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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编续杯咖啡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乘绿皮火车之
作者:郑忆石
动车、高铁问世前,绿皮火车是人们远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小时候,听哥姐唱《馋死人》:“资阳的豆瓣舍,内江的糖哟喂,那个糖又甜啰喂,豆瓣又香哦。一列火车开过去哟,那香味儿甜味舍,满车香哟喂哎……”我会问:火车是什么东西?长啥样?
八岁时,第一次看到火车。那天母亲带我们在山城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到两路口,远眺菜园坝火车站进进出出的绿色长龙,就想:火车躺着都能跑,坐里面,肯定好耍。母亲告诉我,火车比汽车跑得快多了。打那以后,每每走路累了,就会盼:来个火车坐就好了,呜呜一声就到家。
十岁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火车。大哥赴京读书,全家人去送站,趁列车员不备,我和二哥蹿进车厢,里面热浪袭人,瞬间浑身淌汗。好奇心驱使,我们东摸西瞅,无比新鲜。转年,大哥放假回家,我迫不及待地问:“坐火车很安逸哈?”他脸色蜡黄,强打精神:两天两夜,腿僵脚肿,头晕恶心,一点都不安逸。但这,丝毫未削弱我对坐车的兴趣。
后来,学会了苏联歌曲《山楂树》:“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里灯火辉煌……”那般意境,深深吸引我。每次路过火车站,听到车轮碾压铁轨的“咣当”声,便念:啥时能坐里面?
1978年考上大学,终于可以坐火车了!从重庆到成都,硬座一宿,下车后还沉醉于亢奋中,全然未觉疲倦。寒假返家,母亲问:第一次坐火车,累不累?我答:没过够瘾!
大学毕业,去了北京,在铁道部通号公司工作,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毕业后到上海华东师大任教。因探亲假或寒暑假,必回重庆探望和照顾老母,所以,从1978年算起,到2000年母亲去世,成都、北京、上海和重庆,来回跑了二十二年,也与绿皮火车结下了深缘。
01
那时的绿皮火车分特快(T字头)、直快(Z字头)、慢车(标数字)三种。乘车难,始自购票,前两种尤甚。
购票难,多在特殊时段。春运时段,酷寒中哆嗦;暑期临近学生返校,烈日下淌汗。运气好,候两三个小时;运气差,坐一宿甚或一两天。
异地谋生的农民工,春运期间购票,总是格外艰难。
归乡路漫漫,他们常需多次中转。尽管铁路机构设立了专门的购票区,但中途很难买到坐票。归心似箭的他们,能买到站票,就“阿弥陀佛”。
城里人购票相对容易,可在单位或学校预订,或托熟人帮忙,我从重庆出发,就靠大姐同学李光群和学生许惠英。但人地生疏或临时遇变,照样干瞪眼。
1987年7月,我们陪母亲昆明旅游。为购买返渝车票,先生凌晨三点便去车站。八点开始售票后,广场顿如开锅水沸腾,“黄牛”(票贩子)又趁势捣蛋,人群里挤来推去制造混乱。眼看队伍要被冲散,排后面的人,胸腹紧贴前人脊背,人肉铜墙严防加塞。
先生后面,几个十来岁的女孩,“哟西、米西”地咕噜,他猜是日本人。女孩们大约从未见过这场面,慌乱中上演“全武行”,齐齐死拽他人的衣领袖子,一副行绑架的阵势。
先生背后那位,更是双臂死死箍住他的腰杆。他别扭不适,转过头:“你靠着站就好,莫抱这么紧!”女孩没听懂,反而箍得更紧。好在众志成城,前后都买到了票,皆大欢喜。末了,他朝女孩笑笑,她鞠躬回礼,嘴里念叨什么,没听清,好像尾音是“吗死”。
说起购票难,常出差跑业务的先生,自有门道:在外地乘坐火车,要动番心思,先找黄牛带进车站到相应站台,再搭讪列车长或列车员,三五十元人民币开路,安排在餐车夜坐或乘务员的宿营车睡觉,他们则去其它地方混一夜;有一回,遇到个胆小的列车长,怕我事后乱吹,把他给卖了,还随手塞给我两罐八宝粥堵嘴;实在没辙,也跟着熟人钻进行李车,蒙混闯关……
1989年暑假,我由渝抵沪,再由沪返京。此时,距开学仅一周,又正值学生返校和新生报到的高峰,一票难求。辗转找了个“黄牛”,从货运口把我带上了车。我随口一句:“天真热”,“黄牛”说:“我去给你弄个西瓜来”。我笑笑,没当回事。过了一会儿,“黄牛”抱了个西瓜,气喘吁吁地递到窗口,抹一把汗,没要瓜钱就走了。我不由得想:还是个厚道人呢!
