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中华年历的原因，似乎今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不经意间已经是“小年”（而且笔者是在昏天黑地的博士生论文预答辩中度过的），而按照先祖留下的习俗，进入“小年”后一直将持续到正月十五的春节庆典就算正式开始了。近年来新闻媒体和学界名流不停地讨论为什么国民的中华传统节日意识正在变得淡薄，有的甚至提高到了保家卫国的政治高度。但无论如何，春节是一个例外。对于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第一大节日盛典的吸引力，我们只要看看目前各大中心城市车站广场上那些彻夜排队、唯求一票的人群就可以充分理解（仅仅一个节日能够带来高达24亿人次的流动，恐怕是任何一个欧美国家政府再大胆的宏观政策也难以奏效的；当然，如果我们的经济想象力再丰富些，比如我们的农民工也能体面、人道地回家，那其中将包含着多大额度的GDP增幅啊！）。更有意思的是，连我们那年幼无知的儿子这几天都频繁冒出“过大年、挣大钱”的无忌“童语”。而对于笔者这些中年一族来说，春节既是一种艰难平衡着的责任——“哄老愉幼”不仅需要一笔家庭特别支出，更需要一些耐心与技巧，同时也得以停下手边没完没了的工作去“盘点”一下过去一年中的生活。
一是感谢。对于我们这些“80年代的新一辈”来说，年轻时的凌云壮志早已化作远逝的往日云烟。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已经成为了我们未必曾设想或希望成为的一代：我们实际上并不具备曾经期望的改变与发展我们国家的能力，同时，我们（作为教师或知识分子）事实上又在以某种方式决定着年轻人的命运（也就是国家未来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并不完美的成长得到了并依然在得到太多人、太多机构来自太多方面的帮助。今年夏天，笔者参加哈佛—燕京学社在苏州举行的校友会时，新社长裴宜理开玩笑地问大家是否知道查尔斯这一名字，在座的各位并没有几个人能够回答（包括笔者自己）。而事实上，这位先生正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建人，而我们都是这位老先生近一个世纪前善举的后来受益者。笔者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回顾自己成长中的每一步、生活经历中的每一年，都有太多默默地提供帮助的人，2008年尤其如此。在此，笔者愿真诚地道一声：谢谢。
二是感动。我们常常埋怨现实中能够让我们心灵产生感动的事情太少，但其实更多是因为我们生活环境以及相应的心境的不断改变。举个极端的例子，高中求学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资助10元生活费，我们大概要感动很长时间（如果不是终生），但现在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反复说，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当看到用自己肉体创造学生一线生机的人民教师的英雄形象时，当听到单骑数前公里摩托车入川救助怀孕的妻子的真爱传奇时，我们的心灵不由得会颤动、澎湃和升华。在笔者看来，感动和感谢之间的区别有两点，如果说感谢更多体现为言辞话语，感动则主要表现为心灵深处的触动（真情实感）；更为重要的是，感动的基础是人类那些永恒性的价值、情感和尊严，比如仁爱、勇敢与奉献，而感谢则大都是基于个人的受益。依此而论，笔者愿以感动之心去真诚感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同时也将努力守持自己的“感动之心”、“仁爱之心”。
三是感恩。中国人应该是最讲究感恩的世界民族之一，我们有句古话就是“滴人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但笔者觉得，这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强调或校正：所谓感恩最重要的是“感恩之心”，而“感恩之心”的最重要体现是基于“公益与公意”。笔者的德国合作教授曾经对我讲过一段听起来“很高调”的话，“我的确做过一些特殊努力帮你申请到这次奖学金，但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贡献”。从对方的角度讲，他几乎对你没有任何具体的欲求，而我们也很难从常理的思维给予所谓的报答。因而，笔者所能够做的就只能是自己学术研究与教学的更加职业化发展，换句话说，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学教授和学者。笔者始终觉得，感恩最重要的是“感恩之心”，而不是“感恩言词”或“感恩回报”（尽管这些方面也绝非可有可无），而它的最重要功能之一是会使你保持一种长久性的“使命感”或“归属感”。也许，我们的另一句古话“大恩不言报”更好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冯小刚电影“非诚勿扰”开篇中有一句著名台词：“21世纪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和谐”。其实，春节期间中国大地上到处洋溢着的正是“和谐”——大家无论平时关系怎样，见面后全都是“过年的（好）话”。而以上就算是笔者向各位新朋故旧、师长亲友拜年的话，祝大家新春快乐、牛年更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