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的另一面
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凌）
战争只在肤浅的小说和不关注个人的历史作品中才充满英雄气概。而《美丽与哀愁》则刚好相反，是一本兼具文学的优美和历史的温暖的书。只有3672字，大约5-8分钟看完。
看上去《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做了一件很容易的事，他把二十三个世界大战亲历者的书信、传记、回忆录以及其他资料中的细节，放在一起按照年月日重新排列组成了一本书：告诉我们1914年的8月穆齐尔在柏林看到了慷慨激昂的人民，卡夫卡在布拉格看到马拉着加农炮走过，而帕尔·凯莱门穿着轻骑兵制服，乘出租车到了火车站……
但如果你认真地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作者其实做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通过他仿佛仅仅握着剪刀和胶水的手，在这本书中再现了一个世界。那个一百年前已经远去了的世界，不是作为地图上用颜色代表的国家，不是条约上的签字和火漆印章，也不是旗帜、统计数字、部队番号或条约上的文字条款；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怎样在那个夏天听到两个陌生的词“宣战”和“动员”。怎样离开家，怎样在高奏的爱国歌曲和国歌声中，在亲人的哭泣和陌生人挥动的双手中登上列车，在营房、列车和原野上试着面对这一切，不是演习、不是旅行也不是开玩笑，在成群的难民、燃烧的村庄、倒毙的牲畜中穿行，被炮弹轰击，被枪弹扫射，然后在恐惧和震惊的瞬间，第一次意识到，这是“战争”！
1914年8月，一位妇女给出征的奥匈帝国军人献花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严肃的读者”有时会陷入困惑：怀疑自己究竟在读什么，“历史？”还是“小说？”相对习以为常的严肃历史，这本书实在太文学了：燃烧的甲板、震耳欲聋的枪声、赤日炎炎中在巴勒斯坦干燥的土地上行军，即将被处死的囚徒伊玛目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坐在毯子上，却和奉命安慰他灵魂的伊玛目吵了起来，甚至开始对骂，无奈的军官只好把请来的伊玛目带走，然后枪毙了余怒未消的死囚。这一切都显得太生动，和我们熟悉的那种一战史：由“协约国”、“同盟国”，它们的领土、人口、军队数量、装备情况和部署、动员能力、作战计划、部队的推进和后撤组成的历史相比，这本独特的书显得更像一本小说，但和小说比起来，它又太真实，雷马克、阿诺德·茨威格、巴比赛的小说对我们都不陌生，那些书读起来是沉重的，放下时却很轻松：因为无论读到什么，我们都可以安慰自己这是一本小说，潜台词就是这一切都是虚构的。而《美丽与哀愁》刚好相反，阅读时轻松愉快，放下时异常沉重，书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些活生生的人，在生活在观察，更多的在战斗，在经历那些写在纸上被我们看到的事。
排队领取配给面包的市民
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和文学显得泾渭分明。虽然还有“传记”处在两者交界的领域，但历史本身已经越来越严肃了。历史作品越来越热衷于宏大主题，关注事件的影响和意义，把历史当事人视为历史的点缀和陪衬，关注“性质”、“影响”、“意义”而不重视“人”。但历史是什么？历史其实就是每一个你我这样的芸芸众生，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想要生活下去，想要更好地生活下去，追求自己的爱和梦想，他们走过和我们一样或不一样的人生，经历相似或不相似的悲欢离合故事，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历史。
“故事”之所以会变成“历史”，是因为我们和过去时代的距离，距离越远我们看得就越模糊。正因为我们看不清，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宏观”。当我们无法关注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我们转而关注一个连队的命运，当我们连一个连队也看不清的时候，我们就以“师”甚至“军团”为单位去谈论和描述“世界大战”。我们知道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十几次伊松佐河战役，甚至有人可以清楚的说出每一次双方的“损失”。但损失意味着什么？一串简单的数字背后，意味着一大群真实活过的人。在萨尔茨堡城堡里，有一个小小的世界大战纪念馆，馆内挂着一副战时风格的招贴画，“骄傲的萨尔茨堡山地步兵”围着围巾、昂着他的头，帽子上装饰着“雪绒花”。在招贴画旁边则是一大叠可以翻动的展板，那展板上都是一百年前的山地步兵军官照片，当你试着看清他们的时候，你就从历史向着故事的方向迈开了第一步。当你离开那个小小的房间，看到这些人直至最后一刻还在怀念的蓝天和白云，那你就感受到了他们故事的一部分，哪怕是小小的一部分。
1914年圣诞停火，《伦敦新闻画报》1915年1月9日报道此事时所配插图
历史并不单是“经过”“结果”“性质”和“意义”。那个著名的保安三问题“你是谁”“从哪来”“做什么”里，并不包括“你做这些事的性质是什么？”“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什么意义？”。所以从这个维度上说《美丽与哀愁》是一本奇妙的书，是一本把我们从历史拖进故事的书，一本让我们从地图走进世界的书。这甚至是一本让我们回到历史和文学分道扬镳以前的时代的书，那时兰克会满怀热情地捧读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而满不在乎其中历史方面的不严谨。
