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康熙甫立，湖州人庄廷鑨和庄允诚父子因在编写和刊印的《明史辑略》中使用了南明的隆武、永历年号而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其时虽庄廷鑨和庄允诚已死，但仍被清廷掘墓刨棺，枭首碎骨，并悬尸三月，庄氏一族及牵连着被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史称明史案。
电视剧《鹿鼎记》中刻画的明史案
明史案是发生在清朝初期的典型文字狱，其时明朝刚刚灭亡，清廷作为异族入主中原不久，正急需宣扬清朝的正统地位。在清朝看来：明朝在李自成入北京城那一刻便已灭亡，此后入关的清朝方是此时的正统皇朝，虽然此后有明朝遗民先后拥立数位朱明皇室在南方称帝，但均为伪朝，其年号也理所应当为伪号，唯有顺治才是当时的唯一年号，因此当《明史辑略》使用隆武、永历年号无异于否认清廷顺治朝的历史，触及了清朝的核心利益，其结局便可想而知。
明史案
“明史案”的爆发集中反映了清初对南明历史地位的定位问题，从清初到乾隆中期的100多年里，清朝官方对南明及南明诸帝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是王非君”，这一核心观点集中体现在其官府编纂的《明史》中，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的稳固，乾隆逐渐改变了对南明诸帝的看法，开始区别看待南明诸帝的地位，将福王政权确立为正统，而唐、桂等政权则仍旧定为伪朝。
清朝入主中原后，为显示正统，急需给亡明盖棺定论，于是在顺治二年便设立了明史馆，用来纂修《明史》，但由于此时的清朝尚未统一全国，尤其是南方还有残明的势力存在，《明史》的修撰工作直到康熙十八年才正式开始，1644年前的历史无所谓争议，但如何定位明亡后南明诸帝的地位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明代皇位世系（含南明诸帝）
一开始，康熙批准史官将福王、唐王、鲁王、桂王附在崇祯本纪后。然而，康熙五十年，因《南山集》又引发了文字狱，书中直言不讳的记录了明初清初的事件，歌颂明末遗臣的抗清壮举，引起了康熙的不满，案件前后牵连三百余人。此案发生后，康熙改变了对南明诸帝的态度，决定将南明诸帝从崇祯本纪撤出，另立《三王(福王、唐王、永明王)传》，排列在《诸王传》之后。到了乾隆初年，清廷更是不让南明诸王在《明史》中享有特殊的地位，索性连《三王传》都不再设立， 只将他们的传记散杂在《诸王传》内。其中鲁王朱以海传见于《太祖诸子一 ·鲁王檀》后，朱聿键传见于《太祖诸子三·唐王桎》后，朱由崧和朱由榔传则分别见于《神宗诸子·福王常洵》和《桂端王常瀛》后。
南山集
将南明诸王的传记散置于他们祖先的传记之后，如此一来无形中就是等同南明四王与有明诸王的地位，同时使得南明的历史无脉络可寻。此外，尽管南明四王的传记固已简略，而其中提到“弘光”、“永历”等年号，又有“伪号”两字冠于其上，显示清廷对南明政权的蔑视。
乾隆四年(1738)八月，武英殿虽未刻完《明史》，乾隆已急不及待，下谕仿照《资治通鉴纲目》的义例，编纂《明纪纲目》， 后来改名为《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与《明史》“相为表里”。此书在乾隆十一年(1745)三月完成，全书以崇祯十七年作为结束，不记载南明历史。
清朝官修《明史》以崇祯17年为明朝灭亡时间
从《明史》与《明纪纲目》的编排可见，乾隆在位初期不但贬斥南明的历史地位，而且有割裂，甚至抹杀南明历史的意图。乾隆这种态度，直至乾隆中期，始终一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发生金华县生员陈邦彦手批朱磷《纲鉴辑略》一案。这宗文字狱的导火线是书“内有本朝初年尚书明季伪号等语”。 乾隆虽然没有亲见此书，却认为“此书既有逆绩，该生辄敢手加披阅，实属狂悖，自应严惩示儆”，因而下令“将该生从重办理，其坊市印板，并民间所藏，遍行查出销毁”。
纲鉴集要
然而，乾隆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展开一项庞大的编纂计划，修撰一部上起远古、下迄明代的纲目(即《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下简称《辑览》)。由于需要确定书中的明代历史应该在甚么时候终结，促使乾隆重新考虑明、清易代之际的正统问题。
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乾隆对明、清易代的历史，首次提出了新的观点。
