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有过激越青春，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一个人背上行囊，漫游西部，讨论哲学，创作诗歌，交笔友，留板寸，听重金属摇滚，激渴地寻找那些小众电影，很认真写一些现在看起来非常装的文字。年轻人的狂放、反叛、愤怒是每个时代的共同点，那是年轻的荷尔蒙和最简单粗暴的生命本原。我的整个青春曾被摇滚乐所横亘，这种以批判、节奏和吼啸为鲜明特色的音乐形式，重重敲击过我彷徨和失落的岁月。
这是人和自己的冲突，感觉自己如同一颗往复滚动、遍体鳞伤的石头，狂风骤起，惶然四顾，看不清现在、找不到未来。茫茫天地之间，一无所有。只有震耳欲聋的摇滚的敲打才能忘怀生命的某种轻与虚。崔健、侯牧仁、唐朝、黑豹、面孔、清醒、轮回、呼吸、眼镜蛇、超载、指南针，SUEDE、BON JOVI、NIRVANA、U2、Pantera、METALLICA、Guns N’ Roses、Scorpions等摇滚乐队，我曾一年又一年交缠在这些歌曲澎湃壮烈的音场里。一遍遍地听鲍勃·迪伦那首被一代青年引为“战歌”的《像一块滚石》：“这感觉如何，这感觉如何，独自一人感觉如何，没有家的方向感觉如何，像一个彻底的无名氏，像一块滚石……”这样的问个不休，在动荡和时代变化中挣扎的我，感到心脏被攥紧。
摇滚当中有一个精神是出走和流浪，是以个人去面对自己的孤独感。当生命处于荒凉的流浪当中，这个生命必须不断活出极限，不断爆发出火焰。摇滚是狂放的青春加文艺气质的复合，它或许是年轻人最完美的状态，不那么粗俗，又充满荷尔蒙的清香。但真正摇滚的状态就是生理的状态，当青春的抛物线反转向下，摇滚会震的你烦躁，生理性的指标无法让你持续保持对它的感知，或只在偶尔酗酒、聚集、飙车的时候，才让你骚动几分钟。现在是民谣爱好者，从北大未名湖边听周云蓬抱着吉它唱海子的《九月》开始，万晓利、李志、张玮玮、小河、苏阳、赵雷、张过年、钟立风、野孩子、张佺、刚子、赵昭、程璧等民谣歌手成为心头好，常常在深宵里低低地放着一首首民谣，信马由疆地敲着键盘胡乱写点什么。跑调的左小祖咒、诗歌传唱人蒋山、方言歌手秦歌十三狼都曾邀请来过学而讲坛。
批判社会现实早年属于摇滚的责任，现在被这一批民谣人很好地继承下来了。要对一个时代发言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而新民谣有着真实和发自内心的东西在，对未来的执着，对社会的批判，往往力度更大，更能透彻心扉。我同意诗人尹丽川在试图解释新民谣的崛起和繁荣时，形容民谣歌手的一句话：“他们满怀热情地去歌唱命运的悲伤，这是那些煽情虚伪的上榜流行歌曲所永远无法企及的。这个时代，热情是一种几近丧失的品质。”诗歌在当代的重要发展，有一部分是在摇滚乐中发生的，现在是在民谣中发生。因为这些歌词关注当代，关注我们生存的现实，它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切入生活，而且旋律悠扬、传唱人间。
当年摇滚教父崔健以《一无所有》作为中国内陆的摇滚乐之匙，一战成名，开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代，一首歌中近30次言及“我”，让“我”从集体中跳脱，但这首歌玩儿的其实是西北风，你听“我曾经问个不休”，不觉得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很像吗？崔健的作品，勾勒的时常是农业景象，一听就是红色中国出来的。他的那种力量，野蛮成长于“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复苏的大历史中，港台音乐根本无法企及。从崔健开始，发现中国当代摇滚与西安密不可分。摇滚西安，当年如虎如狼的秦兵之城，“八千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天生就具有重金属硬摇滚气质，现在的西安摇滚歌手马飞和黑撒乐队都带有点秦腔味道。有人说秦腔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摇滚乐，大气，苍凉，清一色的硬汉。西安这座摇滚城市，以其厚重悠远的颓城气质，就像一茬一茬玉米一样盛产摇滚歌手、音乐诗人。壁垒森严的城墙里飞出了许巍、张楚、郑钧，飞出了对自由的向往。
