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原文:阴道偶,阳道奇。
说解:很显然,这是对上述观点的否定。也就是说,在阴阳家看来,以天地为代表的整个自然界,其阴阳二气在总量上并不是绝对的平衡,而只是相对的平衡,因为天地阴阳的属性有奇偶的不同。奇偶原本表示数目的属性,而古人经常借用来表示阴阳的属性。奇谓单数,代表数量少,偶谓双数,代表数量多。则所谓“阴道偶、阳道奇”,其实就是说大自然从总体上看呈现为一个“阴盛阳衰”的态势。
所谓“阴道”,是指地的规律和特点,“偶”在这里又有成双成对的意思。所谓“阴道偶”,是说大地上的生物都分雌雄牡牝,并且只能以两性交配的方式才能繁育,而各种动植物的生生不息正是大地上最为显著的特征。
所谓“阳道”,是指天的规律和特点,“奇”在这里又有单纯唯一的意思。所谓“阳道奇”,是说天空中永远只有单纯的一种气,而纯粹单调正是天空中最为显著的特征。
既然大自然的规律是“阴道偶、阳道奇”,那么,按理说,自然界的阴气总量就应该比阳气大,而且还要正好大一倍。相应地,人道原本于天地之道,也要顺应自然界的规律,那么人体的阳气数量也就必然地比阴气小一倍。于是又引出下面的问题。
原文:发于春夏,阴气少,阳气多,阴阳不调,何补何泻?
说解:“发”的本义是射箭,此乃谓触冒外邪而生病也。在阴阳家看来,人的疾病都是外邪攻击人体所致,就如同矢之中的,故谓之“发”。《说文》:“发,射发也。” 《九宫八风》:“故圣人避风,如避矢石焉。”《金匱真言论篇》:“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
春夏季节,天气温暖,植物繁茂,动物活跃,这当然是阴气少而阳气多的表现,然而这种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与“阴道偶阳道奇”这个自然界总规律不是十分的协调(实则非常矛盾),如果人赶在这个季节发病,到底算阴病呢,还是算阳病?究竟是应该泻阳补阴呢,还是应该泻阴补阳?
原文:发于秋冬,阳气少,阴气多,阴气盛而阳气衰,故茎叶枯槁,湿雨下归,阴阳相移,何泻何补?
说解:秋冬季节,天气寒凉,这当然是阳气少而阴气多的表现,也正好符合了“阴道偶阳道奇”的自然规律,似乎应该是最为理想的自然景象。然而在隆冬季节,由于阴气过多,阳气太少(这叫“阴气盛而阳气衰”),连自然界的耐寒植物都凋残了(这叫“茎叶枯槁”),连空气中的水蒸气都凝结了(这叫“湿雨下归”,意思是空气的水分全部返归于地表,然而这是因为天气严寒而水汽凝结的缘故),总之这种气候必将给一切动植物的生长繁衍造成严重的威胁和伤害。如果这种气候完全合乎“阴阳相移”的天地之道,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么?人如果在这个季节发病,又该怎么算呢?
原文:奇邪离经,不可胜数。
说解: 这是对上述问题的概括性答复,意思是,不管春夏也好,秋冬也好,凡是由四季气候造成的疾病,只能一概属于“奇邪离经”。
“奇邪”,在《内经》是一个重要的病理学概念,它有丰富的内涵,今拣要紧的说。
首先,“奇邪”就是阳邪的意思,盖阳道奇也。因为凡由四季气候引发的疾病,归根结底是由天气造成的,而天气本身就是阳气。由天气变化引发的疾病种类繁多,此所以“不可胜数”也。
其次,由天气引发疾病的实质,其实就是通过皮肤侵入人体的邪气,而皮肤又是阳气的领地,外邪一旦侵入皮肤,就表明侵占了阳气的领地,故凡是经由体表孔穴侵入肌肤的邪气,一概称之为“奇邪”。《口问》:“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窍者也。”此所以“不可胜数”也。
另外,“奇邪”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血络”。在《九针十二原》,我们已经知道,血络的出现就意味着外邪侵入了人体的皮肤表层,那么由于血络的成分里搀杂着外邪,所以血络本身就可以称之为“奇邪”。《血络论》:“黄帝曰:愿闻其奇邪而不在经者。歧伯曰:血络是也。”盖血络属于络脉自身的病态,而络脉明显地属于经脉之分支末梢,故称血络为“奇邪而不在经者”或者“奇邪离经”。我们知道,血络可以遍布于全身的皮肤,此所以“不可胜数”也。
实际上,所谓“奇邪离经”,从本质上说,又表明人体的阳气系统出了故障。这是因为人体的阳气不仅仅是“神气”,也就是不仅仅具有感知功能,同时还有防御外邪的屏障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它又可以称之为“卫气”。《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又云:“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因此,一旦外邪侵入皮肤而出现“奇邪离经”,那就意味着卫气不能正常地“卫外而为固”了,也就是人体的防御能力有所降低,其实质就是,阳气数量明显地不足了。
按照“阴道偶阳道奇”的自然规律,人体的阳气数量本来就相对偏少,所以每一个人都难免遭罹外界邪气的侵袭,但是,一般而论,阳气总要保持在一个比较充足的水平,与阴气达成相对的平衡,才算正常人。
这就是说,对人体而言,在阴阳这两个对立面,阳气属于相对薄弱的一方,所以阳气在维持生命的过程中,始终占据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维持生命的关键所在,这就是阳气“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原因,这就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会对动植物的生长造成致命性伤害的原因。
《根结》作者之所以提出“阴道偶阳道奇”这个观点,其实也正是为了表明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意义,虽然他对上述两个问题并没有予以具体的答复,但是已经把问题的严重性明确地提出来了,那就是:生命的根本在于阳气,健康的关键在于阳气,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阳气的不足。那么,如何保护阳气,补充阳气,就成为医学的核心问题。于是,作者才可以隆重而正式地推出“根结”这个命题。毫无疑问,“根结”才是本篇作者所要阐述的主题。
原文:不知根结,五脏六腑,折关败枢,开合而走,阴阳大失,不可复取。
说解: 本篇所谓“根结”,其实是指阳气的根本,因此也就是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点,后文再详细阐述。
通过《九针十二原》的说解,我们已经知道,《内经》作者的观点,对于血络,是不能留情的,一旦发现,就要立即针刺放血,其目的就在于把外邪导致的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
然而这种方法似乎只适合偶感外邪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某人的阳气数量大致正常,因而防御能力也基本正常,只是由于偶然非常的原因,防御功能一时性降低,以至外邪侵入而出现血络,那么用针刺血络的方法以排泄之,就属于未雨绸缪,而且抓住了要害。
