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012年，从全球来看，是美元贬值的十年；从中国来看，是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
美元的十年贬值，决定了全球三个宏观走势：非美货币相对升值（美元贬值）；全球资源资产（大宗商品、黄金、资产）高涨；美元现金流向全球各地（美国减息，美元外泄， 9.11后；美联储进行了13次的减息）。此格局所以生成，源于全球两大核心力量：美元套利资本—全球美元套利交易（汇率）；全球对冲资本—美元与全球资源资产的对冲运作（美元贬，资本为避险投资资源资产）。
由此，中国16大以后，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非美货币升值；全球大宗商品、黄金、资本市场繁荣；美元现金主动流入。
而就国内来看，2002年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如下趋势：A、生产过剩（20世纪90年代末,生产相对过剩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2002年至今，生产相对过剩全面形成）；B、资本过剩（自2002年以来，投资在新增需求中始终占60％（截止到2005年），从2006年世界上主要国家M2与GDP之比的结果来看，中国的流动性比其他国家都要高，与一直以来受流动性过剩困扰的日本相比，日本1.43，中国的1.65，比日本还高，可见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到了一个相对严重的地步）。
显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如何解决呢？
在逻辑上，“生产过剩”要靠“市场消费”来解决，“资本过剩”要考“资本投资”来解决。“市场消费”=内需 外需；“资本投资”=商品资产化 货币资本化。这意味着，原先的政策空间将逐渐萎缩，中国需要进行新的政策设计。
情况如何呢？
从政策供给来看，有三个基本框架：A、金融化；B、外贸驱动；B、政府投资。
金融化，即鼓励社会投资，力推商品市场金融化。如：第一，“低息 利息税”的政策组合，逼迫货币从银行出来进入社会；第二，2003年以后，80%的“经济适用房”被改置为“保障性商品房”，即房产市场中，有90%的房子是可以进行投资的商品（10%商品房 80%保障性商品房），由此，2004年后，房子本质上实现了“金融化”（它是一种股票，非简单的用来住的商品）；第三，股市的扶植，中产阶层投资股市；第四，地方城投集团的兴起。
外贸驱动，即解决“生产过剩”的选项中（内需 外需），内需启动很困难，就转而倚重外需。一则，2001年入世成功，中国全面进入全球市场体系，所以外需很强，这是客观诱因；二则“内需不足”在中国是一个表面性问题，其内核是“购买力不足”（即，一个月3000元工资，必须开支是2700，购买力只有300，在这个意义上，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工资5000.购买力变为2300，其本质是一个分配制度问题，非简单的经济问题），而分配制度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这是一个主观制约因素。所以，外贸作为“驱动因素”也就自然而然了。
政府投资，政府主导型市场化的优势在于政府的介入性强，在资本过剩的背景下，政府拥有资金优势（政府部门的高储蓄 企业部门的高储蓄）。再加之GDP理念的错位，政府投资成为解决“资本过剩”的“偏好性”选项。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外需引擎熄火，政府投资更自然成为首选。
从政策的积极效应来看，上述政策框架完成了既定目标：A、社会总体财富水平提高了，即十年前不愁吃不愁喝了，现在有车有房又全身国际化了；B、民生获得政策性支撑，农村、城镇、基础设施大发展；C、社会经济又上一个台阶，即从“商品化”进入“资本化”层次。
同样，一分为二。上述成就的后面，也带来了新的负面性。
主要有三：A、货币发行权的非自主性风险更大。上个十年的分析中曾说个这个问题，现在的风险是，隐忧更大了。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约2.8千亿美元，2012年，约3.2万亿美元，按照“1美元=21人民币”估算，国内人民币发行近60多万亿由此而来。B、分配性扭曲，其内涵是：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的差异超过合理界限；资本课税与劳动课税差异越线；国际分工中，收益与成本之比失衡；国内分配中，行业、地区差距过大。C、购买力不足。
总的看，2002-2012年的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长足进展。社会生活水平、经济水平、政治文化领域均有量和质的提高。放在大尺度中看，这个10年，确实是中国的“黄金发展期”。但，也不容否认，这个10年，1992-2002年留下的问题（货币发行权的自主性、垄断、低福利低链条）不仅没有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固化了，不仅如此，新的负面性又产生了，这就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
未来中国发展将进入“2012-2018”全球美元升值的大区间，美元回流，世界经济反转，全球政治博弈格局重构；国内国外，形势“前所未有”；中国，发展进入转型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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