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际尚（1917.6.25—1994.1.1），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女博士、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我国著名的岩石学家、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岩石学学科主要奠基人。她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教学元勋和南建主帅，培养出叶大年、刘宝珺、莫宣学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家宝温总理的恩师，为地球科学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
聪慧坚毅、勤奋求学
1917年6月25日，池际尚出生在湖北安陆，父亲是清华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她4岁随父母到北平，自幼勤奋好学，193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她很喜欢英语，常到北京图书馆借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英文小说阅读，还是学校排球队主力队员。
1936年池际尚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随清华师生南下，到湖南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战地服务团。1938年池际尚加入中国共产党，辗转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继续求学。
池际尚目睹祖国的深重灾难和人民的贫困生活，决定改学地质学，寻找和开发矿产，以此振兴贫穷的祖国。地质专业几乎是清一色的男生，野外实习非常艰苦，但她毫不退缩。由于经常光着脚丫工作，脚上划了一道道血口，她不叫一声痛。到了三年级，因父亲失业，母亲和哥哥、姐姐先后去世，家里不能再寄给她生活费。但她热爱地质事业，不愿半途而废。在同学的接济和老师的帮助下，池际尚勤学苦读，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1941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并留校任教，担任岩石学、矿床学等课程实习课的教学工作。1945年池际尚获得中国地质学会首届马以思女士纪念奖。
1946 年经袁复礼教授推荐，池际尚获得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布伦茂学院（Bryn Mawr College）研究生奖学金，在新婚二十余天后，只身赴美深造。她才思敏捷又勤于钻研，1947年和1949年分别获得布仑茂学院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池际尚的博士论文针对地质界热烈争论的'花岗岩化'问题，阐明其成因，提出了“变形-组构”的统一模型。博士毕业后，池际尚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岩石学博士后，在著名地质学家Francis J. Turner教授的指导下开展国际学术前沿——岩组学及高温高压下岩石变形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池际尚给袁复礼教授和王鸿祯教授写信，希望尽快回国工作。1950年8月初，33岁的池际尚拒绝了导师的挽留，毅然踏上了归国之路，作为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批留学回国人员，开启了她披荆斩棘、精忠报国的漫漫长途。
白手起家、育人不倦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亟需矿产资源和地质专业人才。回国后，池际尚受聘于清华大学地学系任副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她参与筹建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并担任地质矿产专修科主任。她不断拓展专业领域，积极培养国家急需的各类地质人才，先后担任石油教研室主任、矿产地质及勘探系副主任、可燃性矿产地质及勘探系副主任、岩石教研室主任、区域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副主任。池际尚1957年起主持普查系（大系）工作，亲自修订构造地质、岩矿和古生物地层3个理科专业教学计划。
池际尚先生领导创建了中国的岩石学教学与研究体系，并亲自在教学第一线言传身教。没有合适的教材，她边上课、边编写。晚上自己在家刻蜡纸，一早上送去印刷，赶在上课前发给学生。她自学俄语，融会贯通，编撰了我国第一本《沉积岩石学》教材和第一本《岩浆岩岩石学》教材。为了让教员和学生能掌握费氏台这项新技术，她亲自写讲义、讲授并带实习课。文化大革命中她身陷逆境，仍参加教改小分队，在河北、福建、江西和湖北等省的地质队举办培训班，帮助建立实验室，培养了大批一线骨干。
池际尚先生学风严谨、热爱教学、关心学生、为人磊落。她生活简朴，侠骨柔肠，工资很大部分用于公用或帮助有困难的师生。她培养出了中科院院士叶大年、刘宝珺、莫宣学等一大批地质人才。2005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家宝温写到：“我的晶体光学就是池际尚教授讲的，她不是仅仅讲一堂课，而是整整给我们讲了半年。至今，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她的音容笑貌，她讲的是那么清楚、那么深刻，甚至费氏台的操作她都自己进行。我希望各个学校都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跋山涉水、为国找矿
在繁重的教学之余，池际尚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地质科研和找矿工作。1956-1957年参加了中苏联合组成的祁连山综合地质考察队，先后两次横跨祁连山，进行地质构造及矿产调查。1958年-1962年，她带领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开展山东中、西部地质填图和找矿工作，识别出沂沭大断裂。1965年她带领科研团队在山东蒙阴寻找原生金刚石矿床，提出了中国金伯利岩的分类命名、填图单位及岩石特征，该分类命名方案一直延用至今。金刚石矿金伯利岩的研究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集体奖。
十年动乱期间，池际尚的丈夫李璞先生不幸逝世，儿子远在陕西农村插队劳动，但是生活的磨难没有动摇她为国家地质事业奉献一生的决心。60年代末，她随教改小分队去河北宽城劳动，在宽城地区发现了华北偏碱性超镁铁岩中的岩浆岩型磷灰石矿床，为在北方寻找同类型矿床开辟了新方向。
池际尚先生的足迹踏遍了包括西藏在内的20多个省区，研究领域涵盖了构造岩石学、变质岩石学与流变学，在花岗岩、金伯利岩岩、钾镁煌斑岩、壳幔深部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并指导地质找矿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岩石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0年，池际尚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9年，池际尚先生的“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及上地幔研究（附金伯利岩）”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勇挑重担，南迁建校
1970年北京地质学院南迁至湖北江陵，更名为湖北地质学院。池际尚临危受命，到江陵校部复职并被任命为地质系主任，积极恢复办学。她牵头开设构造地质学、岩石学、地史学3门基础课，为学校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骨干。
1974年底，学校定址武汉，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在南望山麓建校。1975年8月，国家要求全体教职工必须于暑假全部迁往武汉，但是还没有校舍，学校边办学边建校，很多教职工不愿意去武汉工作。受迁校的影响，师资大量流失，教学设备严重损毁，办学任务十分繁重，办学条件却极其困难。58岁的池际尚身先士卒，与教职工同舟共济，和大家一起搬课桌、抬床板、打扫厕所，保证新生按时开学，为武汉地质学院的恢复和重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0年11月，池际尚先生任武汉地质学院第一副院长（王鸿祯先生任院长，长期在北京工作），主持学院行政工作，并承担了教学科研的重任。她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以自己的国际视野为武汉地质学院规划蓝图，选送年轻教师出国深造，吸纳研究生充实师资队伍，主持申请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筹建了武汉地质学院测试中心。她同时瞄准地质科学的国际前沿，主持多项重点研究课题，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1979年-1982年，池际尚先生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地科联所属的国际地质合作计划（IGCP）执行局中国代表。
1984年，67岁的池先生完成了南迁建校的阶段性使命，卸任副院长回到北京，潜心培养研究生和进行科学研究，直至1991年生病住院。
池际尚先生听取研究生汇报野外工作成果
池际尚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地质科研和人才培养，从一位“洋气”女学者，成长为我国著名的岩石学家、地质学家和教育家；从“天性快活”的女教师，成为我国岩石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岩石学国家重点学科点创建人和中科院院士，用自己的一生实现了在战火硝烟中立下的“地质救国”之志。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池际尚先生在顺境中尽力拼搏，在逆境中忘我奋斗，用聪慧、勤奋、坚毅、果敢和一颗赤子之心，建设历经沧桑又生机勃勃的祖国，照亮了无数人前进的道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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