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后娘娘是如何落户津门的
最初，天后灵异的神话，只限于民间传说，影响亦仅限于闽、粤沿海一带。然而，她是如何传至天津，被天津人作为女神崇拜的呢?
不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悠远的历史。约在五千多年前，包括黄河在内的所谓九河下梢的人海口就在现在的三岔河口。由于九河挟带泥沙特多，把海口以东的海域逐渐淤淀成陆地。约在二千多年前，入海口自三岔河口东移到今白塘口，又在一千多年前再一次东移到泥沽口，现在的大沽口不过是元、明之间形成的。在从三岔河口至大沽口这段陆地形成的过程中，顺其自然地形成了一条“七十二道弯”的天津母亲河一海河。大约就在以泥沽口(其对岸为军粮城)为海口的隋唐时期，天津地区才约略形成河海交通枢纽的格局。
金代，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今北京)并改燕京，为中都，从此以后漕运日兴。当时皇族、军队所需粮饷，都要从河南、山东及河北一带通过南运河运至天津，再经北运河转输中都。天津三岔河口一带遂自然成为南、北运河及海口的咽喉。为护卫中都及漕运转输的安全，金宣宗于贞佑二年(1214)，派都统完颜佐、副都统完颜咬住戍守“直沽寨”。“直沽”，这是今天津地区最早的正式地名。自此至清初，天津不仅为漕运之枢纽，而且成为畿南军事重镇。
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定都于大都(今北京)。
起初，漕运河海并重，至元十九年(1282)因河道漕运困难，始改海漕，天津成为海运漕粮的必经之地，运量与年俱增。不过10年时间，漕粮运输已增至300万石。天津沿海一带呈现出“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的繁荣景象。
然而，“行船走马三分险”，海上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漕船的航行安全和船工、商贾的生命。作为海上运输业的保护神、海上航行者的精神支柱——天后娘娘，自然而然地随着漕运的船工和商贾传到津门。而元代统治者出于从精神上安抚船工民心的需要，对天后娘娘的认同，也促使天后娘娘适时在天津“安家落户”。所以说，就在这种历史不断衍进的过程中，天后娘娘起初是以海洋运输业的航运保护神的身份踏上天津这片土地的。随之而来的，便是天后信仰的迅速传播。
津地居民，古来多以渔、盐为利。从事两业生产的人员，长期与危险、繁重和风浪打交道，因此，极为渴求战胜自然、战胜盗寇的精神保护——即神灵呵护。
或许，他们也曾有过某些原始图腾崇拜，但是，迄今查无历史遗存的考证。漕运的兴起，更增加了这种精神寻求的迫切感。而南北漕运的漕船，为他们带来的有利佑海运及盐业生产功能的天后娘娘，恰恰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神灵，犹如雪中送炭，故尔能迅速承认她，乐于接纳她，进而信奉她。这是最具实际的精神崇拜，其显而易见的功利目的也是不言自明的。
更何况，天后娘娘本来就实有其人，脱胎于民间凡女，不像中国古代某些单凭奇特的想象编造出来的神灵，让人有虚无缥渺、玄妙莫测之感。即便是女娲这样抟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的创世女神，似乎也不如来自民间的天后娘娘，更让人感到亲切，感到真实，可以托付，能够信赖。伴随着种种美丽动人传说而来的天后娘娘，展现在天津百姓面前的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崇高形象，是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真善美的典型。为此，对天后的崇拜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神灵，即使是同性别的女神。
加之历代统治者对天后褒封的逐步升级，也强化了天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致使这种信仰愈加“合法”化，对这种信仰的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这种传播与今天通过现代化的媒体传播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良好的口碑则是不可小觑的重要传播渠道。
二、最早传入天津市区的正神
信仰，是精神的力量；信仰，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粘合剂。
一种信仰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是不可或缺的。
一种信仰对于一个地域来讲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在天津早期的民间信仰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无疑是天后信仰。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不同性别的人，尽管信仰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却能达成对天后的共识。