但是实际上还存在一种阳气数量一贯地低于正常值的人,也就是防御功能长期低下的人,三天两头因触冒外邪而发病,因此他们身上的血络层出不穷、刺不胜刺,也就是说,今天刺泻了所有的血络,排除了已有的病邪,明天又感染了新的病邪,又出现了新的血络。对于这种人,仅仅以刺泻血络的方法,就属于治标不治本,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按照《根结》作者的观点,就是要从“根结”入手,从根本上补益他的阳气,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根结》这篇文字,是在《九针十二原》的针刺理论和《本输》的治疗学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此所谓“五脏六腑”,其实是“十二经脉”的意思。之所以用“五脏六腑”替代“十二经脉”,其理由已见于前述。如果对于长期存在的“奇邪离经”现象不能全面而有效地控制,那么下一步的发展,势必会对十二经脉的正常运行产生严重的危害,其结果就如同“折关败枢”。
“折”是斩断;“关”是门闩;“败”是毁坏;“枢”是门轴。“折关败枢”合起来就是门闩断裂、门轴腐朽。然而门闩和门轴是门的两个关键部件,一旦关枢破败,整个门就丧失了功能。我们知道门的功能无非就是开开合合,所以“折关败枢”的结果必然就是“开合而走”。“走”的本义是跑,也就是快速逃掉,在这里则是消失的意思,“开合而走”就是说这个门已经没法开合,彻底报废了。
十二经脉就是手足三阴三阳,其根本又汇集于足之三阴三阳,这是《本输》篇已经表明的观点。然而在足三阴、足三阳之上,人体还有一个总阴阳,控制着三阴三阳,实乃生命的根本所在,而古代的阴阳家亦称之为“阴阳”。
《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由此可见,此所谓“神明之府”,那就是指总阴阳的居舍,也就是三阴三阳的总皈依,亦即生命之本。很显然,这个“神明之府”其实就是指大脑,此所以直接联系大脑的通道(眼睛)就相当于生命之门,故又称“目”为“命门”。
如果三阴三阳“开合而走”,丧失了其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作为其皈依的命门也就彻底崩溃了(即瞳孔散大了,什么也看不见),而命门一旦崩溃,总阴阳就无法继续存留于大脑之内,势必随之散逸而消失,这就叫“阴阳大失”。那其实就象征着一个生命的终结,所谓“不可复取”,意思就是彻底没治了。
原文:九针之玄,要在终始,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咸绝。
说解:因此,针刺治病的全部玄妙,就是要紧紧抓住“终始”。而所谓“终始”,说白了,其实就是三阴三阳的起始点和终结点,也就是本篇所要详细论述的“根结”。
所谓“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为枢”,其实就是指出,阳气在阳经的循环顺序是:太阳——少阳——阳明。
所谓“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少阴为枢”,其实就是指出,阴气在阴经的循环顺序是:太阴——少阴——厥阴。
凡是看过《伤寒论》的都知道,其篇幅结构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然而其书既以“伤寒”为名,也正在于揭示人的本质是“阴盛阳衰”,因此最容易遭受阴寒之气的侵袭。由此可见,《伤寒论》的理论渊源其实就是《根结》篇。
原文:故开折则肉节渎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阳,视有余不足,渎者,皮肉宛膲而弱也。
说解:“折”即折断,这里的“开折”是指从至阴到天柱的太阳经发生了断裂,此所以必然导致太阳经的功能丧失。下皆仿此。
这是通过太阳病的症状表现及其治疗,借以表明太阳经在人体的生理功能。
阳气在人体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此所谓“天运当以日光明”,是说人的眼睛就相当于天上的太阳,是人身阳气的集中体现。此所谓“阳因而上”,是说犹如太阳的光芒只能照耀在地表一样,人身的阳气也只能敷布在皮肤的表层。所谓“卫外者也”,就是明确指出敷布在皮肤表层的阳气具有防卫功能,就相当于抵御外邪侵入的屏障。如上所述,既然太阳在三阳中气量最多,又发源于两目,即乃全身阳气的根本,故太阳经的生理功能就是掌辖全身的防御系统,或者卫气系统。
在《内经》作者,凡外界致病因素都必须通过皮肤才能进入人体,因此,在健康人的皮肤表面都有一道致密的防线以阻挡之,这道防线便是阳气(其实也就是《九针十二原》中的“神气”)的存在。如果阳气虚弱,不能足量地敷布于皮肤表层,其人抗病能力必差,那就禁不起外邪的袭扰,势必三天两头地感染疾病,其结果必然是“折寿而不彰”。
这种具有防御功能的阳气在古人又形象地称之为“卫气”,其实就是指具有防卫作用的阳气。《卫气行》:“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项下足太阳……”由此可见,出于两目的阳气其实就是卫气,而卫气发源于两目,实乃发源于大脑中央,故太阳“结于命门”的意义其实也就在于太阳主持掌握全身的卫气。另外,由此还可以看出,按照《内经》的理论,人体的抗病能力(就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免疫功能)的大小强弱,主要取决于先天的禀赋条件,也就是取决于大脑中央的“总阴阳”。
卫气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抵御外邪的侵袭,具体地说,就在于它能够控制与调节腠理的适度开合。《本脏》:“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关合者也。”在健康人,腠理应该处于一种适当的开启状态,既保证神气(阳气)出入的顺利通畅,又能阻挡外邪的侵入。这种适度的开启状态是由卫气负责调节控制的,故《本脏》又云:“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所谓“解利”,即通畅的意思。所谓“致密”,是相对而言,对自身神气的出入周流,它是通畅的,对外邪,它又是致密的,这才是卫气防御功能的本质所在。所谓“腠理”,原本是指皮肤上的细小纹理。在古人看来,皮肤上的纹理即表明皮肤之间存在着微小的缝隙,而卫气(阳气、神气同)出没于皮肤内外必须要借助于这些缝隙,故腠理实即腧穴之意。不过腠理是生理学名词,腧穴是治疗学名词,所以同一个概念要使用两种称谓。
此所谓“肉节”,即指皮肤腠理而言。“肉”在这里是皮肤与皮下结缔组织的统称;“节”是“神气之所游行出入”的地方,也就是整个皮肤。故“肉节”可作为肌肤表层的代称,在这里,“肉节”就是指抵御外邪的屏障系统。