02
票到手了,上车仍需履险战难,春运期间尤甚。
最苦莫过农民工!丈夫手提肩背行李,妻子怀抱腰拴幼儿,大孩子牵着小孩子,老人紧紧跟在后面……一家老小,人海中左冲右突,缓慢前移。
我的上车,非身累,而是心苦。
母亲第一次送我的情形,铭心刻骨!1982年8月底,我赴京报到。那天下午,火球悬挂半空,暑气欲蒸熟万物。站台上,母亲嘴唇抖动,泪如滚珠,直到发车铃响,她才松开紧紧抓着我的手。几天后,我收到大姐来信:“那天出站台后,妈妈一直在哭。昉昉(大姐儿子,当时近五岁)捏着她的手使劲摇:'姥姥,您不要哭了,小姨到北京后还要回来,回来给您买个大西瓜’。”
后来,每次从重庆乘车离家,心境似煎开的油锅。临走前几天,母亲把路费硬塞我包里。我取出来,她又塞进去,反复几次,直到她生气,我无奈接受为止。临行前夜,总能听到她的喟叹。出门当天那顿饭,她坐桌前,看着我吃,嘴里叨念“多吃点”。
母亲七十七岁前,腿脚尚灵便,每次离家,除春运外,她都执意送我到车站。我家在坡底,去火车站得先爬两百多级梯坎,到马路后走两站路,再乘长长的缆车到火车站。她气喘吁吁,我自责心疼,又不敢劝。
进得站台,若列车员允许,母亲会进车厢,亲见大哥放好行李。离开车尚有近半个小时,她一直候在站台,注视着我,欲言又止。火车启动后,她在哥姐搀扶下,只手挥动,双腿颤巍,碎步撵车,白发飘飞……直到跟不上越转越快的车轮,直到火车拐弯。
母亲渐渐衰老,不能再送我到车站。但从我走出家门那一刻起,她便站在六楼窗口,等我走出单元门。她一直在招手,一直在拼命放大音量喊:“到了写信!打电话!”
母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寒假,我回重庆的车票
2000年2月26日,母亲最后一次在六楼窗口相送。那天,她在二姐搀扶下,挪到窗口。我下楼后,习惯性地回头,她的手在微摆,嘴在轻动,我听不清她说什么。我将要拐入大路了,仰头回望,她还立在窗口,手还在摆,嘴还在动。我朝她喊:“回去吧,一放暑假,我就回来……”
没想到,半月后,母亲住进了医院。更没想到,仅差四十天就满八十八周岁的她,驾鹤西去,永不复返!二十多年来,每当想起那些情景,想到因自己远离,搅乱了母亲晚年的平静生活,便泪如雨飞,心似箭穿……
春节前自京返渝,上车如同登山。
工作单位在丰台南,出发得先从丰台站到北京站。“北漂”同学知我有难,总是不遗余力送站。张坤住在丰台北,有一次,他提根扁担,便前来“移山”。包亚灵住在王府井,与北京站近在咫尺。即便如此,为攒气力送我,她要多吃半碗饭。一次,她好不容易将我“塞”进车厢,回头一看,一箱柿子趴在站台。离发车不足十分钟,她隔着窗玻璃,挨个窗户唤,零下五六度中,头冒热气,脸垂汗珠串。
从上海出发,自是先生相送。一次,他睡得懵懵懂懂。忽地,闹钟炸响,他一个激灵,翻身立起。结果大脑缺血,当即晕倒,一场相送,就此泡汤。
列车终于启动了,嘈杂声渐渐远去。伴随“呜呜”的汽笛声、车轮“咔咔”的节奏响,“朋友啊朋友,列车就要开动,我将和你一路同行……”歌唱演员左纯的声音,灌满车厢。
一列火车十八节车厢,除餐车和宿营车(列车员休息车厢),分为硬座、硬卧和软卧三类。
硬座车厢最多,约十至十二节,运载的乘客也最多,有座无座的,都窝在那里,活脱脱列车“平民窟”;硬卧就舒适不少,但全车只有四至六节,资源有限,购票超难,属于“中产阶级”;至于软卧,全车仅一节,那是“共产主义天堂”,那个年代,老百姓想一想都感觉奢侈,打起光脚板也撵不上。
乘客的旅途体验,也据此分为三六九等。
最苦莫过站客(买到的是无座车票)。他们挤在硬座车厢的过道或车厢连接处,逢列车停靠、旅客上下车、送餐车或食品车经过,须笔挺站立,身体紧贴座位,或面壁车厢板。车行一路,他们被推得摇来晃去,疲乏劳累,远非有座有铺的人所能体验。
站客(网图)
有座的乘客,待遇改善不少。便宜了脚杆,却苦了腰杆,几十个小时下来,腰部“板结”,年轻人挺得住,当没来,老年人就苦不堪言,尤其那些有腰疾的。
遇到酷暑天,降温全靠车厢顶部的摇头扇,可它经常扯拐,时停时转,或盯牢一个方向,只吹风不摇头。列车员也没辙:“歪脖子,常犯。”想想也是,我们大家都歇着,就它忙乎,还得三班倒,坏了又不算“工伤”,难怪“没劲”!