当年有个著名的摇滚乐队，叫唐朝。歌词写得极好，“向当年，狂云风雨，血洗万里江山”，“岁月正华发，宝剑依旧亮，热血洗沙场，江山归故乡”。去年央视中秋晚会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举办，唐朝乐队的出现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惊讶，据说央视16年没播过摇滚了……毕竟是几代人的摇滚记忆，但他们那一曲 《梦回唐朝》的表现却如车祸现场。岁月是把杀猪刀，丁武老了，赵年胖了，《梦回唐朝》明显吃力了。唐朝已经没有当年的底气和肆意了。唐朝乐队是向往唐朝的，但我们的时代却是宋朝的，是内敛的、收缩的，宋朝归于小玩意儿，而我们归于官能和人性，所以对唐朝的繁盛和孤独，我们无论再怎么向往，最后也只能相望相忘，因为唐朝去不再来。今天的西安，也不再是大唐盛世时的长安，这个城市的色调，除了黄色的土地就是灰色的天、灰色的城墙和灰色的屋顶，这样的色调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沉闷和压抑。当然，西安，是一座极其特别的城市：当你身处其中时，感受到的可能是保守、压抑和苍凉。千方百计地逃脱之后，却又日思夜想，我在离开它之后多年，又从北京归来，就是恋恋终不能忘。出走的张楚郑钧和许巍，当代中国多少摇滚之子，都要歌唱远方的长安，因为西安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和灵魂。唯有放声歌唱，才能顶礼故乡，但那不是现实中的西安，而是作为他们的远方的，想象中的长安。
摇滚乐的精神，首先是一套自觉的意识，自觉到艺术的独立性质，意识到艺术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的断裂之必要。于是尊重一切自发的倾向和本真的价值，抗拒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招降与吸纳，反对一切形成体制的艺术语言与惯习。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反叛”，不知道要愤怒什么的态度。是要背弃原来、寻找一种新的东西。新的在哪儿？不知道，但是就是要去寻找。过去摇滚是启蒙性的，突出表现在对历史、社会的反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那时人群是整体的，有相应的反应机制。商业、经济统治社会后，社会对人的控制一下子松驰了，整体性人群开始崩溃。艺术家对社会的无力已一览无遗。许巍李健这样的抒情诗人，在平庸的年代里，继承了中国的摇滚传统，同时又改写了摇滚乐发展的路径，当他们为摇滚圈注入一种健康、温暖、阳光的活力时，也注定了在鸡汤的路上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得更远，汪峰的《春天里》，朴树的《平凡之路》，也是如此，意外地并入了消费主义时代的大江大海。如果说崔健是在为社会代言，从而使集体回到了个人；许巍则是为内心代言，使个人回到了心灵。信仰在风中流浪，歌唱渐渐暗哑下去。这条路是孤单的，从朴树到许巍，他们一个个开始罹患抑郁症。为了疗愈以及自我救赎，一个人走出黑暗，走出眼前的苟且，他们宁愿背对时代，被远方养育 。
在这个商演发达的年代，摇滚灵魂已断，但力量犹存，力量要再断，就没摇滚了。摇滚就是那口气，音乐是躯体，歌词是灵魂，但摇滚在当代的路径，就是以流畅、平缓，抒情性的词句，来塑造一种所谓的“都市流浪”的气质。在这个人口流动急遽的年代，或许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流浪汉。流浪不一定要大漠黄沙、仗剑天涯，也可以在车流和人流中“都市流浪”，人们需要这种表演性的个性以及安全的特立独行，这种对人生浅显的释义正符合我们日益简化的情调。与此同时，新民谣拥有一种温和的批判力，只描述不批斗，戏谑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绝望，也在渐变的社会中崛起。
不过，说来说去，民谣和摇滚都算小众，因为不能得到广场舞大妈的赏识和演绎，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到头来，广场上一曲响起，唱民谣的都身在他乡，唱摇滚的都生来彷徨，唱情歌的都念念不忘，还是民族风最洒脱，总在策马扬鞭自由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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