“渎”的本义是河渠,这也是形象比喻的说法。《内经》关于血气在腧穴、孙络以及皮肤腠理的正常流通状态多用“溪”、“谷”、“泉”等字眼来形容,意思是“最初始最细小的水流”,是形容腠理开合的程度最为适当。而“渎”在古代则属于主干型的水流,那就明显地比溪谷粗阔多了,故“肉节渎”其实就是“腠理疏松”的意思。肌肤表层的屏障系统若疏松到了“渎”的程度,就意味着腠理开放得超过了限度,屏障已经失去了抵挡和屏蔽的作用,那么,外邪便将源源不断地进入体内,其结果必然是“暴病起矣”。“暴病”即急性外感性疾病,盖外邪所致之感染,皆发作急暴也。然而咎其实质,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方是根据,故主要在于其人抗病能力不足,卫气未能正常司掌腠理的开合,也就是太阳经的阳气数量严重不足,其所掌管的防御系统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了。
“取之太阳”,谓取太阳之根与结也。但是要注意:这里的“根”,是指太阳经在下肢的五腧穴,并非单取一个至阴穴,下皆仿此。这里的“结”,是指整个缺盆系统的腧穴,也并非单取一个天柱穴,下皆仿此。
《寒热病》:“暴瘖氣鞕,取扶突与舌本出血;暴聋气蒙,耳目不明,取天牖;暴挛痫眩,足不任身,取天柱;暴瘅内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由此可知缺盆系统的本输能够治疗所有的“暴病”。这是因为缺盆系统的腧穴既是全身经脉阳气的汇集点(此所以谓之“结”),故又可以看做是体内脏腑之阳气的根本点。也就是说,归根结底,经脉的意义在于滋润脏腑。
“渎者皮肉宛膲而弱也”,是描述“肉节渎”的具体表现。“皮肉宛膲而弱”是皮肤憔悴、腠理疏松、气血郁滞的意思,这是《内经》作者形容卫气虚弱、抗病能力不足之专用术语。“宛”乃“菀”字之误,“菀”通“蕴”,《说文》:“蕴,积也。”谓血气郁积而生血络也。“膲”通“憔”,谓皮肤枯涩而色泽憔悴也。“弱”即薄弱,谓皮肤没有紧张度,实即皮肤松弛而无弹性也。
“视有余不足”是诊视皮肤血络的意思。这里的关键词是“视”,即用眼睛看,并且一看就知道是有余还是不足。所以,不能把“视有余不足”理解为辨证分析、揆度揣摩。那么,凡是有血络者即为“有余”,凡是没有血络即为“不足”。这是在严格地遵守《九针十二原》所确立的“上守神”的宗旨和原则,治疗任何疾病,都不可忘记诊视血络,务必仔细寻找,发现血络则刺之无殆。后面的几个“视有余不足”都是这个意思。
说解:这是讲少阳病的症状表现及其治疗,同时也表明少阳经的生理功能。
少阳是一阳,其阳气数量最少,这是它生理功能的特异性基础。
对一个生命体来说,所谓阴阳,其实就是指有形的器质与无形的机能。《阴阳应象大论》:“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天无形质,地有形质,故清阳与浊阴其实是对机能与形质的总概括。然而若具体分析,又有下列之区别:“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因此,按照《阴阳应象大论》这套说辞,“清阳”之属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其“出上窍”之清阳是为阳明所主之宗气,包括口鼻呼吸与耳目之视听功能;其“发腠理”之清阳是为太阳所主之卫气,包括防御外邪、调节体温、感受知觉诸功能;其“实四肢”之清阳则即少阳所主之功能。因此,这就是说,少阳具有掌辖肢体运动的功能。
清阳为什么要“实四肢”?就是为了使肢体能够随心所欲地运动。这也是阳气功能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也是清阳的主要作用之一。但是肢体运动的重要性毕竟比不上宗气与卫气那么重要,故只好屈居于少阳(一阳)。
因此,凡人体运动能力,包括言语、动作、行为诸能力皆属少阳的生理功能,此即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运动功能。
古人认为,肢体运动的基础在于筋。《说文》:“筋,肉之力也。”在这点上,古人与今人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盖古人所谓的筋即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运动肌,故少阳的生理功能实即肌肉的功能。
所谓“骨摇”,其实是指肌肉的颤动。《说文》:“摇,动也。”其本意为往复式摆动,故“骨摇”即肌震颤也。只是古人不知道那是肌纤维在震颤,而误以为是骨骼在摇晃,故曰“骨摇”。所谓“不安于地”,则是指由于肌震颤非常强烈,以致两足都不能稳定地著地。此乃明显的帕金森氏病,又称震颤麻痹者是也。其人除肌振颤外,言语、动作都明显减少且徐缓迟钝,因此属于比较明显的运动功能障碍性疾病。《根结》作者是把震颤麻痹作为少阳病的典型症状提出的,实际上他的本意是,所有运动功能的障碍,包括“节缓而不收”(即真正的肌瘫),都属于少阳病。
“取之少阳”,谓取少阳之根与结也。“视有余不足”,谓取少阳之血络也。然而这只是针对震颤麻痹(即骨摇而不安于地)的治疗,一旦发展到“节缓而不收”(肢体瘫痪)的地步,则表明整个阳气系统都发生了故障(那其实是大脑中央发生了病变),再独取少阳就显得势单力孤,难以奏效,此时的治疗就应该“穷其本”了。盖少阳的阳气数量已经显著偏少,欲全面振奋人之阳气,必以太阳、阳明为本,则“穷其本”其实就是同时取太阳与阳明的意思。
原文:太阴根于隐白,结于太仓。
说解:“太仓”不是指中脘穴,乃谓肚脐也。盖肚脐既然是人在胞胎中受纳母体营养的器官,则其内部即最原始的胃,故出生以后的肚脐实乃胃的外部标志。《气府论》:“胃脘以下至横骨六寸半”,则“胃脘”乃指肚脐无疑。《胀论》:“胃者,太仓也。”故“太阴结于太仓”其实就是结于肚脐,不过,作者的本意是,太阴结于肚脐内部的“消化管”,亦即“胃脘”。
原文:少阴根于涌泉,结于廉泉。厥阴根于大敦,结于玉英。
说解:“廉泉”是指舌下唾液腺。古人不知腮腺和下颌腺,只知道唾液来源于舌下。《刺疟篇》:“舌下两脉者,廉泉也。”《口问》:“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
“玉英”是指外生殖器,它同时又是下尿道。
《刺节真邪》:“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
《胀论》:“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盖舌下腺分泌唾液,外生殖器排泌精液,这是人体的两个最直观、最显著的“津液之道”。
在六经理论,虽然它只讲三阳三阴,不涉及任何脏腑,但是并不否认器质性的实体结构,否则的话,阳气就失去了赖以依托的躯壳。因此,六经理论中的三阴之结,其实就是指实体性的脏器组织,意思是三阴之气可以直接滋养这些脏器。
故所谓太阴之结,其实就是器质性消化管的意思,大致相当于脏腑理论中的六腑。在古人,若把六腑总归为一体,其作用就是受纳饮食物并转化为人体所需的精气。《五脏别论》:“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阴阳应象大论》所谓“浊阴归六腑”,就是泛指太阴的生理功能。在《九针十二原》中我们已经知道,肚脐(脖胦)作为肓之原,实即整个消化管的总根本,故“太阴结于太仓”的实质,就是整个消化吸收系统概以“肓”为根本,而统属于太阴的功能。