盛夏时节跑长途,格外难熬。那年夏天,先生从昆明返沪,两天三夜,坐了五十多个小时。车到终点,身上一层油,汗都排不出,闷烧,发誓“再不出远门了”。然一有任务,还得去跑,人在江湖,继续“挨刀”。
硬卧车厢虽不似软卧“十亩地一根苗”般稀罕,但对一般人,还是一种享受,能进硬卧,赚大发了,乐滋滋自不待言。上车后,放好行李,换好车票,便可或靠或躺,放松休息。入夜后,少数没瞌睡的,扯山海经,摆龙门阵,优哉游哉。
软卧车厢是乘坐的“天花板”,能享受软卧的,得有相当高的级别,尊称为“领导”“首长”。带冒号的,气场十足,边上总有几位年轻人伺候。上下车,轿车直接开到站台车厢口,无需“与民争道”。吃饭点菜,小推车送上门。出门如厕,随从呼前殿后……车厢内,过道铺地毯,厚窗帘垂地,单元门紧闭,一切都显示着气派和森严;车厢两头,列车员把守,不准闲人穿行窥探,安保措施非常到位,没听说哪位首长在软卧被灭了。
03
不知不觉间,到了饭点。吃饭于大部分乘客,就是填饱肚子。
方便面是最爱。但收入有限者,即便售价一元,也不是都舍得掏钱。常见俩人共吃一袋面,调料包撕开,水里晃荡,口里吮舐,惟恐丁点浪费。也曾见对座的一位老太,津津有味地吃别人剩下的几块瓶装糖水桃,吃完后,意犹未尽地咂咂嘴,再将玻璃瓶放入随身的布袋。
自带馒头干饼的众人,伴开水,容易下咽;没开水,以唾液干咽,不时被噎得鼓睛暴眼。
卖盒饭的送餐车推过来,早餐稀饭馒头或面条。中晚餐盒饭,菜品两三种,旺旺实实。但价格有点像脱手气球,早餐从最初的两三元涨至十元,中晚餐从最初的五元涨至二十元。那会儿,月入几十、百把元的人居多,吃盒饭有点奢侈。所以,买者多为出差人。一般拖家带口的,都自带吃食,偶尔为孩子调换口味,才舍得买一盒。
车上卖饭(网图)
后来,火车经济搞活,卖食品的小推车出现了,“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来来来,收收腿”。白天车停大站,窗外,“包子馒头豆腐干,香烟烧鸡大猪蹄……”叫卖声不绝于耳。
天南地北的乘客,吃饭各有喜好。
南方人精细,喜欢自带酒菜。晚饭时,几包油纸铺开,猪头肉、卤猪脚、红烧蟹、四喜烤麸……抿一口小酒,嚼几颗花生米。肉香酒醇,全不顾旁人喉咙咕咕作响,口水内卷。酒足饭饱,再点上一根烟,接着便闷头酣睡。啊,真是乐胃(舒服)。
北方人简单,上车就买买买。方便面、面包、火腿肠……小推车上的食品,基本包圆,列车员的奖金,全指望他们。一路嗨吃,吃剩的,下车背回去?要不说北方人豪爽,车到终点,胃里盛不下的,统统留给车厢。可够列车员打扫的,不过想到有奖金进账,也就快乐地累着。
旅途中,喝水是难题。
刚发车时,车厢过道尚未“插葱”,能享受列车员挨座送的几壶水。
运输高峰期,过道和车厢连接处站满了人,列车员根本过不去,想喝水,得待火车到站。车刚停稳,列车员提只大水壶,朝水车飞奔。随后,给乘客伸出窗口的大杯,挨个倒半杯。
水有了,得品酒般轻啜慢饮。一则水烫。二则没水可续。三则一气喝光,去厕所要出力流汗,一进一出不划算。再说硬座车厢,厕所近在眼前远在天边,人缝中费劲突围,门外却排一溜。憋急了的,腮帮紧绷,双腿轮换,又抖又闪。个别人“王八退房——鳖(憋)不住了”,“咚咚咚”猛捶门:喂,我说里面的,能不能快点!!!