在天后这尊民间神灵落户津门后，其他一些神灵及东西方宗教才陆续传入天津。如道教，虽然在郊县蓟县上仓乡高家套村早在唐代就已建有道教庙宇真武庙，但是，据天津志书记载，在市区天津最早的道观——灵寿宫，却建于元惠宗至元(后)年间(1335—1340)，要晚于天后宫的兴建。
再如，据可稽考的文献记载，天津的佛教始于元代。但只有一个笼统的朝代，而无具体年代可指证。天后宫的兴建，虽初为僧人管理，却又没有当时立庙的记载。因此，极有可能的是，早期僧人实乃“借帆行船”，其实是并无佛教庙宇的。清初，因皇帝尊崇佛教，方使佛教在天津有了较大发展。
至于地方民间宗教，也是较晚传人的天津。而西方宗教，更是晚至19世纪中叶才传入津门。即使作为海神，天后娘娘也并非是惟一的一个(另有一小圣庙祀海神)。这样，天津慢慢形成一种多元崇拜、多元宗教文化的格局。
然而，这其中能够形成气候、形成规模且最具影响力的，却仍然是非天后娘娘莫属。天后娘娘，可以说是最早传入天津市区的正神，是其它宗教的偶像和神灵所无法替代的。所谓正神，即为国家载人祀典、加以祭祀的神灵。而且，直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后娘娘始终是天津地方百姓最主要的崇拜偶像，最重要的支柱。这里当然包含先入为主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客观环境的影响和主观意识传承。百姓对天后的信仰，除了希望借助外力战胜单靠自己难以逾越的困难与障碍，还表现在对天后娘娘身上体现出的美好人性与中国传统美德的赞许与颂扬上。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种民间的民俗信仰，简单地等同于封建迷信活动。
时值今日，天后娘娘依旧受到众多信徒的崇拜和供奉。逢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天后宫内依然香烟缭绕。由此可见，天后信仰在天津民间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这充分说明，一脉相承的天后文化理应成为天津城市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96年5月11日，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天津天后宫内举行的妈祖文化研讨会上说过：天津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海河，一个是天后。这话，高度概括并形象表达了天津地方文化与天后(妈祖)文化的关系。
三、天津最早的地方保护神
一方神灵护一方水土。天后娘娘就是天津最早的地方保护神。
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朱棣认为直沽是北方沿海水陆交通的要冲和漕运的咽喉，决定在此设卫，赐名“天津”，以纪念明建文二年(1400)十月二十七日率兵从直沽渡河偷袭沧州的胜利。《重修三官庙碑记》云：“成祖文皇帝人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筑城凿池，而三卫由所立焉。”
从这年起到永乐四年(1406)，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驻兵16800人，负责漕运、屯田、戍守、巡捕等事务，并兴建天津城。城为土筑，城周1626丈，东西长504丈，南北长324丈，高2.4丈。东去海河220步，北抵卫河200步，与天后宫咫尺之遥。“卫”为明代军事建制。后人惯称的“天津卫”即始于此。
永乐十九年(1421)，明王朝迁都北京，天津成为
京都的东大门。在此前的1415年，明王朝再次疏浚南通杭州、北达通州的大运河，海漕遂止，而河漕却日益繁忙，最盛行时行驶在大运河上的船只近万艘，经天津的漕粮每年过四百多万石。天津为此设立了户部分司机构，专门加强对漕运的管理。
漕运粮食的激增，促使天津广建储粮仓廒，同时促进了造船业、盐业和商业的长足发展。明嘉靖年间，又准许漕船夹带二成货物，沿途自由贩卖，南北土产物资和各业商贾齐集天津，使天津成为北方商品的集散地。
经济的繁荣，促使人口急骤增加，居住范围也由海河沿岸扩大到城厢内外。于是，明王朝在天津设置了最早的地方行政机构。
弘治四年(1491)，天津土城又用砖包砌。新城“城垣九里十二步，高三丈五尺”，面积达二千七百余亩。城有四门，名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北城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清雍正时，天津在短短几年间，由卫升州，又由州升府，政治建制一再升级，表明了天津政治、经济地位的日趋重要，且已具备完整的地方行政系统。
面对如此迅速崛起的新兴城廓，谁来做她的精神依托，实施护城之责呢?
