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上这流动

黎荔

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性。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此曾作过讨论，他指出中国社会从表层看去就是乡土的，它的特点是“不流动”，它所重视和追求的是“稳定”。在传统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排列关系孤立而隔膜，不以个体为单位，而以集团为单位，大而言之是同宗同族，小而言之是家庭与亲人。这种稳定而不流动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确立，基于农耕社会的定居型生活方式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那一套家族宗法制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强化了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历朝统治者以各种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纳粮当差，永做顺民。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宗族血缘为主，造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姓氏文化和地缘认同，中国人的词汇中的地望、籍贯、落叶归根、认祖归宗等都反映了这一点。

 

与安土重迁对应，远离乡土的行为，就意味着“流动”，这是对“稳定”的破坏。荡子，原意是远离故乡的羁旅之人，乐府诗里有“秋风明月独离居，荡子从戎十载馀”的句子，讲的是长期在外戍边征伐的军人。当然了，所有脱离故乡多年的人都属于“荡子”。荡子悖习而行，游离于常人的世界之外，无论戍边、宦游还是从商，多少有些离经叛道，思忆故土风物和亲友，他们本身也时常感受着自己道德上的亏欠与情感上的羞愧难当。那些远行不归的荡子，被纲常伦理斥之为“背乡井，弃世业，抛掷百器，远离亲戚”，“此岂人之性也哉”，他们不仅受到习俗的排斥，甚至还受到官府的惩治。因为在各级官吏看来，这些人远离故土，没有本业以维持生计，又没有家人羁縻与牵绊，是最容易不把道德声誉放在眼里，也最容易惹祸，沦为不守法令的盗贼与巨魁。所以，官吏通常好以治下无不业的“客寄”、“浮脚”，作为自己政绩的证明。

 

不过，我发现，虽然“安土重迁”是社会基本面，但“移民”或曰“流动”实际上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战略。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漫漫历程，普通民众为谋生存、求发展而离乡背井，游走迁移，史不绝书。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赴金山；无论是国内著名的徽商、晋商，还是名震南洋的华商侨领，无不形成于流动迁移之中。“安土重迁”与“迁移流动”，这一对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求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上，其实是对立统一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历来被视为“安土重迁”的民族，骨子里其实也有着“迁移流动”的因子，就看安土与迁移，在特定条件下哪一个更有利于生存与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既有“物离乡贵，人离乡减”、“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等谚语，同时也有“树挪死，人挪活”的说法，换个环境生活会给人带来生机，谁又会坐以待毙呢？毕竟生存才是第一要义。

 

时间来到了当代中国，今天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很强，一个人往往从出生到上学，最后到自己结婚生子，往往搬迁过好几个省或国家，新移民没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在这个人口流动急遽的年代，或许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流浪汉。

 

身处社会转型期，剧烈流动的不仅是人口与财富，还有三观，我们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观点，我们周边的环境、父母的观念、老家的亲戚，这些都是自相矛盾、难以调和的。多少人的观念和他们的肉身之间的冲突永远无法和解。多少父母子女活在各自价值体系的隔阂难以破解。流动的时代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传统秩序被打破，世界变得多元、流动而非固定，但同时也如同来到了一片雷区，随时都可能踩雷，气候可能突变，工作可能消失，爱情也可能飘动不居。捉摸不透的流变和风险冲击着我们基本的生存状况。例如，回顾20年前，大家就业可能“从一而终”，现在，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干不满3年，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大，未来这种情况会加剧。“工作”的观念甚至也会改变。可能还会有一人在一家企业干一辈子的情形，但其它人可能流动得更快，人们可能游走于不同的工作之间。在这个物质和讯息空前快速流动的时代，我们连自己的立身之本都在流变，“安土重迁”怎可能还是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与当然选择呢？

 

当代的生活感觉，如同坐在火车、汽车、游轮上，因为窗外风景一直在流动，所以很容易进入一种“流”的状态，很有意思的是那种空间感：在身后方的风景是“过去”，在眼前的风景是“未来”，自己就身处在过去与未来的时空交界处，而且不停地在流动着。归属感到底在哪里？我生活在这一刻，这一刻非常充实，那这一刻就是我的归属。

 

时间是流动的，我们也是流动的

时间粒子从我们指逢中流出、流去

跟上这流动，这流逝，礼物到达应许之地

跟上这流动，这安顿，只有流动永恒，无论它去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