卧铺乘客饮水,近水楼台。
车厢连接处有个小锅炉,列车员铁铲喂煤块,钢钎捅炉膛,炉中火放光,开水补给便当。我常望着炉里的火光,想起《沂蒙颂》:这要是一锅鸡汤,就提劲了。
炉内的水,白天懒洋洋,半夜劲头足,“扑通扑通”的声响,常引我爬起来灌满暖瓶。
卧铺车厢也闹水荒,只因在站台补水,给水龙头与铁炉进水口无法对接。逢此时,洗漱、喝水、泡茶、泡方便面……统统停摆。车厢加满水后,立马恢复了活力,过道里,人们走来走去,脸露满意。有人把用水当吃大锅饭,水龙头拧到极致。见“哗哗”水流,我会嘀咕一句:“能不能开小一些?”
04
天黑尽了,瞌睡来袭。
无座乘客自然最惨。头倚蛇皮袋,身趴被盖卷,曲如弓虾,蜷若刺猬,频频点头,鸡啄米一般。最挤时,人得金鸡独立,双脚不能同时触地,也就没法闭眼。瞌睡忙慌了,恨不能眼皮内支棍,人堆上行眠。
有座的乘客境况较好,开始还能坚挺地坐着,慢慢睡意上头,也就东歪西倒,头偏到邻座的肩上或背上去了。更有甚者,连哈喇子也一并带过去。当时浑然不觉,回到家,换衣时才发觉:噫,肩上咋多出几摊臭口水?!能一觉睡到天亮的,属有福之人。常常是睡到后半夜,醒了,想睡又睡不着,难受至极,只能看着手表,挨到天明……
硬座车厢的乘客,还得提防小偷夜袭队。凌晨时分,三五成群,一路扫货,挨个问候,且只光顾“上三路(不掏裤兜)”。一番操作下来,胸口衣兜之物,往往不保。有时操作太猛,乘客被弄醒了,小偷却没事人似的,旁人则不敢吱声。他们一宿总要巡回检查好几遍,不时地“回头看”。
卧铺车厢的乘客,有一席之地躺平,妥妥地身在福中。但也非尽如人意。
寒冬夜,脚臭烟味齐聚,暖气有心无力。好在之前,二姐给整了一床薄被,我再不怕半夜被冻醒。
酷暑天,电扇无法“均贫富”:上铺的人流清涕,下铺的人积汗液。又是二姐给我的一尺半宽迷你凉席,铺在床上,旁人瞧见,“啧啧,巴适!看看这装备,出差专业户!”
纵有小凉席,浑身黏糊仍难入睡。母亲找了只一尺高的小塑料桶给我。夜深后,我钻进厕所,洗手水细如泪滴,好容易接上小半桶,赶紧将毛巾沾湿,上下擦擦,顿时神清气爽。尽管厕所空间局促,气味难熬,仍觉风景这边独好。
人们沉沉入睡后,鼾声合唱渐入高潮,忽如江河奔腾,忽似林间小溪,忽像猫叫,忽若鸟鸣……此伏彼起,时断时续。恍惚间,车进山洞前的鸣笛声、站台喇叭的报站声、旅客上下车的脚步声、厕所开门关门的“砰砰”声……耳朵里蹿进蹿出。醒睡轮回间,阳光蹦上窗台,钻入过道,火车向着目的地,飞速前进。
05
旅途中常遇闹心事。
在我,香烟味居首。
先前,火车不控烟,车厢俨然大烟室。烟民们兴致高、瘾头大,你一根我一支,来回互敬。
硬座车厢人多,烟民自然多。春夏秋还好,冬天车窗密闭,薄云软雾,弥漫车厢顶部。一趟车下来,毛衣上的烟味,几天都不散。曾见一位哮喘病老者,浑浊空气中,咳得眼珠突起,几近断气。
卧铺车箱虽好得多,但也怕烟民。烟雾青云直上,中铺上铺遭殃。我咽喉炎严重,逢他们聚集,便毛毯内练潜功,不憋出一头汗,誓不露真面。后来,车厢实行控烟,吸烟须到车厢连接处。于是,烟雾随过道风,全车厢飘散,几人凑一块吞云吐雾,规模效应立显。
如今,绿皮火车虽不像高铁和动车,全程禁烟,但也大为改善。前几年乘“杭州—张家口北”直快,车厢连接处的小屋门上,“吸烟处”赫然。烟民与非烟民,各自泰安。
其次是物品被盗或丢失。
失窃的最大笔财产是一百五十元钱。
这钱搁今天,或许不算啥。可四十年前,每月领五六张“大团结”,这笔钱于我是巨款,差不多抵三个月的薪水。