按我国典籍记载，该为“坊”神和“水庸”神，即城墙神和护城河神——不知何时何因二神合并为“城隍神”。“城隍”一词始见《易经》，到唐中叶各州郡才设城隍庙，至宋庙宇遍设。但是，当时天津尚未建城。迨明代天津建城伊始，专司保城护池之职的城隍庙也未能及时设立，城隍神尚未驾临津门。这样，最初以护航女神身份传人天津的天后娘娘，即以其民众的信赖及官方的尊崇，被推拥到地方保护神的位置上。天后宫里明代牌楼所悬“护国保民”的匾额(后改正殿悬匾)，即是绝好的证明。这大概也是天后信仰中得到官方认可的首次功能变异吧?
其实，就是城隍庙在天津老城西北角建立时，城隍对整个天津城市的影响力，乃至“灵异”程度，甚至就庙里举办的庙会来说也远远不及天后宫。海神天后对天津城市的影响，由此可见。 ’
然而，值得令人回味的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后宫里的天后娘娘和城隍庙里的城隍神，并没能护卫住天津。外国侵略军不仅以炮火两次侵占了天津城，而且于1900年连城墙也野蛮地予以拆除，让新老保护神陷入了极其尴尬的窘境。
四、从单体到群体的万能之神
勿庸置疑，天后是海神娘娘，是护卫海上运输的。可是，以元代为例，从南方向北方输送粮食，单靠海运还到达不了目的地，漕粮运至津门，务必要由吃水浅的内河船转运大都。就这一点来说，海运与河运不可分割，只可联运，因此海神天后又兼具河运漕粮保护神的职责。这是由当时河海运输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明初，政府因海盗关系实行海禁政策，漕粮不再走海运，而是通过河运运往大都，且漕运粮食日趋增多，这就使得海神娘娘更多地担负起保卫河运顺畅的任务。
但是，纵观天津当时所设的多座天后宫，除东门外天后宫与陈家沟天后宫位于三岔河口近旁，仍为河运的必经之地，须仰赖天后继续呵护，其余多数天后宫因远离河漕运道，囿于形势的变化，则不得不发生功能性转变，否则，为保佑海运而建的天后宫则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诚然，天后信仰的变异，天后宫功能的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在转瞬间即可完成的，而是循其社会生活的轨迹，循序渐进完成的。
在天后传入津门的近百年中，经过官方的大量宣传，持续的褒封，定期的祭祀，不能不对民众的宗教崇拜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以及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加之民间流传众多的天后神话，使得天后在天津民众心中慢慢植根，祭祀香火日益兴旺。天津的善男信女认为娘娘有求必应，可赐福保平安，保大吉大利，大福大顺，因此颇为虔诚地敬奉娘娘。对天后的信仰已从保护航海扩展到乞求子嗣，渴望消灾祛病，以至成为保护天津地方的神灵，百姓心目中不可缺少、不可分离的精神主宰。
《 天津皇会考纪》载：“航海者祀之极为虔诚，一般人民亦渐信仰，尤为妇孺所有各事，莫不祀天后而求顺遂。于是，天后遂成掌司各事之神，而为妇女心灵中唯一之主宰矣。”
百姓将天后当成“自己”人，当成长辈，当成倾述苦闷、疗救病痛的多功能神。正如另一本专著《天津皇会考》所云：“天后不独为司海之神，抑亦保赤之神矣。是故往往人家小孩有灾病时，亦往祈祷。是则天后宫之香火又不独只享诸渔家矣。”
原本，福建民间初祀天后之时，天后就是以扶难济困、解危解厄、乐善助施等形象出现的，并不是以海神的形象出现的。只是在经朝廷的认可后，方才以抗航女神的行业神的形象流传于世、传入津门。而这些先前民间祝祷的内容，此时已逐渐步人津门百姓家。当天后作为护航神的“灵异”相对减弱后，由于人们喜爱天后，反而刺激、强化了海神娘娘的其他功能，使海神娘娘从单一的“护航”功能，发展成多功能，成为万能之神，致使对天后的信仰悄悄地发生了变异。
