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有过激越青春,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一个人背上行囊,漫游西部,讨论哲学,创作诗歌,交笔友,留板寸,听重金属摇滚,激渴地寻找那些小众电影,很认真写一些现在看起来非常装的文字。年轻人的狂放、反叛、愤怒是每个时代的共同点,那是年轻的荷尔蒙和最简单粗暴的生命本原。我的整个青春曾被摇滚乐所横亘,这种以批判、节奏和吼啸为鲜明特色的音乐形式,重重敲击过我彷徨和失落的岁月。
这是人和自己的冲突,感觉自己如同一颗往复滚动、遍体鳞伤的石头,狂风骤起,惶然四顾,看不清现在、找不到未来。茫茫天地之间,一无所有。只有震耳欲聋的摇滚的敲打才能忘怀生命的某种轻与虚。崔健、侯牧仁、唐朝、黑豹、面孔、清醒、轮回、呼吸、眼镜蛇、超载、指南针,SUEDE、BON JOVI、NIRVANA、U2、Pantera、METALLICA、Guns N’ Roses、Scorpions等摇滚乐队,我曾一年又一年交缠在这些歌曲澎湃壮烈的音场里。一遍遍地听鲍勃·迪伦那首被一代青年引为“战歌”的《像一块滚石》:“这感觉如何,这感觉如何,独自一人感觉如何,没有家的方向感觉如何,像一个彻底的无名氏,像一块滚石……”这样的问个不休,在动荡和时代变化中挣扎的我,感到心脏被攥紧。
摇滚当中有一个精神是出走和流浪,是以个人去面对自己的孤独感。当生命处于荒凉的流浪当中,这个生命必须不断活出极限,不断爆发出火焰。摇滚是狂放的青春加文艺气质的复合,它或许是年轻人最完美的状态,不那么粗俗,又充满荷尔蒙的清香。但真正摇滚的状态就是生理的状态,当青春的抛物线反转向下,摇滚会震的你烦躁,生理性的指标无法让你持续保持对它的感知,或只在偶尔酗酒、聚集、飙车的时候,才让你骚动几分钟。现在是民谣爱好者,从北大未名湖边听周云蓬抱着吉它唱海子的《九月》开始,万晓利、李志、张玮玮、小河、苏阳、赵雷、张过年、钟立风、野孩子、张佺、刚子、赵昭、程璧等民谣歌手成为心头好,常常在深宵里低低地放着一首首民谣,信马由疆地敲着键盘胡乱写点什么。跑调的左小祖咒、诗歌传唱人蒋山、方言歌手秦歌十三狼都曾邀请来过学而讲坛。
批判社会现实早年属于摇滚的责任,现在被这一批民谣人很好地继承下来了。要对一个时代发言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而新民谣有着真实和发自内心的东西在,对未来的执着,对社会的批判,往往力度更大,更能透彻心扉。我同意诗人尹丽川在试图解释新民谣的崛起和繁荣时,形容民谣歌手的一句话:“他们满怀热情地去歌唱命运的悲伤,这是那些煽情虚伪的上榜流行歌曲所永远无法企及的。这个时代,热情是一种几近丧失的品质。”诗歌在当代的重要发展,有一部分是在摇滚乐中发生的,现在是在民谣中发生。因为这些歌词关注当代,关注我们生存的现实,它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切入生活,而且旋律悠扬、传唱人间。
当年摇滚教父崔健以《一无所有》作为中国内陆的摇滚乐之匙,一战成名,开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代,一首歌中近30次言及“我”,让“我”从集体中跳脱,但这首歌玩儿的其实是西北风,你听“我曾经问个不休”,不觉得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很像吗?崔健的作品,勾勒的时常是农业景象,一听就是红色中国出来的。他的那种力量,野蛮成长于“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复苏的大历史中,港台音乐根本无法企及。从崔健开始,发现中国当代摇滚与西安密不可分。摇滚西安,当年如虎如狼的秦兵之城,“八千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天生就具有重金属硬摇滚气质,现在的西安摇滚歌手马飞和黑撒乐队都带有点秦腔味道。有人说秦腔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摇滚乐,大气,苍凉,清一色的硬汉。西安这座摇滚城市,以其厚重悠远的颓城气质,就像一茬一茬玉米一样盛产摇滚歌手、音乐诗人。壁垒森严的城墙里飞出了许巍、张楚、郑钧,飞出了对自由的向往。