此所谓少阴之结,其实就是器质性脉管的意思,大致相当于脏腑理论中的五脏。在古人,若把五脏总归为一体,其作用就是输送并利用由六腑转化生成的精气,就相当于现代的血液循环系统这个概念。《五脏别论》:“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阴阳应象大论》所谓“浊阴走五脏”,就是泛指少阴的生理功能。
然而脉管中的血液其实是由津液生成的,《决气》:“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营卫生会》:“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因此,既然廉泉是人体最大的津液分泌腺,则亦必然是血液的内在发源点,此所以被当作全身血脉的根本。故“少阴结于廉泉”就是整个血脉系统以廉泉为本源的意思。它的实质是:全身的脉管(器质性的血脉以及其中有形的血液)都属于少阴的功能。
原文:厥阴根于大敦 ,结于玉英,络于膻中。
说解:六经理论中的厥阴可以勉强地挂靠于脏腑理论中的肝脏和肾脏。在古人,肝主筋,肾主骨,俱与生殖密切相关。因为男性生殖器能够极大幅度的伸缩,其勃起以后又具有极高的韧度,在古人就认为是人体最大的筋,故又谓之“宗筋”。《厥论》:“前阴者,宗筋之所聚也。”故以外生殖器(玉英)作为厥阴之结,实际上是由厥阴主持精髓和生殖系统的意思。
前文说过,《根结》作者发明厥阴这个概念,其初衷是用以表示人体能量的消耗机制,此所以《阴阳离合论》又称之为“阴之绝阳”、“阴之绝阴”(注意:这个“阴之绝阳”特指男性的厥阴,这个“阴之绝阴”特指女性的厥阴)。对一个生命体来说,虽然维持自身的日常代谢就需要耗费能量,但是在古人看来,这种消耗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正常的,最主要的并且具有伤害作用的能量消耗其实是在繁育后代,也就是男性在性交过程中精液的损耗,以及女性在胎产过程中经血的损耗,而这种损耗可以最大限度地予以避免。这才是厥阴结于玉英的意义。
然而厥阴又是阴阳二气在人体大循环的终点,所以在“结于玉英”以后还要 “络于膻中”。膻中乃谓胸部正中,这里是宗气的中心,亦即新一轮大循环的起始点。而“结于玉英,络于膻中”的意思,则是说在没有性交或没有胎产的情况下,男精女血就可以全部转化为生气,返归于胸中,于是在宗气的推动下又可以终而复始地循环起来。
原文:故开折则仓廪无所输,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阴,视有余不足,故开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
说解:“折”是折断。“开折”就是指从隐白到肚脐之间的太阴脉出现了断裂,于是太阴之结便失去了营养来源,势必导致功能的丧失。以下“枢折”、“合折”仿此。
由“仓廪”一词,即可知太阴之结明显是指人体的消化吸收系统。在六经理论中,太阴与阳明都有主持消化吸收系统的作用,它们的区别仅在于阴阳属性的不同:阳明掌辖的是消化吸收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形的气;而太阴掌辖的是消化吸收系统的有形器官,也就是消化管道本身。这个管道系统最重要、最明显的作用是受纳水谷,故谓之“仓廪”,也就是谷物仓库的意思。消化管本应上下通畅,即谓之“输”,如果不能顺利地输导水谷,则将导致饮食不入或入而复出的病症,即谓之“膈洞”,也就是今日之消化道肿瘤。
“膈”,是阻隔不通之意。如《四时气》:“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脘”通“管”,“胃脘”实即胃管,亦即包括肠道在内的整个消化管。《评热病论》:“食不下者,胃脘隔也。”《上膈》:“气为上膈,食饮入而还出,虫为下膈,食晬时乃出。”由此可见,“隔”(膈)是古人形容消化管阻塞的通用名称。
“洞”,《说文》:“疾流也。“作为对症状的描述,是疾速往外涌出的意思。《忧恚无言》:“人之鼻洞,涕出不收。”《邪气脏腑病形》:“洞者,食不化,下嗌还出。”又如“洞泄”,乃指粪水疾速涌流,是形容腹泻非常严重。
故“膈洞”实指消化管阻塞,以致饮食物不能顺利地通过,反从口咽逆涌而出的一种病症。很显然,这正是消化道肿瘤晚期患者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前文所说的太阴“结于太仓”,其实是把腹部正中线的“肓”作为太阴之结的意思。只不过肚脐乃腹部正中线的中央约束点,而名为“肓之原”,所以从理论上就认定太阴结于肚脐。然而实际上肚脐不可以针刺(因为它太重要),故这里的“膈洞者取之太阴”,只能理解为取肚脐上下的“肓”,而取“肓”即相当于“取之太阴”。当然,这里的“取之太阴”还应该包括太阴的五腧穴。
所谓“视有余不足”,乃是诊视太阴皮部血络的意思。
“开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是说阴病皆从阳气不足发展而成,也就是器质性疾病皆由功能性疾病发展而成的意思。此所谓“生病”,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发病”。《说文》:“生,进也。”故“生病”其实是疾病进一步发展的意思。所以,一旦出现了太阴病,即表示其阳明早已经先期发病,故阴病的疾病性质以及严重程度与阳病截然不同,其治疗难度亦大大增加,就是这句话的本意。
原文: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阴,视有余不足,有结者皆取之,不足。
说解:从厥阴发病的症状(喜悲)就可以知道,厥阴掌辖的是精神活动的器官,也就是大脑。一般人都以为发现脑的功能是西医的成果,其实中医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关于大脑功能的正确认识。
前文已说过,厥阴经脉结于玉英,而玉英是外生殖器,外生殖器在古人即看作生殖系统,也就是生殖之精的集聚之所,此所以又称之为“阴精之候”。“候”的本义是箭靶,谓精液由此而外射也。《阴阳应象大论》关于三阴还有“浊阴出下窍”一项,其实就是特指厥阴的机能。
在古人看来,生殖之精与骨髓、脑髓原本属于同一个系统,除了具体的生理作用不同,一主产生新的生命,一主维持自身生命,在本质上却是统一的,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故生殖之精与精神之精在古人本属于同一个概念。
人从头颅至足跟的骨骼中均装有骨髓(这是古人的观点),而玉英恰在整个骨架的正当中,这种生理结构本身似乎就足以证明,全身所有的骨髓都能够汇聚于人体中心的玉英,并通过玉英射泄于体外。这种情况就犹如机弩的发射,其关键在于弩身下方的扳机,此所以又称之为“身中之机”。故厥阴“结于玉英”就在于指出厥阴掌辖全身之骨髓,其中当然也包括脑髓。然而“结于玉英”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如果人能够固守精液,不使泄露,则精液就可反过来灌注于周身的骨腔之中,转化为骨髓、脑髓,如此才是健身强体的根本之道。