1983年,我在洛阳电务工程学校实习,利用五一节去上海。时值放假,挤上车已不易,在郑州竟候到靠过道的座位。邻座一对男女放送爱心:“很累吧?换靠窗座位睡睡”。难拒热情,我将外套挂窗钩,昏昏入梦。第二天一早,送餐车乘务员喊“稀饭馒头面条咸菜”,迷迷瞪瞪中,我叫“来份面条”,一摸衣服口袋,空空如也。清醒后,睁眼扫视,先前“将温暖进行到底”的男女,已不知去向。钱包不翼而飞,何人所为?不得而知。沮丧的是,有一百元钱是朋友托买羊毛衫的。好在车票还在!小偷何不连锅端?不解。先生说:小偷也讲政策,否则你出不了站,必定报警,他们也怕事情闹大,脱不了爪爪。
有乘客更悲催,被盗走了皮包。
1988年夏,我从重庆到北京。那天,空气热到爆炸,车窗开至最大。上车后不一会儿,某设计院一位工程师,随手将装满资料的皮包置于桌上。我坐定后,随意看了眼窗外,一个男人坐在相邻轨道,貌似纳凉的维修工。大热的天,也不怕肉嘎嘎烙熟,我暗想。发车铃响起,一个黑影,窗口一闪,桌上皮包,秒间没了影!工程师连喊带叫:“我的包,我的包……”可火车已经起步。那时没监控,抓这类老吃老做的小偷,常让铁路公安忙个一溜够。气恼倒霉的工程师,本是兴冲冲赴京开会,岂料仅乘一站,便打道回府。
丢失的贵重物品是手表。
计划经济年代,买表得凭工业券,还要托关系。在面粉厂学徒三年,月工资从十七元五毛,涨至二十一元五毛。买只手表,需一百二十元。苦苦攒钱近四年,1975年底,总算戴上了上海表。表虽大脸盘,欠美观,但看钟点,一目了然。
戴上表,不再担心上班迟到,不用“借光,请问现在几点?”……为此兴奋了好几年。手表伴我,就业就学十年,即便结婚,也不舍更换。但它却在车上丢了。
那天晨起洗漱,我摘下表,放洗漱台。因忘带毛巾,回铺位取,前后两分钟,手表不翼而飞!其时,电子表已流行,机械表和进口表也摆满柜台,谁瞧得起这土老帽?郁闷加心疼,忍不住在心底“问候”小偷的祖宗。
还有“赔了夫人又折兵”。
借乘车之便,搞“物资交流”,是那年代的惯例。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供应紧张,乘客带往异地的东西,多为生活必需品。先生的舅舅曾在三线兵工厂,听他讲:“每次从上海回遵义,固体酱油、料酒等,都整箱往车上搬。下车时,一人十几个包,接车同事在站台,浩浩荡荡立一排。”改革开放后,物资供应渐丰,乘客捎带的东西,转为土特产。
北京的肉鸡,体壮膘厚。“吃肥母鸡,治吹牛皮”,赴京后的次年春节回渝,我买了四只冻肉鸡,象征“阖家团圆”。上车后,我把鸡咯咯放入网兜,尼龙绳绑定,悬挂窗外。途中,每次车停靠,纵使半夜,我都开窗,看看它们是否健在。好不容易熬到綦江,距终点最后一站,想着八星级年夜饭带给亲人们的惊喜,提起车窗,激动地探头:啊!尼龙绳还在,鸡咯咯没了。唉,人生最最痛苦的事,还是发生了。看着尼龙绳,禁不住想起车上的小锅炉,当初还不如熬上一锅鸡汤,起码幸福全车厢人!
重庆的脐橙,味纯价廉。一次回沪,我明知出站要过磅,超二十公斤罚款,却心存侥幸:出站时人多,工作人员忙于验票,容易蒙混过关,带两箱,问题不大。到站后,东西多,先生来回搬了几趟,下客寥寥时,我们还在地道忙。忽地,“过来!过秤!”的喝声,由远及近。走近瞧检票员,那张面孔是上班还是上坟?真不好说。那次被罚二十多元,与上海的售价等值。一次商贸物流,就这么不体面地失败了。
今赏《小林漫画》,忆自己昔日,体重不足百斤遭罚:咋没化心疼为食量,车上吃掉它半箱!