当年有个著名的摇滚乐队,叫唐朝。歌词写得极好,“向当年,狂云风雨,血洗万里江山”,“岁月正华发,宝剑依旧亮,热血洗沙场,江山归故乡”。去年央视中秋晚会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举办,唐朝乐队的出现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惊讶,据说央视16年没播过摇滚了……毕竟是几代人的摇滚记忆,但他们那一曲 《梦回唐朝》的表现却如车祸现场。岁月是把杀猪刀,丁武老了,赵年胖了,《梦回唐朝》明显吃力了。唐朝已经没有当年的底气和肆意了。唐朝乐队是向往唐朝的,但我们的时代却是宋朝的,是内敛的、收缩的,宋朝归于小玩意儿,而我们归于官能和人性,所以对唐朝的繁盛和孤独,我们无论再怎么向往,最后也只能相望相忘,因为唐朝去不再来。今天的西安,也不再是大唐盛世时的长安,这个城市的色调,除了黄色的土地就是灰色的天、灰色的城墙和灰色的屋顶,这样的色调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沉闷和压抑。当然,西安,是一座极其特别的城市:当你身处其中时,感受到的可能是保守、压抑和苍凉。千方百计地逃脱之后,却又日思夜想,我在离开它之后多年,又从北京归来,就是恋恋终不能忘。出走的张楚郑钧和许巍,当代中国多少摇滚之子,都要歌唱远方的长安,因为西安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和灵魂。唯有放声歌唱,才能顶礼故乡,但那不是现实中的西安,而是作为他们的远方的,想象中的长安。
摇滚乐的精神,首先是一套自觉的意识,自觉到艺术的独立性质,意识到艺术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的断裂之必要。于是尊重一切自发的倾向和本真的价值,抗拒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招降与吸纳,反对一切形成体制的艺术语言与惯习。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反叛”,不知道要愤怒什么的态度。是要背弃原来、寻找一种新的东西。新的在哪儿?不知道,但是就是要去寻找。过去摇滚是启蒙性的,突出表现在对历史、社会的反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那时人群是整体的,有相应的反应机制。商业、经济统治社会后,社会对人的控制一下子松驰了,整体性人群开始崩溃。艺术家对社会的无力已一览无遗。许巍李健这样的抒情诗人,在平庸的年代里,继承了中国的摇滚传统,同时又改写了摇滚乐发展的路径,当他们为摇滚圈注入一种健康、温暖、阳光的活力时,也注定了在鸡汤的路上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得更远,汪峰的《春天里》,朴树的《平凡之路》,也是如此,意外地并入了消费主义时代的大江大海。如果说崔健是在为社会代言,从而使集体回到了个人;许巍则是为内心代言,使个人回到了心灵。信仰在风中流浪,歌唱渐渐暗哑下去。这条路是孤单的,从朴树到许巍,他们一个个开始罹患抑郁症。为了疗愈以及自我救赎,一个人走出黑暗,走出眼前的苟且,他们宁愿背对时代,被远方养育 。
在这个商演发达的年代,摇滚灵魂已断,但力量犹存,力量要再断,就没摇滚了。摇滚就是那口气,音乐是躯体,歌词是灵魂,但摇滚在当代的路径,就是以流畅、平缓,抒情性的词句,来塑造一种所谓的“都市流浪”的气质。在这个人口流动急遽的年代,或许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流浪汉。流浪不一定要大漠黄沙、仗剑天涯,也可以在车流和人流中“都市流浪”,人们需要这种表演性的个性以及安全的特立独行,这种对人生浅显的释义正符合我们日益简化的情调。与此同时,新民谣拥有一种温和的批判力,只描述不批斗,戏谑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绝望,也在渐变的社会中崛起。
不过,说来说去,民谣和摇滚都算小众,因为不能得到广场舞大妈的赏识和演绎,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到头来,广场上一曲响起,唱民谣的都身在他乡,唱摇滚的都生来彷徨,唱情歌的都念念不忘,还是民族风最洒脱,总在策马扬鞭自由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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