由此看来,人体还有第三个管道系统--骨腔管系统,《素问》又谓之“骨空”者是也。
现代医学认为骨髓是造血器官,而在《内经》,“骨髓”乃为血气的发生之原,其实与造血干细胞的概念完全等同。比方说,“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我们曾经论证,古人所谓“神气”,其实就是“原始血气”。因此,古人的意思是,原始血气是通过骨关节发生出来的,其实也就是发源于骨髓之中。
《内经》关于脑主神志的认识,有如下几种说法以资印证:
《本神》:“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
“搏”乃“摶”误,盖形近也。《说文》:“摶,圜也。”“圜,天体也。”是天地合并为一的意思。“两精”当然是指父母的生殖之精。这就是说,生命的本原叫做精,父精、母精并合在一起就叫做“神”。由此可见,“神”在父母之精合并的一瞬,即在受精卵中产生了。因此,“神”就是肇造新生命的原始质点。
《经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这里明确指出:受精卵在胚胎初期首先形成最初的脑髓。于是,“神”便留在了最初的脑髓里。
《五脏生成》:“诸髓者,皆属于脑。”
《海论》:“脑为髓海。”
古人所谓“海”,都有本原和皈依的意义,故脊髓、骨髓其实都是在原始脑髓的基础上发生出来的。那么,原始脑髓只能在中央一点(即新生命的原始质点)的基础上渐次向四周扩张,才能一步步发生出脊髓和骨髓。所以,原始脑髓里的“神”便一直保留在大脑中央。而其余的骨、筋、脉、肉、皮肤、毛发等等则又是在髓的基础上逐步地依次发生,最后才是“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完成整个胚胎发育的全过程。
“神”留在大脑中央干什么?当然只能是主持精神活动。所以,大脑才是精神活动的主宰,《阴阳应象大论》所谓“神明之府”者,也正是指大脑。在古代的阴阳家,大脑中央就是人体的“总阴阳”,在后期的道家著作中,又被称之为“上丹田”、“泥丸宫”、“黄庭”等等,总之是指整个生命的根本点。实际上,如果对照现代解剖学,居于大脑中央的这个“神明之府”,即乃视交叉的中心,其实是脑垂体所在的位置,而关于脑垂体在人体的重要性,现代生理学讲得很清楚,那是植物性机能的中枢,实乃最根本的生命中枢。笼罩在皮肤腠理之上具有防御功能的阳气之所以又叫做“神气”,就在于其原本发自于大脑中央的“神明之府”。
这里的“气弛”,是形容病人提不起精神的意思。人如果一天到晚闷闷不乐、少言寡欢,对任何事情没有兴趣,这就表示神气懈怠,即谓之“气弛”。这里的“喜悲”,也是指情绪低沉、悲悲切切的症状。把“气弛而喜悲”综合起来看,其实是对情感性精神病的准确描述。因为此乃最常见的精神疾患,所以用来做为厥阴病的典型病症。而其本意是,凡属神智、情绪、精神方面的不正常都要归咎于厥阴。
“悲者取之厥阴”,谓取膻中穴也。膻中其实也是一个内脏的名称,它与宗气有标本之义。《灵兰秘典论篇》:“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即主管精神和情绪活动的一个脏器,故取膻中可以治疗精神和情绪方面的异常。然而这句话最深刻的意义则在于护持玉英之中的精液,只有精液充足才能保证精神的健康和旺盛。
原文: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也。足少阳根于窍阴,溜于丘墟,注于阳辅,入于天容、光明也。足阳明根于厉兑,溜于冲阳,注于下陵,入于人迎、丰隆也。手太阳根于少泽,溜于阳谷,注于少海,入于天窗、支正也。手少阳根于关冲,溜于阳池,注于支沟,入于天牖、外关也。手阳明根于商阳,溜于合谷,注于阳溪,入于扶突、偏历也。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
说解:这段话表面上简明直白,其实却是非常含蓄,而意义也非常之深刻。最起码,它表面上只讲手足三阳,而其本意,却是凸显手足三阴,所以最后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总括为一句“此所谓十二经者”。
需要注意其中有一个特别怪异的地方,明显地不合乎常理,那就是:六阳经俱有两个“入于”之点,其中一个在颈项部位,即乃阳经之结(也就是《本输》中的缺盆系统);另一个在四肢部位,即乃阳经之络(也就是《经脉》中的阳经之别)。这其实是在强烈地暗示:阳经之络穴与阳经之结穴具有类似的功能和同等的意义。
我们知道,所谓“入于”,是进入到躯体内部的意思,也就是表示该经脉在体表的终结点。然而,一条经脉在相隔很远的地方有两个终结点,并且,络穴这个终结点,可以与颈项部位连接体内重要器官的阳经之结同等看待,这就不是依照常理所能理解的了。
对于《根结》作者来说,既然他承担着把哲学意义的阴阳学说修正、改造为医学意义的阴阳学说的重任,就有义务把经过改造后的阴阳到底是人体的什么东西,做一个明确的交代。实际上,这是他自己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因为阴阳是他立论的基础与核心。作为科学家,他可以有不懂的事情,可以有错误的观点,但是他绝对不会论证一个连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的概念。
我们知道,从哲学的意义上看待人体,则阴阳就是形气。正如《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阳化气,阴成形”。
如果按照这个观点,阴就是人的形骸,阳就是人的生气(神气)。实际上,《九针十二原》所谓“粗守形,上守神”,正是基于哲学角度而言的,所以也就是“粗守阴,上守阳”的意思。
但是经过修正改造后的阴阳学说就不再是这个样子了。按照医学意义的阴阳学说,人体的三阴三阳其实都具有“经脉”的意义。比如:所谓“太阴根于隐白”,其实是指太阴这条经脉根于隐白;所谓“少阴根于涌泉”,其实是指少阴这条经脉根于涌泉……然而经脉又是生气的通路,既然三阴本身就是三条经脉,则三阴之中亦必然充满了生气。那么,很显然,如果从医学角度来看待三阴三阳,那就不仅仅只有三阳是生气了,三阴同样也是生气,于是我们才可以说“阳气”、“阴气”、“阳明之气”、“少阴之气”等等。
也就是说,医学意义上的阴阳,其实质都是哲学意义上的阳——生气,而哲学意义上的阴——形骸,不属于医学意义上的阴阳学说所讨论的范围。我们知道,人死后的尸体就是一具完整的形骸,如果医学家把形骸当做阴的话,按照阴阳互根、阳生阴长的理论,则人身的阳气就不可能彻底灭绝,而每个人也都有返老还童、起死回生乃至长生不老的可能,那就非常之荒诞了。因此,作为医学意义上的阴阳学说,必须把死亡看做是“阴阳大失”,即阴与阳同时消亡,至于那个形骸算什么,则不予考虑。
因此,我们务必要知道,哲学意义的阴阳和医学意义的阴阳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回事。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三阴系统的生气(或神气)是怎么产生的?或者:阴经里边为什么也存在着“气”?