车内小世界,怪相亦常在。
一次从洛阳到上海,我正在“报床”(硬座下面铺报纸或纸板当床)熟睡,一声尖利的“二流子”,撕裂空气,划破耳道。钻出座椅,循声纵目,一位年轻女子,脸似蟹壳,眼如铜钱,面朝那脸像走油肉的邻座老头,“咸猪手……”声不绝。列车员闻声赶来,了解原委后,瞄一眼老头:“乘车讲点规矩!”老头“鸭子虽死嘴壳硬”,回怼“说谁呢?神经病!”女子顿时怒气爆表,“老东西”话音未落,一耳光甩过去。老头也不是吃素的,立马抡起拳头。刹那间,车厢大戏开场,疲惫的人们,瞌睡跑了,精神来了,拉架的、起哄的、劝和的,吵吵嚷嚷,热闹非凡,直到广播传出:旅客们,上海站马上到了……
令人心酸的事也曾碰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由京返渝。刚落座,见对面下铺坐着一家三口。女的脸色蜡黄,形销骨立,男的一言不发,愁眉紧锁,小女孩六岁,手指交叉比划,静静坐着。我主动与他们搭讪,拿苹果请小女孩吃。到底是孩子,她很快与我热络起来,在我铺上嘻哈逗乐。她妈妈见状,“梅梅,莫把阿姨的床弄脏了”。从她口中,知她在重庆中南橡胶厂工作,一年半前查出鼻咽癌,到北京做了手术,这趟去复查,但没说复查结果。
那年月,癌症是绝对的绝症,哪怕全力治疗,预后生存期仍短。看她的脸色,听她的齆声,瞧她有气无力的模样,我心情沉重起来:女儿这么小,她内心该多痛苦,家人该多难受!为治病,夫妇二人两赴京城,生活又该多窘迫!果然,她丈夫白天来卧铺车厢照顾她,夜间便去硬座车厢。
尽管萍水相逢,我还是想为她做点什么,我能做什么?!只能在她丈夫没来时,帮她买饭,倒开水,陪她女儿玩。她丈夫来后,让她躺我的铺,她丈夫在她的铺上睡一觉。然而,她纵是病重,也强打精神,轻声给女儿讲故事,微笑着同她打趣,温和地对我讲她的家事,全然不见半点愁容。
三十多年过去了,她那句“梅梅,你听话点嘛”,间或闪现脑海,搅得我心生悲凉:她恐怕没能等到女儿长大,这一定最让她放心不下!愿她的女儿:早已结婚生子,延续着她的生命。
06
记忆犹新是吃汤圆。
1990年春节,我因事直到年二十九才登上返渝列车。除夕夜,卧铺车厢只有七八个人。大年初一,仅剩我和另一对夫妻。当万缕金光涌入车厢,列车员来了,唤我们“到餐车吃早饭”。走进餐车,一只大铁桶,桶面漂满“白珍珠”,餐车师傅在吆喝:“来来来,吃汤圆,各人舀,不要钱,包管一年,好运连连”。十来位乘客,手捧着碗,喜眉笑眼。那天,我“因美食而忘体重”,一气吃了六个。放下碗,便觉肚里像塞了个皮球。那个年,让人感念!
乘客间的友善让人心暖。
洛阳实习时,乘始发西安的车去上海。那趟车特拥挤,我中途上车,没座不说,直立都难。站客们见缝插针,硬座下若无行李,报纸作床垫,铺平钻进去,双腿卷曲,睡一觉解乏。大家默守“轮流坐庄”:躺一小时,再换别人。有一次,他们竟让我享用了两个多小时。我醒后爬出来问:“为啥不喊我?”答:“我们比你经扛”。少数有恻隐心的座客,会相互挤挤,腾出半个身位,招呼身旁久站的人:坐吧。
春运高峰,卧铺车厢常改为硬座,一个隔断,由六人增至八人。
一次由京返渝,一群没戴领章帽徽的小兵哥跨进车厢,帮乘客接包放箱,替乘务员理行李打开水……热情如一锅刚出笼的包子。
小兵哥爱打扑克,三个被盖卷重叠当桌,拱猪、百分……喊叫声嬉笑声,堪比麻雀吵架,群鸭下河。有人嚷嚷“小声点!”他们立刻屏声敛息。安静几分钟,声音又响起。
夜深了,车厢只剩幽暗的过道灯光。冷风钻进,寒意来袭,手脚渐僵,暖气难抵。我背靠厢壁,挨着邻座的北方大姐,直到眼皮支撑不起。渐渐地,只觉双脚暖和了,身体躺踏实了,困乏正远离,梦中逛美景……天大亮了,发现我和大姐躺在下铺,身上盖着两件军大衣!对面下铺,六个小兵哥挤成一团。“雷锋活着!”是那趟乘车,给我的不灭记忆。
“自称哥哥”也使人印象深刻。
在卧铺车厢,曾遇到俩男孩,各为自家独子,大的四岁半,小的不到两岁。小男孩哭闹哼唧不止,吃饭睡觉,爹妈格外劳神。大男孩呢,听到小男孩哭,快速下床,凑到他身边,递汽水,塞奶糖,开小叉车,读《小猪盖房》……比谁都忙。更喜的是,大男孩自己吃饭都小捣蛋,居然手握饭勺喂小的。有两回,他爬到中铺准备睡觉,听到小的在哭,边说“弟弟,哥哥来了”,边催他爹“抱我下去,快点!” 一来二去,小男孩像服了麻醉散,听话了,安静了,咿咿呀呀同大男孩对话,大男孩则将“弟弟,听哥哥给你讲”挂嘴边。