到清初，海运虽然一度恢复，但等到清末，最终还是被河漕所取代，而祭祀天后的香火，不仅没有因此熄灭，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到崇拜天后的队伍中来。渴望财运的新贵，乞灵武运的军阀，求子求福的乡民，甚至期待“顺遂”的妓女，也都纷纷在天后神像前跪拜，拈香默祷。这时的天后娘娘，既是官府祭拜的正神，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民间俗神。
天后宫前院残碑碑记载：“虽今海运久废，神可端拱无为，而至于水旱刀兵疠疫，以及祈嗣保婴之属，士女至女虔祷，盖未尝不与兴化、临安诸庙同一响应。”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清人许叶珍编绘的《天妃图》，共两册，48幅，每幅图都绘有故事情节和文字说明。据该馆馆员李露露载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15—16期)介绍，她于1989年曾赴福建莆田湄洲屿进行民俗调查，认为“该图是有所本的”，它提供了有关妈祖信仰的形象资料，颇为珍贵。从图册反映的形象看，妈祖具有“保护航海”、“布雨抗旱”、“求子保婴”、“主宰战争胜负”等功能，妈祖的职司是由小到大的，最后成为万能之神，由此可见，天后娘娘由单一功能变成多功能，并非天津所独有，而是在中国带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从中也可窥见妈祖信仰的发展轨迹。
中国民间造神往往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为了满足求福免灾、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常常随心所欲地塑造出任何自己所需要的神。在医疗卫生极端落后的时代，天津民众生活困苦，缺乏起码的医疗保障，多得疾病，尤其惧怕天花及没有子嗣接续香火，有悖孝悌的伦理道德。在南方很早就传说天后对这两件事的“灵迹”。天后传人津门后，因其是女神，妇女崇拜者尤多。而东门外天后宫，“在天津得居民之信仰最力”(《天津皇会考》)，香客最多，反观它庙的天后，因香客稀少，却显得格外清闲。于是，庙内管理者依照天后的职衔，依样画葫芦，加塑几位助手，亦可称之为“分身”，一方面为天后“分劳”，减轻其负担，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庙里的香火，因天后信徒多为女性，分身出来的“娘娘”们，也多与妇女事宜相关。如子孙娘娘、送子娘娘就职司生育。但是，生子需分娩顺利，养育得当，于是引母娘娘、乳母娘娘降临。有一子太孤单，旧俗多子才多福，于是百子娘娘、千子娘娘问世。随着信仰范围的扩大，现实生活的需要，癍疹娘娘、眼光娘娘和耳光娘娘又次第产生。最终，信徒无论男女，均把天后看作是一位无所不应、无所不可求的万能之神。“求顺”，成为天后崇信者的终极目的。
在封建社会里，劳苦大众倍受痛苦煎熬，又寻求不到解脱苦难的良策，只是将美好生活的梦幻，寄托在虚无缥渺的神灵身上，以使精神得到些许安慰。透过“迷信”的纱幕，人们不难窥见劳苦大众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理想彼岸的追逐。
统而言之，海神天后只是中国的一位民俗神。天津地方民众，以天后为中心形成的天后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积淀，慢慢演化成一种独特的信仰民俗，并由此派生出民俗崇拜。她对天津民间文化、艺术、婚育习俗等，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天津民俗文化发展的佐证。亦反映出天津人多姿多彩的文化心态。
天后——永远值得天津人敬重的神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