后世医家不需要探讨这个问题,他们只要知道阳经里通行的是阳气,阴经里通行的是阴气,就足矣了。但是作为医学意义上的阴阳学说的开拓者,就必须认真地研究并且圆满地解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只有解决了阴经里的阴气从何而来的问题,经脉才具有生理意义,经脉理论才能得以创立。
根据《根结》作者关于三阳之结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三阳中的生气(神气)分别从眼睛、耳朵、喉咙之中发生出来,而生气的总根源,其实就是大脑中央的神明之府(《动输》:“足阳明……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咽,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可知阳明之气也是通过“眼系”与大脑中央联络的)。因此,三阳经脉的生气来源问题,其实已经交代清楚了。
然而,很显然,如果以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待人气的来源,那么这个人其实是本末倒置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太阳之结其实是太阳之根,所谓的阳明之结其实是阳明之根,所谓的少阳之结其实是少阳之根。换言之,三阳经脉的根与结,原本是可以相互调换的,而关键只在于思维方式和视角的不同。
于是我们才可以理解这段话的真实含义。
例如“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这一句:
如果按照通常的思维方式,把四肢末梢看做是经脉之根,那就完全可以认为“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注意:这里的“入于”是进入到肌体内部的意思,表明该经脉在体表的终结点。
但是如果调换一下本末的视角,其实也可以认为足太阳根于天柱,入于飞扬(即通过足太阳的络穴注入到足少阴之中),于是足胫部的飞扬就成为太阳脉气之结了。
这就是说,足太阳本来有两个“入于”之穴,实际上都可以看做是太阳之结,但是必须要转换一下看待本末的视角。
我们知道,《经脉》所谓阳经之别,是阳经直接联系其匹偶的阴经的径路,对于阴经而言,这就相当于唯一的进气口。因此,某一阳经“入于”阳经之络的意义,其实就是为其匹偶的阴经灌注阳气,于是三阴之气的来源问题才得以解决。只不过,阳气一旦注入到阴经之中,就不能再叫“阳气”了,而只能改称“阴气”。也就是说,在六经理论,三阴经脉中的阴气和三阳经脉中的阳气,只有循行路线的差异,而本质上却是同一种东西——生气。
然而《根结》作者之所以提出颈项部和四肢部都存在着阳经之结(一条经脉有两个“入于”之处),其实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对传统观点予以否定。
由于人只有两足著地,由于哺乳动物都以四足著地,所以在一般人看来,把两足或者四肢作为经脉(脉气、生气)的起源,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就好像植物的生气来源于地下的根须一样(古人不知道光合作用对植物生长的重要性)。所以把四肢作为经脉的根本,在古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头颈部的腧穴只能是标、结。
然而按照医学意义的阴阳学说,实际上,四肢末梢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脉气、神气、人气发生出来,大脑中央才是人的生气之源,所以经脉(脉气)的根本只在于大脑,而散在于颈项之间。也就是说,如果硬拿一棵大树来做比喻,那么经脉的根结恰好就是本末倒置的。《阴阳应象大论》所谓“治病必求于本”,其实也就是指“神明之府”(大脑)为经脉之根本。
然而本末倒置的经脉走向就如同冠履倒置一样,注定为大多数人所耻笑,因为它与传统的观念意识和思维习惯正相悖逆,很难为人所接受,所以《根结》作者只能采取这种婉转而含蓄的叙述方式,给每一条阳经配置两个“入于”,而其本意则在于明确阴经的脉气皆从阳经之络灌注的道理。
最后一句“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则是明确指出,上述阳经的络穴(以及阴经的络穴)的临床意义,就在于它是根治血络的关键腧穴。
所谓“盛络”,即“奇邪离经”所导致的血络,也就是少阴病的治疗中所需要刺泄的血络,其本身就属于络脉的病态,故血络本身就已经表明阳络和阴经的联络点发生了阻塞,而络穴其实正是这种联络点,此所以“盛络皆当取之”也。
由此可见,这段话费尽周折,最终目的却是讲述少阴病的具体治疗措施。
原文: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脏无气,三十动一代者,二脏无气,二十动一代者,三脏无气,十动一代者,四脏无气,不满十动一代者,五脏无气,予之短期,要在终始,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数乍踈也。
说解:这一大段话,显然是讲述脉搏间歇的问题,因此仍然是对少阴病再作详细具体的分析。
按古人的标准,脉搏的正常频率,是一呼一吸跳动五次。《平人气象论篇》:“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然而既然呼吸的意义在于推动血液流动,所以呼吸的频率也就决定了血液循环的周期。《五十营》:“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十息气行六尺……”故所谓“一日一夜五十营”,就是说正常呼吸的人,一昼夜一万三千五百息,就可以推进血液流动八百一十丈,正好折合经脉循环的五十个周期。(注意:古人没有精准的计时器,所以不必把古人计算的昼夜呼吸次数当真,这里只是明确呼吸与脉搏、血流速度的正比关系。)
“狂”的本义是狂犬,“生”的本义是进一步加重,则“狂生”就是被狂犬咬伤以后所继发的疾病,实即狂犬病之发作也。所谓“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是说脉搏速率明显加快而大大超过正常标准的,最常见于狂犬病。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一旦发作,必死无疑,此所以被作者作为脉搏增快的一个典型病症。《平人气象论》:“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亦是指此类疾病。然而“狂生”实际上属于阳明病,这里只是附带着提一下而已。
《说文》:“代,更也。”凡变更改易都属于前一过程终止,后一过程衔接,其间必有一定的间隔停顿,故“脉代”即表示脉搏不再有规律地连续跳动,而出现涩缓迟滞,也就是脉率不齐,发生了间歇。由于这属于器质性疾病,所以必然有一个长期迁延不愈并逐渐加重的过程。一旦发展到不满十动一代的程度,由于频繁的间歇和早博,脉搏就会表现为“乍数乍踈”,这就属于严重的心律失常,一般地来说,医生就可以考虑“予之短期”了。
所谓“予之短期,要在终始”,是说“予之短期”乃判断一个人短期之内的生死问题,这种事情其实不好贸然决定,也就是不能单纯地以脉搏的“乍数乍踈”为依据,还需要脉症合参才行。在《终始》篇的结尾部分,分别记述了六经疾病的死亡征兆,拿来和这个病人的实际表现相互对照,然后再“予之短期”,就基本上能够准确无误了。
须知这一段话以及上一段话实乃紧接着少阴病的话头而发,故上一段话其实是接着讲少阴病的治疗(即详细讲述“有结者皆取之不足”的道理),这一段话则讲少阴病的发展规律以及预后情况。由于少阴病(即“脉有所结而不通”)实乃六经疾病的重中之重,就相当于脏腑理论中的五脏疾病,此所以需要详细分析,予以重点讲述。
从开篇到此为止,只是歧伯一个人在说话,系统地讲述了六经的根结、生理及其病症、治疗,仿佛是在做一场关于阴阳六经理论的专题演讲,其辞气典雅,气氛庄严隆重,有不容质疑之权威性,是为第一节。以下改为黄帝与歧伯的问答形式,就属于座谈讨论性质,气氛轻松随意,而格调也变得低俗,且语涉轻佻,玩世不恭,这就反映出本篇作者内心里对帝王(统治阶级的总代表)的蔑视和反感。是为第二节。
原文: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小大,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剽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歧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气滑即出疾,其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
