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使命：争智于孤

黎荔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的很现实：“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就是说：想出名就踏实在朝堂上混，想赚钱就专心做生意，想做点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板凳甘坐十年冷。想要同时横跨三界、呼风唤雨，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三者最难兼容。作为一个读书人，因缘际会，也有从商从政的人，但显然他不是那么如鱼着水，得心应手，在很多环境和情况下，常常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说做文化人是“争智于孤”？因为收缩自己、聚精会神，是文化人必须面对的事，要收缩自己，安于斗室，是何等孤独的事！但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思想和智慧的火花，从来都是个体的独立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智者、思者，大概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争名于朝，评判其价值取向无非成与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因为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争利于市，评判其价值取向无非盈与亏，因为利润最大化是永远不变的商战目标。争智于孤，评判其价值取向的无非独特与平庸，与前面两个战场的激烈竞争一样，思想的战场上同样“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条大浪淘沙的残酷之路，只有最具有个人特质、是独一无二的思者，才能开拓出通往未来的航道，这就是“争智”中“孤”之重要性所在。

 

一个人做过生意，他不会轻易跟人争论，因为对于任何没具体回报率的事，他都不碰，但读书人不一样，会据理力争，因为读书人保持着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粹渴求，对社会事务也保持了巨大的热情，辩论常常令他热血沸腾。读书人通常不太会来事，争辩起来不太顾及别人情面，人情客套、酒局喧嚣、迎来送往这些事情，他避之不及，因为他的价值支点不在这些事情上。一个人的精神面相容易受到与他经常往来的人或物的影响，一个经常读书的人与一个经常炒股的人，长期下去，相貌会不一样。炒股的人关注的是外在的股票行情，心随物动而不能自已，内心易生躁郁而常常流于脸上；读书人则不一样，读书人有两个世界，他可以从周围的现实世界抽身而出，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与圣人贤者作精神交流。因此，读书人的面相更倾向于宁静平和，清灵生动。

 

当一个智者、思者，“孤”得不够彻底，不能一腔孤勇走自己愿意走的路，就必然丧失其独创性而趋向平庸。以曹禺先生为例，他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30多岁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四大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曹禺是1910年生的，活到86岁，他40岁之后漫长的后半生，就是一个天才的火花逐渐熄灭的过程，他的创造性再也没能发挥出来。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没有主见的人，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个性的环境。从以曹禺为代表的许多作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得他们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无法再做一个真正超然于时代的学人。相较于文艺界，史学界学人体现了更多的独立人格，例如一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他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对抗当时大一统的、几乎不可抗的时代洪流，所以他成为了中国人心目当中具有人格风范的榜样。古往今来，中国读书人最耿耿于心的就是风骨，陈寅恪身上体现的就是传统的风骨。陈氏曾有诗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忆故居》），这句诗是他发自内心的呐喊声，“负气”二字，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种“争智于孤”的心境。

 

我还想到了柳宗元一生屡次被贬，最后在他的诗中，写出了绝灭孤独寒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从这些语句中，可以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的纯粹性，这是一种读书人的状态。读书人是由其话语的纯粹性而来，是“清冷静思”、是“落寞侧立”、是“自我挣扎”。读书人的两种意境：一是，以书生意气，握纸上乾坤，陋室之小也成至大；二是，但凭书中古往今来，能不傲视经天纬地。有人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其实不完全如此，那些只会在书本上空谈大义，而在现实的威逼利诱之下，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的人，不能算完全的读书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从道不从君”的，为了道义能拍案而起，完全没有铮铮骨气和尖锐个性的读了点书的人，恰恰是最为卑鄙的一群。

 

南怀瑾曾举唐诗《毗陵登高》的两句诗，表达对现代状况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他认为，所谓举子就是读书人，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事情，知识分子一点都没用，读书没用！读了一辈子，不过归到泥巴里打滚。这宇宙，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属于小偷、土匪之类的，才会做出来。对此我不能认同，《毗陵登高》的作者章碣，最为世人乐道的诗，是一首咏史诗《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特别是其中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最为经典，也流传最广。我觉得章碣在诗中表达的，只是一种无奈自嘲的意思，并非是真的鄙视读书人，羡慕能够揽得“乾坤”的“偷儿”，甚至是话中有话，皮里阳秋，暗骂大好河山都被那些蝇营狗苟之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乾坤大半属偷儿，多指枭雄或投机弄潮者，时代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物中，确实不少这一路，但时代的浪潮可以把他们推举到高空，也可以让他们跌落谷底。如本文开篇所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三者价值追求不同，有人愿意做“偷儿”，有人愿意做“举子”，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作为读书人，还是应该坚守自己的清静与孤独，不要被外在的纷纭所干扰。

 

要争智于孤，首先得自立，得有“孤”得起的资格。在古代，读书人有仲尼、庄周护体，身在庙堂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终有两种去处，可独善其身，可安顿灵魂，进退有据，行藏在我，实在不行了，还可以“采薇”。蕨，原是山野间的一种寻常植物，但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然进入中国人的食谱，其学名谓之“薇”――它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文学史。商遗民伯夷叔齐兄弟，“义不食周粟”，躲进首阳山中，靠的就是“采薇”而食。也许正是因为有“蕨”在漫山遍野的卑微存在，才能使得代复一代的读书人还能勉强残留一点决绝的风骨。在现代，读书人可以凭借专业立身，不求大富大贵，但足以养家糊口，自由自在。苏世独立，腰杆笔直，无求于这个时代，因此也无愧于自己的人生。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一种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