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现象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指在紧急情况是由于有他人在场而没有对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情况。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与在场旁观人数成反比,即旁观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结论性的、权威的证据证明旁观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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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旁观者效应 英文:BystanderEffect
拼音:pánɡɡuānzhěxiàoyìng
观者效应也称为责任分散效应,是指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因为前者独立承担责任,后者期望别人多承担点儿责任。“责任分散”的实质就是人多不负责,责任不落实。 利他行为受到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因素便是“旁观者效应”。旁观者效应指的是,个体对于紧急事态的反应,在单个人时与同其他人在一起时是不同的。由于他人在场个体会抑制利他行为。
现象研究
旁观者现象是由JohnDarley和BibbLatane首先在实验室进行研究的。在实验中,试验者或是一个人进行实验,或者同多个试验者一起进行。实验包括从房间的排气口排出烟,一个女人摔倒并受伤,一个女生突然抽搐等。研究者记录下在这些情况下试验者是否干预,如果干预,要花多长时间才行动。实验表明在有他人在场时,救助行为都会受到抑制。
有很多原因解释为什么旁观者在他人在场时不会提供救助,社会心理学家比较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的解释: 一、社会抑制作用(社会比较理论):社会上每一个人对所发生的的事情都有着一定的看法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每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个体在行动前就比无人在场是更加小心的评估自己的行为,把自己准备做出的行为和他人进行比较,以防出现尴尬难堪的局面。比较结果当他人都不采取行动时,就会产生对个体利他行为的社会抑制作用。
二、社会影响结果(从众心理):一个人不仅会以他人看法来评估某一情境,而且在行为举止方面也倾向于模仿他人行动。这种情况在特殊情况下更为突出。个体在面对紧急情况下,即使意识到有责任上前帮助,但若别人没有行动的话,个体往往会遵从大家一致的表现。
三、多数人忽略:他人的在场和出现影响了个体对整体情境的认知、判断和解释,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对自己陌生情况进行判断。人们既缺乏对行为措施的心理准备也缺乏对行为的信息资料。因此每个人都试图观察在场每个人的行为资料以澄清事情的真实、自己的模糊认识。从他人行为动作中找自己行为的线索和依据。
四、责任扩散:在紧急情况下,当有他人在场时,个体不去救助受难者的(社会)代价会减少。见死不救产生的罪恶,罪恶感、羞耻感,责任会扩散到其他人身上,个体责任会相对减少。我们说,为了对处于困境中地人提供帮助,个体必须感到自己有责任采取行动。但是,当有许多人在场时,就造成了责任扩散,即个体不清楚到底谁应该采取行动。帮助人的责任被扩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这样每一个人都减少了帮助的责任,容易造成等待别人去帮助或互相推诿的情况。第二个解释是对让会举止失措的害怕。在任何紧急事态中,为了作出反应,就必须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停下来,去从事某种不寻常的、没有预料到的、超出常规的行为。在单个人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但由于其他人的在场,他会比较冷静,观察一下其他人的反应,以免举止失措而受到嘲笑。[1]
kittyGenovese案例一直被视为“旁观者效应”的经典案例,但是其实这个案例被过度渲染或是错误引用了。Genovese小姐于1964年被一个系列强奸杀人犯用刀捅死。根据报纸报道,这个过程长达30分钟。在引起一位邻居的注意后,杀人犯逃离现场,十分钟后重回现场并继续捅Genovese小姐直到她死亡。报纸报道38位目击者目击了凶杀过程,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或者打电话报警。这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轰动。
根据2007年《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kittyGenovese一案被媒体夸张报道了。当时没有38位目击者,在案发过程中警方也至少接到过一次报警电话,而很多邻居只是听到有声音,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案发过程。该文作者认为这个案子之所以一直以来被作为“旁观者效应”的经典案例,是因为对学心理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使全国感到震惊。这件谋杀案受注意的原因与凶手、被害者或其谋杀手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上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个事务处理机操作员,根本不认识她,他以前还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再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两位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对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他们都觉得,对于证人们的无动于衷,一定有个更好的解释办法。
经过好几个星期的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们启动了一个广泛的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的反应调查。在研究中,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参与了一项未说明的实验,以满足课程必需的一项要求。巴利、拉塔内或者一位研究助手会告诉每个到达的参与者,该实验涉及都市大学生个人问题讨论。讨论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为了尽量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他们将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不管假设是在与其他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五个人谈话,是因为事实上他听到的别人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总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呦……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在大喘一阵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85%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听到这些发作的参与者中,只有31%的人动了。后来,当问及学生,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巨大的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现在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他们把它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或者更简单地说:“旁观者效应”正如他们所假设的一样,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旁观者无动于衷。对旁观者效应的解释,他们说,“可能更多的是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4477/20020809/7965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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