该月，他在国史馆进呈新纂的列传《洪承畴传》内，看到了“于故明唐王朱聿钊，加以伪字” 的说法，引起了他的不满。乾隆认为，国史馆这种书法“于义未为允协”，在他眼中，福王政权是可以与赵构南渡相提并论的，至于唐、桂政权则形同于帝昰、帝昺。
弘光帝朱由崧
“明至崇祯甲申，其统已亡， 然福王之在江宁，尚与宋南渡相仿佛”。
“唐、桂诸王转徙闽、滇，苟延一线，亦与宋帝昰、帝昺之播迁海娇无异”。
“唐王等皆明室子孙，其封号亦其先世相承，非若异姓僭窃，及草贼拥立一朱姓以为号召者可比”。
基于上述理由， 乾隆主张对南明诸王，“不必概从贬斥”。
当国家戡定之初，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今承平百有余年，纂辑一代国史，传信天下万世，一字所繁，予夺攸分，必当衷于至是，以昭史法。
对于南宋的历史，乾隆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南宋应该亡于赵显，至于赵昰、赵昺虽然仍未宋室“ 残喘”，但不应该视为正统。
帝昰、帝昺
“元兵既入临安，帝显身为俘虏，宋社既屋，统系即亡，昰、昺二王窜居穷海，残喘仅存，并不得比于绍兴偏安之局”。
基于此，乾隆商辂等编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提出了批评， 认为在赵显被虏以后该书“尚以景炎、祥兴大书纪年”，不但“曲徇不公，于史例亦未当”。因此，他在《辑览》中“特加厘正，批示大旨，使名分秩然，用垂炯戒”。
由此延伸到 “明之唐王、桂王于昰、昺亦复何异”， 如果史官“竟以为伪”，便是“矫枉过正，弗协事理之平”，乾隆同时还指出，对“明末诸臣如黄道周、史可法等”，亦应持有宽容的态度。他们“在当时抗拒王师，固诛僇之所必”，但是“及今平情而论，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容掩”， 不可“概以为伪臣目之”。
在提出自己对南明政权的新观点后，乾隆便训示国史馆总裁，说他们“承修国史，于明季事皆从贬，固本朝臣子立言之体”； 然而，此等史事皆由“一秉至公”的他“亲加阅定”，史官实不必“拘牵顾忌，漫无区别，不准于天理人情之至当”。
永历帝朱由榔
而在乾隆批示《辑览》的“大旨”里，他还将赵昰、赵昺与北元君主进行了比拟。
元自顺帝北迁沙漠，未尝不子孙继立，苗裔屡传。然既委弃中原，编年者即不复大书故号，此正也。则知昰、昺之已失中原而仍大书故号之非正矣。
这样一来，乾隆实际上将“宋二王之居领海”、“元顺帝之居漠北”以及南明“唐、桂诸王转徒闽、滇”三者放在了同等的历史地位上。
夫兴废代嬗，其书法自有一定，不可稍存偏袒之私。
在这里，乾隆用宋、元的嬗代兴废做例子，为明、清之际的“废兴代嬗”做了参考，对他处理明亡清兴的历史提供了帮助，既然他认为福王称帝的情况“尚与宋南渡相仿佛”，无形中也就暗示弘光朝才是明朝的结束。
隆武帝
因此，对于《通鉴辑览》一书的编纂，乾隆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 ；“《通鉴辑览》之书，非一时之书，乃万世之书” 。因此，此书“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最后，为了避免史官“于本朝嬗代之初有所偏向” ,以致“有愿于心而贻来世之议” ,乾隆亲自厘定了明、清易代之际的纪年及正统归属法则。
兹于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邃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夫福王设于江南能自立，未尝不可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若夫唐王、桂王，穷窜边隅，苟延旦夕，此与宋之帝昰、帝昺同例，不可仍以正统属之。
由此可见，在乾隆中期，由于他对明、清易代的历史有了新的看法，因而需要重新订定南明政权的历史地位。于是，《辑览》修正了《明史》和《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二书以崇祯十七年为明亡之年的旧说，转而认定弘光朝仍然属于明代的正统王朝，同时也没有贬斥朱聿键、朱由榔诸王的行径。
实际上，乾隆所认为的南宋帝昰、帝昺非正统的看法，并不是他一贯的观点。当年乾隆还是皇子的时候，曾写过《南宋总论》一文，文中的意见与乾隆中期的看法并不相同。他说:帝昰、帝昺僻居海滨，国不成其为国，而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诸臣犹尽心力而为之.....卒之端宗惊悸而死，帝昺投海而没，国亡宗绝，社稷为墟，其亦可哀也。