说解: 很显然,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布衣”和“大人”这两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然而医生治病还要根据患者的身份地位而区别对待,这就不属于纯粹的医学问题了。
所谓“逆顺五体”,即下一篇《寿夭刚柔》中所说的“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其本意是说人的健康水平取决于先天禀赋条件和后天营养条件,并且这两项条件的好坏能够通过人的外部形体表现出来,因此医生可以根据病人外形的“逆顺”来判断其体质状况,详见后章。
然而本篇这一段话的用意则在于强调后天营养对身体素质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才会提出王公大人和布衣匹夫的素质差异这个问题,其中的“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是这一段话的点睛之笔,所以我加了一个惊叹号。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两千年前的人普遍生活得比较艰难,而王公大人生活条件的优越性,主要就体现在吃得好。所谓“膏粱”,古代又称“梁肉”,就是粮食和肉食,如果是纯肉食的话,则又称为“血食”。当时的诸侯国君概以肉食为主食,所以又称“血食之君”。毫无疑问,以粮食和肉食为主食的人肯定营养充足,因此身体素质普遍的比较好,个个挺胸叠肚,五大三粗,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脂肪充盈,肌肤温暖,皮肤也就显得光滑细腻,富有弹性。因为阳明是后天之本,所以营养充足的人,其阳明之气必然旺盛。又因为阳明之气主要负责推动经脉血气的流动,故营养充足的人血气流量大,而且流速也快,此即称之为“剽悍滑利”。
布衣匹夫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生活条件恶劣,每日就只能以“菽藿”充饥。菽,豆荚也,概指蔬菜之类;藿,豆叶也,概指野菜之类。那么,毫无疑问,布衣匹夫的后天营养必然严重不足,其身体素质必然普遍较差,那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阳明之气虚弱,故其血气流量小而且流速也慢,此便谓之“气涩”。
由于针刺治病必须以“气至”(即获取针感)为有效,故气量大而流速快者其反应也敏捷,则针感亦快而强烈,所以要浅刺,不必留针,针体要细一些。而气量小且流速慢的人则针感迟钝,故需粗一些的针,刺得深一些,留针时间长一些等手段以促使“气至”。这便是“气滑即出疾,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的道理。
然而实际上,这是以“膏粱菽藿”为名,专门针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而制定一套分而治之的理论。
这段话其实已经清楚地表明,本篇作者每天接触的就是上述两类人群,他既要给王公大人治病,也要给布衣匹夫治病,所以才会根据患者的营养状况和体质差异采取不同的针刺方法。另外,仔细体会“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的语中之义,还不难发现,该作者最先接触的、接触最多的、了解得最清楚的、平日里针刺治疗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布衣匹夫,而对王公大人的接触和了解并不多。所以,完全可以断定,本篇作者既不可能是达官贵人,也不可能是宫廷太医,那么,他充其量也就是个市井郎中,或者只是个浪迹江湖的游医,因此属于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一个阶层。
然而我们要知道,上述这一套貌似头头是道的分治理论其实不过是忽悠之词。因为,实际上,针感的迟钝或敏捷与营养程度无关,和人的身份地位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作者之所以要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来采取疾迟浅深不同的针刺方法,完全是出于一种看人下菜碟的势利心态,其真实的意旨仅仅在于,对高贵的上等人务必要精心细致一些,对于低贱的下等人则可以草率马虎一些。
实际上,作者在第二节里所要论述的正是医生自身的根结问题,也就是一个浪迹江湖的民间医生如何能够在社会上立足的问题。《根结》作者既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不知根结,就将折关败枢,开合而走,阴阳大失,丢掉性命,所以需要仔细地辨认人体的根结所在。那么,毫无疑问,做人也存在这个问题,做一个医生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这就需要仔细地辨认出这个社会的根结所在。
《内经》作者所处的西汉时期,其实与现代的社会结构差不多,都属于权力至上的社会。作为统治阶级的王公大人虽然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却掌握着最大量的社会财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布衣匹夫虽然是大多数,却是一贫如洗。因此,整个社会呈现为一个金字塔结构:布衣匹夫处于社会的底层,构成了这个金字塔庞大的根基,是为经济基础;王公大人们高高在上,构成了这个金字塔辉煌的尖顶,是为上层建筑。
从理论上说,经济基础是社会之根,上层建筑是社会之结,然而这是理论家忽悠人的说法。实际上,能够左右这个社会的,能够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只是上层官僚,而底层民众无与焉。毫无疑问,掌握草民命运的,不是草民自身,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王公大人、血食之君。所以,一个草民,一旦巴结上一个上层官僚,就能够很快地改变命运。
那么,作为一个游荡江湖的个体医生,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要想争取到较好的结果,就必须植根于上层,跻身于上层,最起码,只有仰赖王公大人们的赏识,一个民间医生才能立足于社会。也就是说,从个人角度来看,这个社会的根结其实也是本末倒置的,真正的根基只在上层建筑,而不在经济基础。那么,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医生一心巴望着结交上层,那就必然会对上层人士和下层人士采取截然不同的服务方式。
后面的一句总结应该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他说:“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
按照该作者的上述分析,如果“刺布衣者,深以留之”是正确的,那么刺大人者,就应该“浅而疾之”,才合乎逻辑,然而却又提出了一个“刺大人者,微以徐之”的新规定,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就明显的不伦不类,而且还自相矛盾。然而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王公大人们要特别地谨慎小心的意思。
“微”,是指精致;“徐”,是指柔缓。故“微以徐之”是态度一定要恭谨,手法一定要轻柔的意思。关于给王公大人治病的具体针法,前文中已有“气滑即出疾……气悍则针小而入浅”的明确规定,根本用不着重复,所以最后强调的只能是服务态度。故作者的本意是:给王公大人施加针刺的时候,必须毕恭毕敬、谨小慎微。