同隔断一位小伙子,开玩笑说“这大的自我感觉良好,小的没叫一声哥哥,他却一口一个'哥哥’”。小伙子封大男孩“自称哥哥”,我们也跟风相称。这趟远途,多亏了“自称哥哥”!让小弟弟快乐,让他爹妈省心,也让我们看了《哥俩好》(1962年公演的电影),睡了囫囵觉。
乘客中不乏风趣人,其不经意的举手投足,生出的笑能,几近击穿车厢板。
一次车过蚌埠,上来八九个到南京实习的中专生,青春洋溢的他们,活脱一群“猴子”,车厢门刚露脸,立即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们没座位,只好站过道,瞬时,说笑声飞遍车厢。有个长相酷似电影《林海雪原》小炉匠的青皮后生,格外搞笑。
“小炉匠”幽默赛学历,俏皮胜正经,典型的脱毛牙刷——板眼多。同伴问他:“外衣咋短一截呢?”他衣襟一撩,脑袋一昂,头发一甩:“两套领导班子,咋样?!”这时,另一位同伴不知对他说句什么,他眉毛一扬,兰花指一跷,戳一下对方额头:“个死样!”车厢里的人“轰”的一声,大笑起来。有人喊:这孩子,不当演员,白瞎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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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吃食,请相邻乘客品尝,是乘客表达友善的一种方式。有时,乘客因匆忙而不及带吃的,又错过送餐车或食品车,此时的相互关照,胜雪中送炭。
某年端午节前,我去南京开会,带了包小粽子上车。中午,拿出粽子填肚皮,对面一位眼镜男,不时瞄我一眼。我以为自己吃相难看,自嘲道:“粽子袖珍,一口一个”。他没搭讪,目光盯住粽子,直勾勾地。过了数秒,他吞吞吐吐地问:“这粽子,哪儿买的?”我摇摇头,旋即意识到:午餐时间已过,他八成饿慌了。我递给他四个玲珑粽子,他忙不迭接过,三两下剥开塞嘴里。
看他虎咽,我心嘀咕:不够塞牙缝?!再看粽子袋,还剩六七个。给?还是不给?有点犯难。约半分钟后,我伸出援手,他神速接过,一气 扫光。缓过神后,他飙出一串“谢谢”:“太饿了,头发晕”。我没吱声,猜他“八成是睡懒觉,来不及吃早饭”。多年后,我知道糖尿病人低血糖发作,会要人命,联想当年那位男士,不顾面子变相“讨要”,多半有糖尿病。再想自己,无意中“造七级浮屠”,心亦了然。
漫长车途,与老乘客不期而遇,也叫人欣喜。
这是一对父女,我们曾三次旅途相逢,其中两次在火车上。
1991年,我由沪返渝。车厢里,一名壮年男子带着一个五岁小女孩,坐在我铺位对面。他们来自浙江舟山,女孩母亲是重庆知青,到浙江投亲靠友插队落户,婚后留在当地。“现在外婆外公年纪大了,我趁暑假,带她回重庆看他们,让她知道妈妈的家乡和亲人”,女孩父亲自我介绍。原来我们是老乡!我与这对父女,拉近了心理距离。
女孩名“佳佳”,脸像圆规画出,皮肤似漂白粉洗过。她爱动脑筋,总是一脸问号的表情。她喜欢逗乐,不时右手食指顶鼻头,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使劲推脸颊,扮出不带走样的狐狸相。见我吃饭时拿出小巧的不锈钢叉,她问:“阿姨,您的叉子我可不可以用用?”一路有这么个活宝伴陪,只觉时间过得飞快。车到终点站前,我送叉子给她,她喜出望外,又仰头看爹,不敢伸手,直到她爹说“快谢谢阿姨!”
1992年,我接母亲乘船到上海。船行第二天,我们到餐厅吃饭,突闻一声脆音:“爸爸,你快看,谁来了!”原来是他们父女俩!更让我吃惊的是,吃饭时,她竟一脸得意地摸出我送的叉子!三个多月后,她爸出差上海,带着一大堆宁波海鲜,特意登门,拜望我八十岁的老母亲。
1995年,由渝抵沪的车上,我与这对父女再度相遇,彼此都惊叹:同一趟列车、同一个车厢,车缘真是不浅!
