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化县法警伍某入室抢劫杀人，手段极为残忍恶劣。事发后，新化县“有关方面”公布了调查结果：伍某为新化县法院“临时聘用”法警，目前法院已解除了与伍某的劳动关系。作为一名司法系统的“临时工”，伍某在中国当代“临时工犯罪史”上又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临时工制”大概也够称为中国“特色”的一部分，如今她的主角终于由城管变成协警，由协警变成法警，由上街变成入室，由“执法”杀人变成了抢劫杀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种必然的结果是由这种制度所制造的。
20年前，《劳动法》已从名义上取消了“临时工”的存在，但也只是名义上而已。正像中国的许多法规并不能称为法规，只能称为墙饰，许多人并不能称之为人，只能称为工具一样。在权力与私欲的主持下，临时工也由一种职业转变成为一种制度——凡是有了责任与罪恶之处便会有“临时工”的出现。
“临时工制”的制定与执行者都是政府，这应该是政府工作中最为着重的一种；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政府诸多不作为中少有的一种“作为”。
发明与构建“临时工制”的政府与官员是极聪明的，“临时工制”容杂活用了中国文化历来擅长的瞒天过海、借刀杀人、避重就轻、化整为零、李代桃僵、舍卒保帅、浑水摸鱼、偷梁换柱、金蝉脱壳、大事化小等等路数，先是以政府的专权为自己营造了一堵围墙，一道护河，一片有关责任的缓冲地带，使自己进退自如，再经过一番简单的手脚，便将责任卸掉。如此，真凶可由暗道潜走，只留下一堆“临时工”的残血剩骨，仿佛刚刚结束的替罪羊的祭祀。
中国“临时工”——城管与法警之类——的犯罪或许是单体的罪恶，并不以制度的优败为转移；但“临时工制”却是一种整体的罪恶，她决定了此类罪犯的存在与延续。因此，伍某的犯罪便不仅是个人的败劣，更是制度的败劣。所谓一个好的制度能使鬼变人，而一个坏的制度则使人变鬼。“临时工制”便是这样一个制度。
“临时工制”是一种现代文明之下的犯罪机制：人一面成为罪恶的策源地，一面成为作恶的工具与预定的牺牲品。以历史而言，论及人类败劣的制度，奴隶制大概算是最坏的一种，但“临时工制”分明比她更坏。
“临时工制”的存在将使社会成为一个恶棍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较小的恶棍将为更大的恶棍顶包，使他们在由犯罪牟利的同时预先逃脱了制裁与审判。单以中国的现行体制，“临时工”的“货源”是不愁绝尽的，仿佛奴隶制下的“劳动工具”。只是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单一的“工具”，一个已进化为复合型“工具”了。
3年前，新化法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法警，经过“两轮考试和资格审查”，伍某得以录用，聘期至2014年6月30日，即他行凶杀人前不足数月。也不妨就此查下，倘若伍某没有行贿，而聘者没有受贿，是否算是违背了“中国国情”？
温善的人们常乐于相信：凡恶棍不会有好收场，恶棍社会也不会经久存在。但恶棍之所以称为恶棍，就在于他们并不意识这些。与眼底手边的利益相比，他们既无需什么长久，也不会去劳神预计什么收场。他们正仿佛是“临时政府”里的“临时工”，所有的作为只是自己在任时的贪得与诿责，也正是鲁迅先生所说“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想那个国度断然不会是一个窝藏了黑煤矿、黑砖窑的奴隶制与黑城管、黑警察的“临时工制”的国度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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