无论我们有多少种理由去阅读一本书，却总有个理由可以一票否决我们去读它，那就是“它好看么？”是的，这个世界上重要到应该抽时间一读的书实在太多，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一本而不是另一本？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最正确的回答是：你完全不需要特意抽出时间去阅读它，因为《美丽与哀愁》格外有趣，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读它，随着它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世界。
波兰南部地区，奥匈士兵和俄国士兵的遗体遍布战场
这本书有二十三个主人公，其中很多人今天已经无人不晓，比如在本书描写的时代，越来越无法掩盖自己敏感和焦虑的弗兰茨·卡夫卡，那时他是布拉格社会保险的一位犹太职员。图书馆管理员罗伯特·穆齐尔，在本书所描述的这四年中，像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候一样默默无闻，他的书到二战后才突然被德语文学界发现，然后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本书开头的1913年，穆齐尔用“重度神经衰弱伤及心肺功能”的医生诊断书向维也纳综合理工大学请长假，在柏林对市民中爆发的战争热情冷嘲热讽，但几个星期后，他就回到故乡维也纳报名参了军，用他自己的话说战争像疾病一样向他袭来，比发烧还厉害。在战争的这些年中，他在阿尔卑斯山前线战斗，但表现得很不好，当上连长又被撤职，家人因此而深感耻辱，但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淳朴的农家女孩，对职位的升降处之泰然。战争的末期穆齐尔回到维也纳，成了战时通讯社的军官，坐在巨大的办公室的角落——自己的办公桌边，显得微不足道，作者在这里向我们指出《没有个性的人》此时已经渐渐浮出水面了。
和卡夫卡或穆齐尔这样声名赫赫的作家相比，拉斐尔·德·诺加莱斯的故事更加传奇，1914年，这个委内瑞拉革命者三十五岁，但是已经参加过美西战争、委内瑞拉革命、日俄战争，1914年战争爆发他就立刻赶到欧洲，想要为弱小的受难者比利时而战，但比利时人谢绝了他的好意，他又去找法国人，法国人也不让他参加正规军，他跑到协约国中最弱小的黑山，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险些被当作间谍逮捕。当俄国大使建议他去日本碰碰运气时，在索非亚和奥斯曼帝国大使的一次谈话，让他成了苏丹兼哈利法麾下的一个骑兵，这个委内瑞拉人开始了奥斯曼大冒险：在埃尔祖鲁姆，他目睹了土耳其军队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而且震惊地发现屠杀的对象并不仅仅是那些被怀疑背叛帝国的亚美尼亚人，而是针对一切基督徒，当然也包括神奇地出现在黑海东岸的委内瑞拉基督徒，在试图向军方申请退役失败以后，他被派到巴勒斯坦，看到本文开头被处死的大红衣服的伊玛目。最后他参加了由德国前总参谋长法金汉将军指挥的苏伊士运河远征，远征失败后他遭到英军的追击，虽然在加沙抵抗了一段时间，但耶路撒冷还是陷落了。1918年协约国军舰在他眼前驶入君士坦丁堡，他的战争结束了。
1918年，一个士兵坐在死海边的奥斯曼军战壕里
如果说这个新大陆冒险家就像一个冒失鬼闯入了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岁月，那么帕尔·凯莱门，则是奥匈帝国最后时刻最好的见证者。他来自布达佩斯的一个体面家庭，是位喜欢小提琴的英俊的轻骑兵军官，本书中他的段落颇为引人注目：穿着轻骑兵华丽的刺绣上衣，在人流中登上列车，然后就被卷入战争。在东线经过漫长的战争后，被无意中买到的白面包的滋味感动，然后第一次认识到战争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改变了像他这样被卷入战争的每一个人，他视为生活中无足轻重一部分的白面包并没有变，变化的是他自己。整个战争里他战斗在东线，战斗在阿尔卑斯山，却没有遇到也在阿尔卑斯山的穆齐尔。骑兵在1917年被取消，作为骑兵军官的他接受了机枪培训，然后成了一个普通的步兵。作为帝国军队的骄傲和象征的华丽的骑兵，在帝国灭亡之前就先灭亡了。
在全书末尾，凯莱门在列车上看见了布达佩斯的灯光，然后乘坐一辆顺路的马车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家，而在1918年匈牙利脱离奥匈帝国的革命中，为了回到此时正在急剧左转的布达佩斯，他还得小心地遮好自己的军衔和勋章，战后的岁月在他踏进家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他在自家的厨房里倒头睡去的时候，一个漫长的故事结束了，四个辉煌的帝国和它们的王朝的历史也在这些入睡者的鼾声中终结了。没有人站起来唱1914年到处高奏的国歌，没有人挥动送他们离去时的鲜花。这是一个世界的终结，但在之前的战争中已经有太多的世界终结了。那些在战场上丧生永远不能再回到亲人身边的人，每一个都是一个世界。
1921年，卡尔皇帝试图重登匈牙利王位失败，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从此终结
《美丽与哀愁》中这的这二十三个人，很多人日后都是著名人物，但这本书讲述的并不是伟人，相反这些人在这本书中都是小人物，是战争的亲历者。作者恩格伦要讲的正是伟人之外的历史，小人物、普通人的一战史。读这本书就像在做一个梦，一个真实的、没有虚构的梦。在这个过程中透过前人的眼睛去看，透过他们的身体去感受，感受到他们的世界，甚至他们的生命。那一瞬间躲在所有这些主角背后的恩格伦在向你微笑，那是历史本身的温暖。
《美丽与哀愁》作者皮特·恩格伦
历史是很温暖的，你们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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