沪渝这条线,途经川黔,沿途三线建设企业多,车上有不少江浙沪的探亲者。我曾遇到一位年约五旬的女士,丈夫在贵州凯里的军工厂工作。她独自在上海,要上班,要养一双儿女,要伺候公婆……担子重,辛劳多,惟自知,难诉说。夫妻俩的团聚机会,就是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平日,她攒下家里所有好吃的,探亲时带给千里之外的丈夫,或等他回沪享用。那一个月,比过年还高兴。
短暂相聚后,又是长久的别离。“每次他到车站送我,眼睛总是红的”,女士喃喃自语。“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己时”的她,那一刻,泪蛋蛋怕没少落,我想。
这条铁路线,夫妻俩跑了二十多年。“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长长轨道,记录和见证了多少离合、多少酸楚。她说:“如今儿女长大,我也退休,还找了门路,把他调回上海,这趟,我是来接他回家的。”女士一路笑逐颜开,幸福快乐,从眸子中透出,从心窝里流出。
车到凯里站,丈夫见到妻子,脸像五月盛开的牡丹。听着车上乘客对俩人的祝福,我不由得感叹:临到退休,才结束分居。中国人的日子,真难!
07
发车伊始,心里就默念:拜托,千万别晚点!然而,因各种突发情况,“晚点正常,正点不正常”。一趟车,某地耽误几分钟,也得原地待命,等正点车捷足先登,晚点模式由此启动。顺利时,晚半把个钟头;不顺时,则难说。
遭遇的最长一次晚点,被困车内五个多小时。因洪水冲垮路基,工人连夜抢修。列车重启后,经过修复路段,工人们戴斗笠,披雨衣,脚踏泥泞,手握铁锹,立在轨道两边,向小心行走的列车行注目礼。乘客们纷纷打开窗,探出身,竖起大拇指。那一刻,我想起电影《卡桑德拉大桥》:生死之际,乘客与当局斗智斗勇,终绝处逢生;我们此刻,正由他人保驾护平安。
火车一停开,乘客全发呆。遇到半夜临时停车,迷迷糊糊中生出幻觉:到家了?在路上?清醒后,窥视窗外,方知前路漫漫,翘首以盼强光迎面扫过,“隆隆”声倒海排山。一路“让让让”,几分钟拖成几小时。当然,司机也不会对误点处之泰然,错车后,若条件许可,会玩命抢时间。车达目的地前的最后一站,是判断晚点与否的关键,若停靠,百分之百晚点。也有报“晚点”而正点的,只是机率极小。一次由沪返渝,报“晚点半小时”,经司机争分夺秒,车准时现身终点站台,乘客们喜地欢天。
下车一般顺顺当当,但也偶遇麻烦。
目的地是重庆或上海,不怕火车晚点,再晚,家人也会耐心等待。目的地若是北京,则心忧难免。
大学毕业赴京,第一次离家人那么远,举目无亲,惆怅茫然。北京籍同学张荆急人所难,“承包”了“北漂”女同学的接站。我是最后一个到京的,那天火车刚进站,远远看见站台上他的高大身形,不安与焦虑,顷刻烟消云散。他用小面包车将我连同行李,拉到离城几十里外的单位,耐心帮我安顿好,才在连声“有事来电话”中离开。
单位地处偏僻,周边除了零星农户,即是无边农田。每次返京,到北京站后,再换乘到丰台站。火车正点到达,朦胧月色下,步行二十来分钟,农舍残光,零星狗吠,尚可壮胆。火车晚点不多,先到王府井,包亚灵的宿舍对付一晚,第二天,笃悠悠地回转。
就怕晚点太多,心如慌兔,扑腾乱蹿。那次车到丰台,已是夜里近十二点。不巧,包亚灵又回了老家。硬着头皮下车,放眼如泼墨四野,远方幽辉闪烁,恐惧霎时像网,将身心罩严。旷野里,肩扛手提,放开歌喉:“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心脏撞肋骨,脚板敲大地,耳朵里的“怦怦”声,格外清晰。来到公司大门口,铁门擂得山响,“张师傅,快开门”的喊声,半里外都能听见。老张披衣出来,嘴张老大:“这大晚上的,咋不待在北京站?胆真大!多危险!”后来同事说:边走边唱,反易唤来野狗,招来蟊贼。所幸没遭不测,我平安归来。
这些年,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出行方式多样化,机票白菜价,我们也逐步改乘飞机,三两天的车程,两三个小时就能抵达。然而,那些年乘火车的经历,却常浮现眼前,牵动思绪。这钢铁长龙,记录过我的青春,维系过我的乡情,实现了我的聚梦,增加了我的阅历。更重要的是,让我见识了人间百态,体验了生活情趣……
我衷心地谢谢你——南来北往的“绿皮”。
郑忆石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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