可见在此时，当时的弘历不但尊称赵昰为“端宗”， 而且没有排斥赵昺于南宋帝系之外;又认为在赵昺投海以后，南宋才“国亡宗绝”。 这种论调，与他在乾隆中叶指赵显被虏以后，“宋社屋，统系即亡”的说法，截然不同。
乾隆
可见，早年的弘历对于宋、元嬗递的观点与后来是不同的。直到《辑览》编修期间，已为君多年的乾隆需要制订一条适用于古今嬗代之际的纪年及正统归属的法则，他才改变了早年的观点，不但主张宋亡于赵显，而且将赵昰、赵昺比喻为北元君主和南明诸王。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此外，乾隆中期之所以改变他对宋亡历史的看法，将赵昰、赵昺摒诸南宋帝系以外，与当时汉族士人的南明史观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在当时，汉族士人认为“朱明之末赵宋似”，所以多有以宋末二帝比拟南明诸王，并且力争二帝成为正统君主，暗示南明才是明、清嬗代之际的正统所在。而乾隆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南明的历史划分为两截，把弘光政权比拟为宋室南渡，把朱聿键、朱由榔诸王比拟为赵昰和赵昺，无疑是针对汉人的说法而提出。乾隆不以明亡于崇祯十七年，而给予弘光朝正统的地位，未尝不是对汉人让步。
影视剧中的永历帝
但实际上，弘光政权仅仅持续一年，且又偏安一隅 ，即使认可它为正统所在，对清朝的基业也无任何影响。但如果把其他南明政权都当作正统，则整个顺治朝的存在便失去法理了，这是乾隆无法退让的。由于赵昰、赵昺与朱聿键、朱由榔等之间存有连锁的关系，既然朱聿键、朱由榔诸王不能享有正统君主的地位，与他们相似的赵昰和赵昺自然亦要被褫去正统皇帝的名号。由此可见，乾隆将朱由崧与其他南明诸王判为一类，且将他比拟为赵构，实出于精密的构思。也可以说，乾隆是采用以退为进的手法，透过进朱由崧而贬朱聿键、朱由榔诸王，来达到建立清初正统地位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虽给予弘光朝正统的地位，却力斥朱由崧君臣失德乱政，从而声称“甲申五月以后，乙酉(弘光元年)五月以前，明之正统虽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乾隆虽说“明臣立福王于南京，未曾不可比宋高宗之南渡”，但又强调无论在君主的才识、大臣的贤能或时局的可为与否等方面，弘光朝都远远不及宋室南渡的局面。换言之，乾隆之所以给予弘光朝正统的地位，并不是朱由崧君臣值得受赏，而是出于乾隆的政治目的而已。
到了乾隆四十年，乾隆对南明历史的处理，更为宽大。这一年，他宣布解禁内容包含“附三王纪年”的《明纪辑略》一书，要知道当年乾隆下令销毁此书，是因为“当时以其事涉本朝开创之初，凡所纪年号，例从芟削”。现在，由于编纂《四库全书》的需要，“以搜访遗集，外省奏进此书，阅其体例，非不尊崇本朝，且无犯讳字迹，徒以附明末三王，不宜在概禁之列”，所以“命有司弛其禁”，同时当年他又命令“《 通鉴辑览》附纪唐、桂二王事迹”。
明纪辑略
今思二王究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窃者不同，非伪记也;且其始末虽无足道,而奔窜事迹，亦多有可考。与其听不知者私相传述，或致失实无稽，不若为之约举大凡，俾知二王穷蹙情形，不过如此，更可以正传闻之为舛。
在这里，乾隆说出了他之所以改变南明历史地位的真正原因，乃是为了杜绝“不知者私相传述”、“正传闻之为舛”。乾隆即位以后，即致力推动官方修史。尤其是乾隆中叶以后，撰著尤多。他这样做的原因，无疑是希望由官方垄断历史编纂，再由他控制其中的笔削褒贬。从立的角度来说，官方的史著就是“传信天下万世”;从破的角度来说，就是杜绝私记传闻。两者互相发挥作用，自然收到钳制思想之效。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乾隆在禁毁书籍的同时，命令由官方记载“唐、桂二王事绩”，便更能操持视听。
总而言之，在乾隆中叶以前，乾隆沿袭前朝的策略，对南明诸王的合法性，一律加以贬斥，并且将南明的历史，摒弃于官方记载的范围之外。但从中叶开始，他却一改故态，通过前史为例，重新定位了南明诸帝的正统观，将福王与唐桂政权加以区分，分化瓦解了一批汉族士子对于南明历史的争论，争取了更大一部分人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极小部分让步让顺治朝顺理成章的获得了弘光政权覆灭后唯一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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