由于针刺治病难免造成局部的肉体疼痛,而王公大人的耐痛能力普遍较差(前文的“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就是形容其耐痛能力较差的意思,盖由娇骄二气也),因此一定要轻拿轻放、徐入缓出,以尽可能减少针刺治疗所造成的痛楚。总之,给王公大人治病,来不得半点的疏忽大意、草率卤莽,否则的话,一旦触犯了王公大人的剽悍滑利之气(其实就是骄横跋扈之气),医生的麻烦就大了。然而对布衣匹夫,就不必考虑其耐痛能力的强弱,也用不着如此的小心谨慎。这才是“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的内在含义。
原文:黄帝曰:形气之逆顺奈何?歧伯曰: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胜也,急泻之。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谓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调其虚实。故曰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此之谓也。
说解:此所谓“形气”,不是哲学意义的阴阳,而是指通过身体外形所展现出来的气质,其实也就是指人的后天营养状况。营养状况良好的即为“形气有余”,营养状况不良的即为“形气不足”。比如,以膏粱为主食的王公大人就属于形气有余之人,以菽藿为主食的布衣匹夫则属于形气不足之人。
此所谓“病气”,则是指患病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病态气质,其实也就是指所患疾病的病理性质。凡表证、实证、热证即为病气有余,凡里证、虚证、寒证则为病气不足。
营养状况良好的人患表、实、热证则当泻之,这叫“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谓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
营养状况良好的人患里、虚、寒证则当补之,这叫“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
营养不良的人患表、实、热证亦当泻之,这叫“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盛也,急泻之。”
营养不良的人患里、虚、寒证就不必治疗了。这叫“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
这是因为,所谓针刺补泻,从根本上讲,最多也只是调整阴阳二气的平衡而已,并没有真的对人体加入进去什么东西,所以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补益作用。一根针只是一根针,它不可能对人体增加什么,顶大就是起到一定的疏通引导作用。《九针十二原》说的“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营养不良的人原本体质虚弱,今又患气血虚弱之里、虚、寒证,是虚上加虚,几乎相当于一个空壳,已经不具备疏通引导的物质基础,所以用针刺方法是治不了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以为针刺真的能够补虚泻实而包治百病,则将加重患者的衰竭程度,促使其死亡,这就叫“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邪气脏腑病形》:“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是针对此种情况而言。所谓“甘药”,名义上是药物调补,实际上则是通过甘甜的饮食以增加营养滋补体力的意思,因为这种病人实在是太虚弱了。
然而,以上这些仅仅是表面理由,而作者的本意仍然是忽悠,即:以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委婉地把布衣匹夫们拒之门外。
我们知道,《内经》作者的业务专长只是针刺治病,而药物治疗非其所能。那么,按照上述关于形气、病气、有余、不足的划分,世上的疾病无非就是这四大类,而所谓“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这样的规定,其实就等于把至少四分之一的患者拒于医疗的大门之外。如果考虑到“形气不足”的人全都是以“菽藿”为主食的布衣匹夫,而布衣匹夫总是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则这种规定显然是在有意识地排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阶层。
在《九针十二原》中,我们看到,作者曾慷慨激昂地表示:“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那么,既然标榜自己如何了得,连病入膏肓的危重疾病都不在话下,怎么对于“形气不足、病气不足”的这一大类疾病(那至少是全部病人的四分之一啊)又宣布为“不可刺之”了呢?这就再一次暴露出《根结》作者看人下菜碟的势利心态。
不过,这种势利眼行为并不表示道德缺陷,而是作者在对社会根结的审慎分析以后,所得出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充分反映出《内经》作者处境的尴尬和窘迫。
本来,民间医生与布衣匹夫们差不多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也应该相互同情,然而现实中的布衣匹夫既然以“菽藿”为主食,也就是连正经饭都吃不上,那么,可想而知,让他们支付诊费,根本就不可能。然而针医又必须依靠诊费吃饭,否则的话,他们将无法生存,而能够向他们支付诊费的,只能是王公大人。也就是说,只有王公大人,才是民间医生最主要的衣食父母。因此,对于王公大人,无论他们所患何病,都必须予以耐心细致地治疗,对于布衣匹夫,尤其是布衣匹夫患有比较严重的慢性疾病,则要尽可能地推脱拒绝。
原文:故曰,刺不知逆顺,真邪相搏,满而补之,则阴阳四溢,肠胃充郭,肝肺内瞋,阴阳相错,虚而泻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肠胃聂辟,皮肤薄著,毛腠夭膲,予之死期。故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故曰,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审五脏变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实虚,皮之柔粗,而后取之也。
说解: 以上两段话其实就是本篇作者的社会根结观,也就是他为人处事的行为宗旨,然而有点过于露骨,难免有嫌贫爱富势利小人的嫌疑,作者恐怕引起误会,所以还要摆出一幅道貌岸然的姿态,拿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解释解释,以表明自己一心为公,全是为了患者着想。
然而真相总是掩盖不住的,而且越是遮掩越是漏洞百出,所以这段解释纯属矫情,显得虚头八脑,既啰嗦又小气。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医生治疗必须要首先观察患者的逆顺,也就是患者本人必须具有维持健康的起码条件。就形气而言根结,则形为根,气为结,这才是人身最大的根结。那么,如果一个患者从外观上就表现出形急、气衰、骨小、肉脆、皮薄,也就是出现了“逆顺五体”中列举的五逆症,那就标志着根本的枯竭和断绝,则无论补泻,都是错误的治疗,只能促使患者死亡。因为,医生的最大能为,无非就是调阴阳、合形气,这就要求某一方显著地偏多偏盛,有虚有实,才有调合的可能。然而五逆症已经到了阴阳形气俱不足的地步,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所以一刺便错,于是医生也只好徒唤奈何,爱莫能助。
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似乎遮掩得天衣无缝,但是最后的一句“皮之柔粗”,还是暴露了其真实的心态。
柔谓细腻柔滑,粗谓粗糙坚硬。人的疾病与皮肤的细腻与粗糙无关,本不应该作为医生考虑的内容。但是皮肤的细腻和粗糙绝对是人的身份地位的鲜明特征,凡劳动人民没有皮肤细腻的,凡王公贵族没有皮肤粗糙的,所以,审察“皮之柔粗”的目的,归其还是要以身份地位取人,再看人下菜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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